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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不是一部成熟的小说。它所叙述的，也不是一些成熟的人。至于像文中的那些疯狗一样的人，那些整天想拯救世界却又无能为力的人，究竟是否存在，则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我写这东西，开始的时候是想谴责些什么，但写着写着，就成了为小说而小说的东西。其实也是，小说，人物才是第一，思想只是附属品。
关于文中的那些疯狗一样的青年，那些几乎成了嬉皮士的青年，我觉得他们只是对抗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他们之所以反文明，正是因为他们渴望有一个完美的，公正的文明。
他们不是建设者，也不是毁灭者，他们是反思者。他们是以极端的方法反思世界的人。
他们的存在，虽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无可否认，号称反道德的他们，却比许多有着光辉外表的人更有道德。他们反的是反人性的道德，但很多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分清楚什么是人性的，什么是违背人性的。
他们，是处于文明与城市边缘的人，他们，生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面。他们，可能就存在与你的内心深处。
正 文
今夜的天空乌云盖顶，如低劣的电影桥段一样，正与我们互相辉映。城市的各种人造光源打到云层上，染红了那些厚重的水汽。满身伤痕的吕飞和我坐在河畔的栏杆上。
——这恶心的世界容不下我们。我说。
他说，应该是这恶心的世界容不下现在的我们。等到某天我们变得像这世界一样恶心了。它就会对我们无比欢迎。
沉默的羔羊
１．
我姓夏，名书。据说是出生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２日。上小学时，我总是弄不清楚我究竟是生于何日，是２０？２１？还是２２？
张智铭说，既然你都不清楚了就别烦恼了。我说，若别人问起我生日我怎么算？我可不想报三个生日出来啊，人家会以为我妈用劲不足弄了三天才将我拉下来。他说，别人真的问起你不就对他说你是出生于猴年马月狗日的咯。
我是在广州市执信北路小学一楼的某间教室里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是被分在四班的。我还记得那天，整班天真活泼烂漫可爱透顶的祖国花朵、民族未来笔直着腰，坐得像二战时那些军纪严明的纳粹德军士兵一样。
班主任在讲台上谆谆教导了半天，至于她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就不大记得了，只是记得她说学校的厕所分男女，别进错了。
小学小学，顾名思义就是很小的学校。这学校可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小。这麻雀小学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加起来也就是二十间教室，连个篮球场也没有。今天我的篮球水平低可就要归功与此了。
这里唯一的体育活动场地就是一天井。天井的地面上划了几条白色的线条，勉强成了一个羽毛球场。袖珍版的羽毛球场。
在这小学的四周全是老房子，最高的不过七层，还有几座民国时期建成的小洋楼，大约都是古迹了。只是这古迹破烂得像是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样。就是这些罪该万死的老房子，把阳光都挡住了，不让我们这些祖国花朵吸收。在阴影之下，这学校终年不见天日，死气沉沉，若不是一大群花朵在此，恐怕都阴森得能把厉鬼吓死。
可即便如此，在我的作文里依然满眼都是——窗明几净，鸟语花香，明媚的春光，亮丽的风景线。这很虚伪，但不能怪我，如果没有人教我，我怎么会如此呢？
