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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不要说三十晚间提着灯笼和小朋友一起跑来跑去，去看别人家放鞭炮，看年夜“发纸”时家家院子里熊熊的火光，就是第二天起来去拜年，回想起来也很有意味。初一早晨，匆匆吃过饺子，母亲给我换上一身新衣服，和哥哥一起去街坊邻里家拜年。父亲事先嘱咐好，先到谁家，后到谁家，都怎么称呼。一进别人家门，哥哥总是非常熟练地高声说：“大爷、大娘新年好！”或者是“叔叔、婶子新年好！”得到的回答总是：“回去向你爹、你妈问好！”我什么也不用说，只是在哥哥身边傻傻地站着。临走的时候，总会有人塞我一把瓜子或者两个黑黑的冻梨，几家过后，上下衣兜就都塞得满满的。每年这样挨家挨户拜来拜去，虽然单调，但也很愉快。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每年一度地春节回家探亲，只不过到几个小时候的玩伴家走走，对乡亲们逐渐陌生了。好在侄子们长大了，拜年的事就交给了侄子们。例行的初一大拜年也就逐渐淡忘了。
八十年代初，我结婚了，调进了市里。岳父是个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由于为人耿直，说话过于直率，仕途上一直不得意，当年一起参加工作的朋友同事都当了局长、市长，可他还是个普通干部。妻子在一家工厂办公室工作，下乡耽误了青春，高不成低不就，找到我这样原包装的大龄男子，也算有了比较好的归宿。结婚后的第一个年夜，我们是在岳父家过的。初一早晨吃完饭，岳父对妻子说：“领小孔到你钟大爷、钱叔、汪叔家拜个年。我是求不着他们了，小孔年轻，认识认识，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到他们。”
我听岳父说过，这几个人是他当年的朋友，如今都当上了市长、局长。岳父让我拜见他们，一是为我找点人事关系，类似《智取威虎山》中的联络图，另一方面，也是向朋友展示展示他这个新女婿。我虽然无任何官职，但大学毕业，重点中学的把关教师，长得虽说不上帅气，但也远观顺眼，近看找不到明显的瑕疵，气质尚可，不像个俗气平庸之辈。
按本地风俗，新婚第一个春节必须要去亲友家拜年。我家的亲戚都在外地，妻子家本市也没有什么近亲，拜望拜望岳父的朋友，也是正理。从妻子方面说，能嫁给我还算心满意足，也愿意领我让她的齐大爷什么的见识见识，于是我们就立即出发。那年代，送大礼之风还没形成，但小辈看长辈空手是不行的，好在岳父事先已准备好几瓶名酒，拎着就是了。
第一个自然去钟大爷家。钟大爷叫钟伟，不但离得近，官也最大，是主管常务的副市长，很有实权的。从岳父家出来，不用坐车，拐了几拐，就到了钟大爷家楼下。这是座普通的四层楼，面对着公园，楼前还有个小小的街心花园，从外面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只是楼下停着很多小车。妻子领着我进了中间一个门洞，径直上了三楼。一上楼我不由得吃了一惊：这里成了鞋的阵势，高跟的，平跟的，黑的，红的，各色各样的鞋从楼梯口的平台一直摆到房门。我俩也急忙让鞋加入这鞋阵当中，光着脚，从鞋中间的羊肠小道悄悄走到房门口。推开房门，又不觉一愣：这哪里是市长家，倒像一个会议室，二十米左右的房间里，摆着一圈沙发，沙发上坐满了人，都是男人，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喷云吐雾，似开会的模样。对着房门正中坐着的大概就是市长了。高个，壮实，派头十足。一位相貌平平的高个女子穿梭在沙发间，给客人倒茶递水果。后来妻子告诉我这是市长的千斤，叫小云，三十几岁还没出嫁。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里面不时传出阵阵说笑声，大概是市长夫人在里面招待女客人。
我和妻子愣愣地站在门口，一时无所适从。还是市长千斤认出了妻子，把我们领到一个小屋，一句话没说，就赶紧出去忙她的去了。
说是小屋，也不算小，足有十米，屋里有一张大床，床上靠枕上斜依着一个白发老太太，闭着眼睛打盹。妻子特意凑近老太太耳边，小声问了句：“钟奶奶新年好！”
老太太慢慢睁开眼睛，身子稍稍抬了抬，看了妻子一眼，又眯着眼细细打量了我半天，问道：“你们是谁家的？”
妻子答道：“严贵常家的。”严贵常是我岳父的名字。
老太太没听明白：“杨局长家的？”
妻子提高嗓音重复一遍：“我是严贵常家的老大。”
老太太总算听明白了，摇了摇白发稀疏的头，说：“你看我这记性，把贵常都忘了。你爸在哪个局当局长？”
妻子老实地回答：“我爸没当局长，在一家公司当经理。”
老太太又摇了摇白发稀疏的头，道：“你看这严吉昌，也不好好干。和我们家钟伟一起长大的，连局长还没当上。”又指着我问：“这是你的对象了？”
妻子说：“去年春天结的婚。”
老太太道：“结婚就好。你看我们家的孙女，也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比这孩子还像样的也不知介绍了多少，一个也看不上。”
妻子脸微微红了一下。我明白，本来和我结婚她心里有了某种满足，可听老太太一说，自尊心又受到了伤害。
老太太又问了几句家常话，就慢慢合上眼睛，靠在后面打盹了。我们又坐了一会，看谁也没进这屋里来，连和妻子非常熟悉的市长千斤也没进来，只好悄悄出去。外面客厅仍然坐满了人，不过换了一些新面孔。路过市长身边的时候，妻子叫了声“钟大爷”，似要说两句话，但市长只是轻轻地点了下头，脸就转向了别人。小云可能到女客那边去了，客厅里没有她的踪影。我俩只好赶紧离开市长的家。
