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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街，我总喜欢在农贸市场门口流连一会，那里能闻到烤地瓜的香味。在农贸市场的大门口，无论冬夏，都有卖烤地瓜的。圆圆的大铁桶，外面包着一层石棉，里面燃烧着红红的炭火，烤好的地瓜放在炉子上面，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吸引着从农贸市场出来进去的人们。不时有人走过来，选个中意的，问好价钱，用手捧起来，热热的，先在两手中快速倒腾几下，待稍凉之后，就急不可待地掰开来，站在大桶旁边一大块大块往嘴里塞填。随着吃烤地瓜的人的增多，周围的香气更加浓郁。
我和妻子都喜欢吃地瓜，但很少买烤地瓜，妻子认为太奢侈。妻子常常买回一斤生地瓜，每当闷饭的时候，在米上放两个，饭好了，地瓜也熟了。作为正餐前的小吃，一人一个先把它们消灭掉。我家在东北，这里不产地瓜，第一次吃到地瓜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大学毕业，分到一个边远中学。文革后期，正在搞深挖，学校本没什么课可上，刚报到没几天，就分配我去搞外调。我所在学校的教师中有几个是当年转业北大荒的军官，是刚解放时部队在大学招收的文化教员，自然历史复杂，有敌特之嫌，必须深挖三尺把他们挖出来。因为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在河南，于是我和一个姓马的副校长（当时叫革委会副主任）就踏上了去河南的征程。
火车到郑州时已是后半夜，我们雇了一辆人力车去找旅客接待站指定的那家旅馆。车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街道两旁躺满了熟睡的人们，一家一家的，头都朝向马路，象一条条凉在海滩的干鱼，中间只留个下人力车勉强能通过的窄窄的通道。车夫告诉我们，这里天太热，夏天晚间都在外面睡觉。在街道洒上水，铺上凉席，一家人就睡在上面。车夫怕压到睡觉的人，不住地按车铃，可路旁人们早已睡熟了，谁能听见呢？第二天早晨，当我们起来，看窗外马路，则又是一番景象。路旁睡觉的人大都起来了，有坐在那里梳头的，有蹲在路旁刷牙的，有坐着打哈欠、伸懒腰的，无论男女，都半裸着，整条街道错落着白的手臂和白的腿。
当天下午，我们就乘汽车去离郑州不远的密县乡下找我们要了解的证人。接待我们的是大队书记，一个年轻女子，团团脸，大眼睛，在乡下应属漂亮妹子。穿着浅蓝碎花半袖衫，黑裤子卷着半截裤腿，类似舞台上跳丰收舞的演员的打扮。她一直陪我们取完证言材料，下午没有班车，回县城已不可能，就把我们送到一家农户住下来。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女主人直接把我们领到院子前面一个小仓房中，并抱来了两套被褥，替我们在铺着麦秸的地上铺好，用地道的河南话道：
“天太热，你们北方人睡屋里受不了的。”
女主人走了之后，我和马校长都很累，想躺下休息一会。可刚躺下，仓房门外就有个小男孩探头探脑往里张望。七八岁，黑黑的，瘦瘦的，但眼睛大大的，很精神。我们知道是房东的孩子，就把他叫了进来。孩子也不眼生，而且很爱说话。问我们“打哪里来？”“咋住在我家？”我们一一告诉了他。后来又问我们：“你把谁家喝汤？”
我一下子糊涂了。还是和我同来的马校长见多识广，他告诉我，过去河南比较穷，无论冬夏，每天只吃两顿饭。看到临近省份都吃三顿饭，就在晚间增加了一顿。因为这顿饭多数是吃稀的，所以叫喝汤。明白后，我模仿河南口音对小男孩说：“我把你家喝汤。”
小男孩听后，说了句“看我妈汤做好了没有”，高高兴兴地跑走了。
“喝汤”的时候终于到了。女主人把我们请到了正房里，屋不大，但很干净。加上我们两个客人才五个人，因此一起围着一张小地桌吃饭。男主人很老实，只是连声说：“没什么好吃的，没什么好吃的。”女主人话多一些，殷勤地招待我们吃饭。桌子上盘子里放着一摞饼，烙得薄薄的，但不怎么白，我吃了一口，似乎是白面搀一些别的什么面一起烙的。奇怪的是家里人都不动桌子上的饼，桌子下面放着一盆粘呼呼的东西，女主人给自家的三口人一人盛了一大碗。两个大人非常香甜地喝着。小男孩，喝了一口，皱了皱眉，突然怯生生地把手伸向桌子上的那摞饼，可手刚伸到盘子边，女主人一筷子就打了过去，厉声吆喝道：“那是给客人吃的！”
