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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海南师大两名副教授剽窃学生的毕业论文，并且一稿多投。事件的揭发者是该论文的所有者——他的学生。文学剽窃事件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只要有时间浏览媒体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一股浓厚而污浊的文化气息：文化侵权层出不穷，文化官司纷沓而来。其实，这天下文章本就一大抄，引用，模仿，甚至反讽，本来是一种极其平常的文化现象，随着话语霸权主义从国家霸权主义的体系中逐渐剥离开去，为文章之抄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但不正常的是文化人道德观念的沦丧和法制观念的缺失，以至于在抄作的时候，除了没有忘记把作品的所有者改成自己的名字外，其它的一切都被遗忘了。
所有的剽窃事件都无不出乎一个诱因——利益的诱惑，在利益面前，有些文化人出卖作品就象抽大烟一样成了瘾，创作资源被自己出卖得极度匮乏以后，就不得不依靠盗窃别人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出卖”毒瘾。
李敖曾经说过：文人不能等有了灵感才写作，就象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一样。根据李语的明确定义，随着各种文化案件的相继发生，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娼妓文化时期。
在娼妓文化社会里，一切文化创作都变成了可以估价的商品，并根据出卖者的身份和名气的不同，标定不同的价格。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的造成，作为受众的读者在里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读者的欣赏水平和道德标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读者对“名人”的盲目崇拜，一方面哄抬了部分人出卖作品的价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少数人拥有卖方市场而形成了新的话语资源垄断。随着身价的飑升，在利益的驱动之下，一部分拥有话语权力的名人疯狂的出卖自己的一切，沦为文化娼妓，只要有利可图，不论是自己的精神还是皮肉，都拿出来兑换成了硬通货，哪怕是最为隐秘的某些回忆，也在高价的吆喝声中被整理变卖。现在，名人出书热，写自转热，写回忆录热，已经不再能够称其为热了，在媒体的约稿诱导下，有些文化人已经到了“指山卖磨”的地步，所有的资源被开发殆尽以后，在交了定金的媒体商人的催稿逼迫声中，不得不去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东拼西凑点东西来打发那些精神的逼债者。近来，郭敬明文化剽窃案历经多年已经有了定论，此事被各大媒体传的沸沸扬扬，很多有志之士更是群起而评论。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如此义气激扬，在娼妓文化的环境里，郭案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一个了，而且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更为重要的是，读者的这种盲目崇拜，在不自觉地造就新的话语霸权神话的同时，也造就了话语资源的高度匮乏，因为集中而匮乏。我们看见，在媒体上打官司作秀是那几个稀有人物，闹绯闻搞炒作的还是那几个稀有人物。大家的眼球都去集中关注这几个稀有人物的时候，那些有潜质的默默无闻地致力于纯正文学创作的人却少有人问津。毕竟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把银子给了妓女，肚子就得受点委屈了。
面对文化人纷纷变节成为文化娼妓的浪潮，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守住最后的晚节，在“有了快感你就喊”的集体呻吟声中，就连一向严谨的莫言都把自己的作品贴上了“丰乳肥臀”的性感标签。
娼妓文化代表的是把文化蜕变为可以估价的商品，文化娼妓代表的是文化人格的变节和创作资源的枯竭。在媒体不断约稿催稿的利益场上，还有多少作品能够真正体现作者的真实性情？在这种情况下，出卖者考虑更多的是受众的欣赏口味，因为即使是卖方市场，出卖者也要努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所以，在娼妓文化环境里，当读者们开始喜欢上一个作者的以后，他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作者了。
周国平先生曾经说过：作家的作品在他成名或发表以前，那些写给自己看的，不为发表而写的才是最好的作品。我深以为然。因为只有在没有功利侵扰的环境里，作者思考和表现的才是自己的真实性情，才是最纯真最珍贵的精神世界。如果事先确定好了观众，这时候作者更多的精力都用在了揣摩观众的胃口了，再创作出来的作品，必定多了几分表演作秀的成分，随着表演和作秀的频率增加，其作品的真实性和含金量也就逐渐消失了。鉴于此，周国平先生拒绝加入媒体约稿的千篇一律的小散文大合唱。
在此，我要为周国平先生的特立独行击节了，因为在这个浮躁的娼妓文化环境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来吹一阵清凉的风，吹淡那些污浊的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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