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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有两件事情在我家乡城市的年轻人中极为风糜：跳霹雳舞，弹吉他。特别是在校园里。
那年我就读于家乡的一所交通中专学校，学生大多都是各市县交通系统的内招生，有的甚至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几年就差混成二流子了，结果赶上个名额就卷着铺盖来了。可见我们学校真是鱼龙混杂啊。
宿舍楼前有片空地，是霹雳舞者的舞台。每天晚饭后，借着楼前的灯光，伴随着教学楼顶大喇叭传出的强劲舞曲，他们的表演就开始了。当然，他们大多都是高我们一两届的老生。他们长发过耳，身穿蝙蝠衫，下身灯笼裤，脚蹬“回力”运动鞋，似乎个个都身怀绝技：腾空翻、劈叉、鲤鱼打挺，在空气中擦虚无的玻璃、拉虚无的大绳，或对地上的石子和玻璃碴子弃之不顾，冒着秃顶或头破血流的危险，坚持用头在地上转圈或走路。跳得兴起时，有的便蹦到旁边的水泥乒乓球台上翻来滚去。围观者众多，杀猪般嗷嗷的喝彩声不绝于耳，也不乏美女如云。
作为新生，我和宿舍里的六个兄弟们，经常在晚饭后骑在二楼宿舍的窗框上兴奋地俯视他们，脸上都泛着稚嫩的光辉。但我暗自一直固执地认为，他们那只是野蛮人的游戏，非我等儒雅之辈所能为，我们能做的也只是高处的一种俯视而已。
88届有个叫张涛的，吉他弹得特棒，算是校园里的一个名人。但他自恃甚高，除了每年一度的元旦文艺汇演，能真正听到他弹奏的人为数不多，也就数学校里公认的那几个美女了。听说为他争风吃醋的女生，无论美丑，不下一个排，包括女排长本人，还不算那些暗恋的。这种美女一边倒的现状着实叫我们这些处在发情期的兄弟们气愤之至。甚至有人放出话来，找机会要收拾张涛这小子，放他的血。事实证明那也只是嘴上的功夫。江山有待才人出啊。
我强烈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也许由此而来。
那年寒假，我一改往年游手好闲的恶习，足不出户，开始跟我哥潜心修炼吉他技艺。我哥可是个无师自通的吉他高手吶，他撒下一点皮毛，也够我几年受用的了。事实也证明如此。根据我哥安排的练习日程，每天弹四个小时，一个寒假下来，别的不说，光是因为我练琴所产生的噪音，就使还很年轻的母亲就曾一度出现过更年期的（比如烦燥、暴怒等）一系列症状。我当时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苍天不负苦心人，那年寒假结束，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我已能抱着吉他哼哼唧唧地弄出些糜糜之音来。
此举使我在宿舍中的排行直接从老四窜升至老二。我神速练琴的光辉事迹也被兄弟们添油加醋地在班内班外广为传播。没过多久，宿舍里便又添了三把吉他，因为宿舍里有三个兄弟同时拜我为师。我当然不能和张涛之辈为一路货色。我一改他那种自恃清高且好色的臭毛病，洞开门庭，广纳贤徒，无论男女，美丑不拒，将自己练琴的心得要领一一授之。其中有两个女弟子为我所器重，并借授琴之名，为宿舍的弟兄们谋了不少瓜子、糖果之类福利，顺便狠斗私字一闪念，干些捏人家小手的龌龊勾当。那一年的青春岁月，真是毁人不倦，不舍昼夜，并且乐在其中。
话题扯远了，还是说说记忆中的那次演奏吧。
90年度元旦文艺汇演前半个月，班主任——那位28岁的老姑娘要我代表班级准备节目，可见我的吉他技艺已广入人心。我欣然答应。心想也该在全校的师生面前露个脸了，也震震张涛那小子。之后的15天，就是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为了迎合学校一些老头老太太的欣赏口味，特意选了首苦不堪言的曲目：《兰花花》，并自作聪明地用五声音阶加了前奏、间奏和尾奏，悉心练习。
但情况不妙，随着汇演的临近，我日渐紧张起来，并日益加剧。到了演出那天，抱着吉他走进学校的礼堂，我竟哆嗦不止。老三发现我势头不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瓶二两五的高梁酒揣在了我的后兜里，意在让我上台后，实在不行，就滋两口，以稳定情绪。
在后台准备阶段的那几分钟里，我的心里似乎钻进了120只青蛙，每秒钟都有一只在跳霹雳舞。我摸出高梁酒，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就是几大口。把在后台负责的音乐老师吓了一跳，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紧张得不行。他一把夺走酒瓶，笑说你待会可别曲子还没弹完，就醉在台上了。
幕已报，帷幕拉开。我坐在舞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劣质的话筒对着吉他琴孔，我自己还没怎么着呢，它自个儿就先发出了一串吱吱的噪音来。我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不知张涛和他的那些美女们是否也在其中。看了一眼，就再也没敢抬起头，因为我的脑袋早就大了。演奏开始了，我的手哆嗦不止，像鸡啄米似地在琴弦上抖动。弹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反正也就那样了，演砸了。台上三分钟就象过了三年，之后就大汗淋漓地下台了，甚至忘记了鞠躬，可见我是如此地不知礼数。
事实上，我得感谢那只劣质话筒，因为它压根就没扩出声来。事后给我买酒的老三这样形容我的那次演奏：弹的什么呀，什么也没听见，感觉你在台上埋着头修吉他呢。
自此便落下了病根：不敢给人演奏。无药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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