当代诗坛上有那么一拨人自称为“民间写作”，一方面，这倒是说出了主流报刊大都拒绝他们作品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要以“民间”这一语词中所可能蕴含的质朴性和生命力，装饰自己对主流和体制的挑战和反叛。 
    从１９８５年前后一些人嚷嚷着要超越“朦胧诗”，１９８６年搞什么“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开始，“民间写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应当注意的是，“民间写作”起初并非主动的追求，而是一种被逼的无奈。 

    在他们自己选出的“经典文本”中，“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就曾自嘲了他们讨好期刊编辑的谦卑状和压在心中的咒骂，描述了遭到５０次退稿，最后只好在自己油印的刊物上发表的悲哀。尽管如此，还是剪下１００份，一稿１００投，“试探命运”。正是在无法融入主流报刊的境况下，他们才有了向“民间”的转向，对主流和体制采取“拒绝”的态度。“拒绝他们的刊物和稿酬！拒绝他们的评价和承认！拒绝他们的崇拜社和审稿制度！拒绝他们的讲坛和各种不学术会议！拒绝他们的“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诗人协会”等等这些腐败艺术、压制创造的伪艺术衙门！”[1] “民间写作” 不是达官贵人厌倦了锦衣鼎食的归隐田园，而是市井小民欲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能后的聚啸山林。 

　　融入体制和主流的幻想破灭，也就扔掉了写作中的小算盘和顾忌，“民间写作”的诗人们，似乎有了拿出货色来的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现实条件的改善，使得作品的发表和流传，也不是制约其发展的根本问题。据１９８６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２０００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９０５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７０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２２种”[2]１９９８年《诗歌报》（１０期）作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式各样的诗刊诗报也有近百家。时至今日，互联网上的诗歌网站，更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如果仅就量来看，“民间写作”在当代诗坛上已呈泛滥之势，但就“质”方面说，“民间写作”被读者拒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诗意的日常性和诗艺的浅显化，是“民间写作”的两个基本特征。“民间写作”拒绝深度、拒绝崇高，对政治是非、历史意义、文化价值进行质疑、嘲弄和消解，注重体验挖掘日常生活事相中所蕴含的一点情趣和玄奥。在表现方式上则“拒绝隐喻”，拒绝语言锤炼，大量的口语入诗并具有浓重的叙事倾向。纵观日趋泛滥的“民间写作”，其不足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诗意单调重复。初初一看，“民间写作”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从人民广场到歌厅酒吧，从头发到脚趾，说得出口的说不出口的全写了，可谓是现代生活的万花筒。但“民间写作”的诗人们于其中所关注的，只是这些生活万象中所蕴含的一点情趣和玄奥，而且还呈现出大量重复的现象。这种重复既表现在诗人与诗人之间，也表现在诗人自身内部。例如韩东的一本集子《白色的石头》，　收１９８３到１９９１年间的短诗70余首，大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到的一点意趣。象《下棋的男人》、《郊区的一所大学》、《你的手》等等，在基本诗意上是相近的。于坚的诸如《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停车场上，春雨》等等，亦是在诗意上不时重复的东西。而将韩东和于坚的上述作品作一比较，他们在基本诗意上又何其相似！于坚写于１９９０年５月的《事件　谈话》，在诗意和诗艺上都没有走出１９８４年写作的《尚义街６号》的巢臼。创作上的自我重复，在其他“民间写作”的诗人身上也很明显，且近年来的表现更为突出。 

    其二，诗意简单，缺乏深度和力度。由于他们拒绝深度和崇高，因而对生活万象中所蕴含的情趣和玄奥，“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总是将其直接呈现，并未在关注人类生存境况的基础上，联系人类的历史、现实和前景，融入自身的思考及理想，作进一步的深加工，将其更为深刻丰富地表现出来。或许他们不能也不愿这样做，这毕竟是一件耗费心智体力和时间的苦活儿。因而他们所展现的诗意，就是一种机敏的感悟，是浅层的、单薄的、片断的。这种诗意的捕捉，显现了“民间写作”诗人的敏感和灵性，但这终究只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 

    其三，语言上缺乏诗性。“民间写作”的诗人们特别倡导以口语入诗，这本来是不错的。口语不仅可以入诗，得当的口语入诗，还能加强诗的当下性和亲切感，使诗的语言更具诗性。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对口语入诗就更需作精心的选择加工而不是随意的记录搀入。在创作实践中，“民间写作”的诗人们的态度则是“怎么写都是诗”，“诗语言，应如驴鸣，怎么得劲怎么嗥。”（《病房意识宣言》，[3]大量口语的随意入诗，使得“民间写作”的诗艺不仅是浅显化，甚至是粗鄙化。在诗中出粗口谩骂，只图自己说得痛快。“民间写作”的诗人们倡导“回归语言、诗到语言为止”，但从他们的创作实践看，他们在诗艺上的语言探索，最终已经转化为语言暴力。“民间写作”浓重的叙事倾向，淡化了诗歌在情思抒发上的自身特色，同时也消弥了诗歌语言和其他长于叙事的文体语言的界限。在诗中口语化地叙事，写起来倒是很轻松很顺手，但这种不能显出自身特点的叙事化的诗艺，在轻松顺手、大量重复使用的时侯，不知道“民间写作”的诗人们，是否意识到了危机？ 　　　　　　　　　　　　　　　　　　　