那教作文的老太婆说了，描写学校就应该如此，就应该用这些美丽的词语，否则写出来的就不是好作文，不是好作文就拿不了高分，拿不了高分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也就上不了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没有钱买大米，没有钱买大米就会饿死街头。
很不幸，今天我回忆起往事，发现这老太婆似乎是说中了我的一生。
当时的我特别害怕饿死街头，所以就捂着良心写作文。几乎所有同学都像我一样，怕饿得肠绞痛几个星期受尽折磨而死，所以整个班的作文都像是印刷厂印出来的一式Ｎ分的垃圾一样。但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些人是基因突变得厉害，特别与众不同，不怕饿死并在作文里大放阙词——我们的学校是个可爱得天翻地覆的地方，可爱得连绿头苍蝇都在这里安家，可爱得每天都有老鼠狂欢节，可爱得这里的蟑螂都比别处的健康强壮肥美好吃……
其实这作者只要能加以培养（应该说是让其自由发挥）就一定大有出息。只可惜作文老太婆并不如此看待。她想，假如这些东西被校长看了可就不得了了，我就要被革职了，一定完蛋了。于是她每看到这作者的名字就心惊肉跳。
这作者叫刘敏，是我的同桌。她这一坏女孩就整天和老师对着干，用广州话来说就是“顶心顶肺”。这人坐在我这一模范学生身旁简直是天下间最强烈的对比。每当我虔诚地，木偶似地端坐着聆听“灵魂工程师”的教诲，她却在一旁看什么少女漫画，看得满眼色迷迷地闪着光芒。不仅如此，她还要把我拉下水，要我和她一起看。我就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长辈们的话，说什么上课啊要认真听讲，不能讲话不能搞小动作，现在辛苦几年考上中学就轻松了自由了。
她说，屁！上小学时他们对你说现在辛苦几年当你考上初中就舒服了，上了初中，他们对你说，现在努力努力等到上到了高中就好了，考到高中，他们对你说，别混日子了熬一熬进了大学就自由了，进了大学，他们对你说别浑浑噩噩的辛苦一点学好一点到社会上你就幸福了，上了社会，他们又对你说，年轻时痛苦一点老了时就老有所养就过得舒服极了，当你退休了，你就除了弄花草哄孙子逗鸟和闹风湿关节痛就屁都干不了了。
她说的我虽然不敢苟同，但却觉得很有点道理，而且这简直就不像是个小学生说的话。
下课铃一响，我唯一的朋友（除了刘敏之外）罗军就会跑来找我。虽然说是来找我，但到最后往往却是往刘敏那里凑。他们对着小小的一本漫画“呵呵”地笑个不停，落下可怜巴巴的我在一旁。
当上课铃响了，他在回自己作为之前却没忘记对我说——我下课后再来找你啊。
奇怪的是，无论上课还是下课都在看漫画的她却与无论上课还是下课都捧着课本的我一样好（作文除外），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不像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的字还算不错，正宗草书，可那些“灵魂工程师”都说我的字除了道士，鬼，医生和我自己之外就没有人能看明白了。他们还说只要我写一张小纸条就能镇住恶鬼，因为那纸条上的字和符咒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工程师”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塑造我那卑微如蝼蚁的灵魂。后来，吕飞跟我说，灵魂是只能产自于内心，单靠知识是堆砌不出灵魂的。
２．
罗军这家伙，成绩烂，用广州话来说就是“差到贴地”，而且字又难看，他写出来的汉语符号如惨死的八爪鱼一样，东歪西倒地纠缠在一起，搅成一团。幸亏上苍是公平的，天主是仁慈的，给了他两样缺点自然又会赐予他两项优点，作为平衡。这人身强体壮，既能捱打又能打人，据说这是他在家与他那医生父亲的混战中炼成的。
他说他爸大约想将他打死了，好拿去解剖以供其做科学研究。
他的第二项优点则是极有女人缘，准确来说是女孩缘，小女孩缘。许多小女孩子都心甘情愿地往他身上靠。
在学校门口，经常有那么的一个场面，一个叫罗军的人左手牵着一个长头发的，右手拖着一个戴眼镜的，身后还跟着一打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的招摇过市，惹得一众老伯分外眼红，纷纷批评说现在的孩子真是的，都早恋成什么样子了。