小男孩急忙把手缩了回去，眼泪也就哗哗淌了下来，淌进了双手紧捧着的蓝磁花大碗里。
马校长毕竟阅历丰富，急忙拿起一张饼，塞到小男孩手里，对女主人说：“把饼留给孩子吃，我们北方没有地瓜，我们喝地瓜粥，吃个新鲜。”
我也急忙附和道：“我长这么大只听说过地瓜，还真没吃过地瓜，也真想尝尝鲜。”
女主人怀疑地问我们：“真的吗？”
得到我们肯定的答复后，女主人才重新拿来两只碗，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地瓜粥。还特意给我们捞一些干的，也就是一些整块的地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地瓜，没有北方的土豆面，但甜丝丝的，觉得还真好吃。
小男孩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白面和地瓜面两掺合薄饼，仿佛怕动作快了就一下子吃没了似的，也许这是他平生吃到的最好的美餐。他眼里始终含着泪花，不时抬起头来看我们俩一眼，泪眼中含着一丝笑意，似在感谢我们两人的恩赐。
离开密县我们继续坐车南下，去河南最南边的一个城市信阳。那天我们坐的是去广州的普通快车，车到漯河的时候，突然上来十几个老太太，一字排开，席地坐在了过道上，把整个车厢占得满满的。本来车厢内还有几个空位，但她们谁也不去坐。她们中最大的看样子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五十多。一些好事的乘客就问她们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她们说是山东来的，已经出来十几天了，要去南边讨饭，至于去南边什么地方她们也说不清楚。
其中一个老太太用手比划着说：“妹（麦）子才这么高就旱死了，我们这些老太太出来，省下点粮食给干活的和孩子吃，总不能叫全家都得饿死。”
一个旅客关心地问：“你们这么多人，能讨到东西吗？一旦讨不到你们吃什么呀？”
老太太说：“我们带着地瓜干呢，饿急了，就嚼几口。”
这时我才注意到每个老太太都背着个大旧布口袋，里面装得鼓鼓的。那位老太太说着，还真的把手伸进口袋中，掏出一个白色的硬片片，放在缺牙的嘴中细细嚼起来。
我见老太太有滋有味吃地瓜干的样子，不由得插了一句：“地瓜不是也挺好吃的吗？”
一听这话，附近的几个老太太一齐把头转向我。今天我都忘不了那种眼神，是悲苦，是恼怒，是惊疑？总之，是一种很奇怪的眼神。过了好半天，管麦子叫“妹子”的那个老太太说道：“孩子，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城里人，不知道吃糠咽菜的滋味。地瓜好吃？你常年吃吃试试？连唾沫都是酸的！”
我自知说错了话，赶紧告诉老太太，说自己是东北人，粮食还基本够吃，没吃过地瓜，偶尔吃一顿觉得挺好吃的，不知道常年吃地瓜是什么滋味。
到下一个大站，老太太们被乘警赶下车去了。走在最后面的老太太还回过头来做了个鬼脸，偷偷告诉我们：“好容易出来，可不能回去。下一趟车我们还上，走一站是一站。”
三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我站在烤地瓜的铁炉子旁边，闻着烤地瓜的香味，眼前就浮现出小男孩吃面饼时感激的神情和山东老太太因我说错话的惊异的目光。当然，今天的河南山东已不是当年的河南山东，今天地瓜的地位已不能和当年相提并论。去饭店聚会，总忘不了给女士们点一盘拔丝地瓜，吃涮羊肉的时候，也必须来一盘地瓜块下在里面，更不用说满街飘散着的烤地瓜的香气了。但我们还是无法抹去中原好多省份满街卖不出去的一袋袋地瓜干的影子，无法忘记瓜菜半年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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