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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叫王绒花，是唱豫剧的。现在带着班子在豫北地面上各处表演，在外面被人称呼“团长”。她手下的那些演员，都是卸了妆就要拿锄头的农民，农忙时节就守着自己的土地，冬闲时各地的庙会多了，她就去“勾角”，把大伙儿聚拢了来，自己就又成了“团长”。
从前，姥姥家沙滹沱村里有一个戏班子，那是当真的“草台”。至今周围的几个村子还流传着嘲笑他们的民谣，什么“沙滹沱的戏，不用去，《刀劈杨藩》《乌盆记》”，这是说他们的剧目之少；什么“当兵将，没衣裳，折个跟头露脊梁”，这是说他们的行头之简陋。但是，就因为有这么一块土壤，少女时代的大姨就喜欢上了豫剧。因为嗓音清亮悦耳，还成了学校里的宣传队主力。后来不上学了，她就在本村拜师学起了戏，而且迅速地成了方圆数十里闻名的“好唱家”。最早她是跟着别人的剧团，因为是“草台”出身，也只能在草台班子里当顶梁柱。
小时候，我们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我会把两根长长的柳条竖在脑后，自己想像成两条威风凛凛的雉鸡尾，对伙伴们夸耀：“我是穆桂英！我大姨就是穆桂英！”外婆家和我家距离七、八里路，我五六岁的时候，经常到外婆家去住。一次，大姨带我去她家里，那时她十六七岁吧，记忆里那时的她很漂亮，扎一双辫子，轻盈而清爽。她牵着我的手从收完庄稼的地里走，午后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松软的土地上留下大的小的两串脚印。那份温暖、平和一直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我长大后，离开了家乡。一次，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打扮成戏台上的旦角模样在大街上行走，身上的行头已经十分破旧，厚厚的粉彩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看到她，一种深切的凄凉之感让我久久缓不过神来。莫名其妙地，我想起了大姨。
一次大姨跟我说，有一天她们剧团到一个地方演出，恰好豫剧名丑牛得草的剧团也在那儿，于是草台班子跟大剧团打上擂了。大概为了虚张声势，演出间歇，剧团朱老板鬼使神差地忽然走到前台，先对着麦克风“扑扑”吹了两下，然后说：“我团主演王绒花，是国家二级演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的学生……”后来，大姨对我说起这件事，还笑道：“天哪，谁见过人家张宝英呀？”我想，她之所以跟我说这件事，内心深处一定隐含着对“人家”那种身份由衷的羡慕。大姨说，我们团唱的是《刘墉传》的连本戏，连本戏跟评书似的，环环相扣，最容易抓人，观众都被吸引到台子下了，弄得牛得草他们那儿稀稀拉拉没几个人，气得他们那些大演员们直骂：“一个个跟驴叫似的，还在那儿唱呢！”
有一天，母亲去听大姨他们的戏。母亲一到台下，正赶上唱《大祭桩》，这是豫剧中最出名的苦戏（悲剧），大姨扮的是当家青衣黄桂英。台上的大姨柔肠百转，一唱三叹，一声声把观众们弄得泪如雨下，更痛煞了母亲——她分不清那个女子是大姨还是黄桂英了。从此，但凡是大姨唱苦戏，母亲绝不再看了。
唱戏是很苦很累的职业。且不说练功的苦处，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够让人受的。夏天热如蒸，冬天冷如冰。盛夏再酷热的天气，上台前也要穿戴整齐；冬天，行头里又不能多加衣服，只能忍冻上台。跑江湖遇到的世态炎凉古今同理，在遇到强梁侵扰时还免不得低声下气，忍气吞声。唱完一个地方，又到另一个地方赶场，大大小小的箱笼里，就是自己的吃饭家伙，他们的第一目的不是艺术，是养家糊口。
她虽然是“团长”了，家里依然过得拮据。她的一双儿女都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家里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盖的三间旧屋。他的婆婆一共生养了十一个儿女，老人们哪有钱给儿女们都置下好房子呀？遇到天下雨，房子里要摆下好几个脸盆接漏下的雨水，房子里叮叮当当地比她唱戏时还热闹。在农村，孩子大了，家里还没有像样的房子是一件很让人揪心的事。前年，大姨下决心要把新房翻盖了，姨夫说：“哪里有那么多钱呀？我看这房子是盖不成的。”大姨有她的主意，能借就借，能赊就赊，一番奔忙后，硬是把新房子盖成了。这中间也曾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出了两千块钱。
这两年，听说她的剧团所到之处，很受欢迎。大姨的生活宽裕多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到现在，只有一种音乐时常会激出我的泪水，感到头发一根根竖立起来，那是豫剧，大姨唱的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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