第二家要拜访的是钱叔。钱叔叫钱德光，是组织部副部长，造反派出身，文革结束清查三种人时，没查出打砸抢等劣迹，上来了，也就不下去了，而且越上越高。虽是副部长，因为正部长是外地新调来的，缺少根基，组织人事大权实际是在钱叔手里。钱叔家的楼下照例停着不少车，而且不断有车开来，有车开走。就在我和妻子上楼的时候，就有两伙人从楼梯口走下来，又有两伙人抢到我们前面匆匆走上去。奇怪的是钱叔家门口没有鞋阵，我们也只好穿鞋进屋。到了屋里才明白，原来地上铺着塑料布，塑料布上又铺着硬纸板，来人尽可以穿着鞋随便来去。
钱叔家的客厅不算太大，十几个人就显得得满满的，多数是站着说话，钱叔也站在人们中间。钱叔显得很年轻，看样子比我大不了多少，谈笑风生，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见我们进来，轻轻向妻子扬了下手，意思是看见了。钱婶倒很热情，赶紧过来，把妻子手中的两瓶酒接过去，随手仍在了墙角，笑眯眯地看着我对妻子说：“这是侄女婿了？不错！不错！”
没等妻子回答就又说：“你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和你钱叔都太忙，也没能去喝喜酒，倒让你们来看我。”
妻子想说两句客气话，可还没等发出声，钱婶就又说：“你看，我家简直乱死了，每年过年都这么乱，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看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我听这话，赶紧说：“我们看看就行了。”
妻子也明白，接着说道：“钱婶忙你的吧，改日我们再来看你。”
我们下了楼梯，钱婶又开门喊道：“秋，别忘了向你妈问好！”
钱婶还真的漂亮。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脸色鲜艳，眉目含情。黄色的毛衣，勾勒出胸部和腰部的曲线，紧身的纯黑长裤，显示出浑圆的臀和匀称的腿。一切都恰到好处，使我新婚的妻子相形见绌。说真的，在钱叔家站的那两分多钟，我唯一的收获是体会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句话的真意。
第三家自然是汪叔家了。汪叔叫汪喜新，是工业局局长，我岳母就在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因此既是我岳父的朋友，又是我岳母的上司，多重关系，非拜不可的。换了两趟车，拐了三个湾才到了汪叔家。汪叔家可没有钟大爷和钱叔家那样气魄，楼下既没有车，楼梯也没有上上下下的人。可能是我们来的晚一些客人都走了，或者是工业局属于机构改革就要裁撤的单位，已没有多大权势了吧，总之我们进屋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和汪叔并排坐在客厅长沙发上说话。那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个不高，胖胖的，有点拔顶。汪叔个倒不矮，但很瘦，头发花白，显得很苍老。汪婶把我们让到对面一个沙发上，问妻子“你妈最近怎么样？”
“你爸身体好吗？”“几个姊妹都回来过年了？”等等闲话，妻子都一一做了回答。
汪婶胖胖的，劈成两半足可以装配两个汪叔，穿着随意，慈眉善目，和普通的家庭主妇没什么两样。早晨岳父家的饺子有点咸，又走了半上午，我有点渴，想喝点水，又不好意思自己倒，看到汪婶一边和妻子说话一边把桌子上的两个茶杯都放上茶，以为是给我们两个人的，非常高兴，妻子还说了句：“汪婶，别忙了。”可汪婶倒上水之后，却把两个茶杯都端到那边茶几上去了。喝不上水，吃个水果也行。这边茶几上摆着果盘，有苹果、桔子、香蕉，但主人没让，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拿。汪婶倒完水后，又过来，一边和妻子闲聊，一边熟练地削着苹果皮，削完之后却又送到了那边，递到那个年轻人手上，笑吟吟地说：“张秘书，坐着也是坐着，吃点水果吧！”
看这情景，我心里涌起一丝的不快。我已过了而立之年，大小算个人物，在学校是受到学生尊重的名师。那边的什么秘书和我年纪相仿，为什么就比我尊贵？但一想，人家毕竟是客人，自己是晚辈，理应如此。这么一想，这一丝不快很快也就过去了。我拉了拉妻子的衣襟，意思是：走吧，别影响人家招待客人。妻子会意，也就告辞，汪婶也没有挽留。对面的客人同时也站起来告辞，只见汪叔也赶紧站了起来，说：“张秘书，忙什么，再坐一会吧。”
只见汪婶赶紧过去拉住了那位客人一只胳膊，说：“张秘书，眼看午间了，吃了饭再走吧！”
至于那位客人是否又坐了一会，还是吃过饭才走，我不得而知，总之我和妻子是急急忙忙离开了汪叔家，急急忙忙回到岳父家。当天晚间我就携妻子赶紧跑回郊区自己的小家，真怕岳父第二天又让我们去给什么叔、什么大爷去拜年。
现在我年事渐高，在社会上多少有了点地位。过年的时候，也多少有几个学生、下级什么的来拜年，但我决不去给别人拜年，也不让孩子代我去给别人拜年。地位比自己高的，怕受到冷落，地位比自己低的，又怕使别人尴尬。关于拜年，都已成了些遥远的回忆。但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去给街坊邻里拜年的情景，却作为新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永远保存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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