    应当承认反叛传统和冲击现状的创新意识是可贵的，在特定的时期，也需要写作的策略。“民间写作”以直白浅显的诗艺表现日常性的诗意，伴着大胆乃至放肆的诗歌主张，对传统和主流、体制和现状，已经形成了冲击，显出了先锋性。作为一种写作策略，应当说“民间写作”是成功了，反常的诗意、诗艺及诗歌主张，使得“民间写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当代诗坛上鲜明地凸显出来，让人们不得不关注其诗歌追求。 

    然而“民间写作”的缺陷，也正源自他们写作策略的成功。皮相上的惊世骇俗只是“先锋的姿态”。真正的先锋，除了反叛传统的激情和勇气，还应有不断自我深化、自我完善的动力和能力。１９８６年的《大学生诗派宣言》声称，他们所创作、所追求的诗“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作为一枚炸弹，它只追求那美丽的一瞬――轰隆一响”。[4]如果说当时诗人们在诗歌追求上尚不明确，诗歌创作上尚显粗糙并不奇怪的话，那么，逾１５年来，“民间写作”的诗歌追求一直都这样茫然，作品都这样粗糙，就令人遗憾了。１９９１年底创刊的民间诗刊《大骚动》的扉页上印着：“什么是反诗人？一个嘲笑一切的流浪汉，甚至嘲笑衰老和死亡。什么是反诗歌？一记打在作家协会主席脸上的耳光。”[5]还是停留在只知“反叛”无所追求的阶段.。到了２０００年，一些“民间写作”的诗人扬言，他们做追求的诗歌就是“文化的反面”，依然还是只追求反叛而不在意具体的建树，还是只想以一种极端而叛逆的写作策略使得自己在诗坛上作为一种现象凸显出来，而不想致力于文学精品的艰苦创造。 

　　在“民间写作”那里，诗歌创作已经蜕化为文化反叛活动，犹如一种行为艺术。这也就注定了“民间写作”的大限：这是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但甚少艺术品质上的文学精品。没有精品的支撑，“民间写作”也就只是一个漂亮而空虚的“先锋的姿态”。 

    没有内涵只显在皮相上的“先锋”，是极易被模仿的。这样的“先锋”没有深刻也无需刻苦，有点儿小聪明就行。这也是“民间写作”泛滥的原因。这种“先锋姿态”的写作，已经成为当今诗坛上的一种时尚。当这种姿态性的先锋成为时尚时，那种在特定时期一度曾有过的皮相上的冲击力和批判性，也就消失殆尽了。 

    或许一些“民间写作”的诗人们也想于此有所改变，但由于“先锋姿态”的写作策略曾使得“民间写作”作为一种显眼的诗坛现象凸显出来，到今天，“民间写作”的诗人们依然抱着这姿态性的写作策略迷不知返。据他们在诗歌网站上发布的消息，在２０００年，为给自己的写作策略取一个哗众取宠的名称，他们冥思苦想，最后竟为想出个“下半身写作”而拍案叫绝。[6]他们无知地声称：“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汇与艺术无关，这些文人词典里的东西与具备当下性的先锋诗歌无关”，说什么“只有找不着快感的人才去找思想。在诗歌中找思想？你有病啊？”[7]甚而无耻地叫嚣：“对下半身的强调本质是在强调鸡巴。不是胯，不是腿，不是脚，也不是对这半截整体的强调。”[8] 

　　当他们以“下半身”的那点骚动代替了头脑和心胸后，所谓“下半身写作”也就成了“写下半身”。“作品”粗俗且粗糙，硬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他们以为只要有无耻的嘴巴和ｘ巴，放开胆子不要脸皮地说大话和脏话，就是写诗了，就可以“出名”了，到头来却只会得到人们犹如看待小丑似的轻蔑一笑。 

　　逾１５年了，一些“民间写作”的诗人们还这样迷恋写作策略，还推出如此无知无耻的写作策略，可悲？可笑？如果说十多年前放肆的诗歌主张作为一种写作策略曾经有过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的话，那么，今天他们的故作惊人之语，连哗众取宠的效果也得不到了。
注释： 
   [1] 周伦佑：《拒绝的姿态》 
   [2] 《深圳青年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３０日 
   [3][4]见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5]见奚密：《从边缘出发》 
   [6]见沈浩波、侯马、李红旗等人《对中国当代新诗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 
   [7]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8]伊沙：《我所理解的下半身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