与他相反，我连女孩子的手都不敢碰一碰，想起异性就脸红。不久前我将这曾经的羞涩说给吕飞听。他听后将从垃圾桶边拣来的，吸得只剩下很短的尾巴的“大前门”扔到地上，装得很酷地将它踩灭，说，那些心理变态的强奸犯大多都是像那时的你一样性压抑的，特别是那些老牛吃嫩草的和那些杀人放火强奸老太婆的混蛋。
这纵欲的家伙还说，所有人都是满脑子名利与性欲的混蛋。没有例外。你和我也不例外。
小学生郊游最时兴的就是一群孩子手牵着手排成队。我总是不敢牵站我在旁边的林清婷的手，令领队的老师好不恼怒。他说这小孩怎么这么封建啊？某好事者见状，就作了一首特难听的歌来讽刺我，到处唱，大肆宣传。这年头，哪个小孩不是填词家啊？不用三天，这难听且令我难堪的歌就传遍美丽的校园了。
——林清婷啊小蜻蜓，飞啊飞啊飞到夏书身边啊他不敢追，飞啊飞，不敢追，飞走了，悔啊悔。
听了这歌，刘敏为我感到愤怒和羞耻，于是下定决心主持正义惩恶锄奸。她伙同罗军，将那蹩脚作曲人兼填词家捉了出来痛扁了一顿，还是当着我的面。
我当时慌得不得了，拉着刘敏的衣角哭丧着脸小声地乞求道，别打了别打了。她好生纳闷地望着我，说，我又不是打你，我是在帮你打人，你拉着我干嘛？
后来，有人向老师告密，说刘敏和罗军在我的指示下打人，结果我们三人很可悲地被迫写了三千字的检讨，我都无辜得哭笑不得了。
这检讨写完了，罗军和刘敏的火也冒到不只三丈高了。自然，那可怜的告密者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这回没有人告密了。从此以后，都没有人敢再告密了。
时间悄然无声地一闪而过，我转眼间就成了六年级老生，在这学校里成了大哥哥了。在这麻雀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我终于有了和女孩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虽然这女孩子严格来说只能算是半个女性，因为她就是如男人婆一样大大咧咧的刘敏。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没啥大不了的。
事情很简单。那天上体育课，太阳晒得几乎能把世界给整个蒸发掉。刘敏平日虽凶猛无比，可是对着如比尼采更超人的，更能发光发热的太阳，也顿时显得渺小。
她中暑了。那竹竿一样的体育老师让我背她去医务室，到了那小得可怜的医务室，那老太婆校医望了我一眼，眼神充满了惊异的颜色。我记得她好像说，哇！你的脸晒上了么？怎么红得这么厉害的。
就是这样，我近乎不可思议地喜欢上刘敏，但又不敢对别人说，只能整天在那里胡思乱想，神魂颠倒。
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某天，她愤怒地扯着我的头发如发情的困兽一般。
考试是治疗单思，双思，多思和乱想胡思的良方妙药。至少对那时的我是如此。至于升学考试，则是良方妙药中的特效药，灵丹妙药。
升学考试来了，失了魂的我匆匆忙忙地找回自己的灵魂，生活过得紧张而充实。我还记得那作文老太婆让我们每天写一篇４００字的作文，足足写了一个学年。一天４００字对于今天的我当然是小菜一碟，可对于那时的我可是沉重的任务。
在考场上，我试着对着试卷静下心来。可惜这心狂野得很，不是说静就静。那窗外的知了像抓狂的疯子一样嚷个不停，我当时不断地想它们怎么那破喉咙喊这么久不累的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用喉咙发声的。
那些知了吵得我心烦意乱，似乎是不烦死我们就不罢休。烦着乱着，试卷也做完了，试也考完了。
终于考完了，接着便要迎来漫长的暑假。在散学典礼上，校长大人习惯性地胡说了一大番废话，台下的受害者们不是勉强撑着眼皮不让自己睡着，就是已经睡着了。
熬过这次比考试更可怕更无聊的散学典礼后，受难完毕的同胞们嘻嘻哈哈地挤出了校门，四散逃离了这鸟笼。
我在人流中迷惘着打着转，被人挤来挤去，就是挤不出校门，罗军不幸地站在我的后面，被我挡着，也出不去。人多门窄。弱一点（如我）的和运气不好的（如罗军）想挤出条路来？门都没有。就如可笑的升学制度一样。
过了片刻，又过了片刻，再过了片刻，我们终于挤出去了。我回头望了望那下水道一般阴暗狭窄的校门，突然有种满心伤感如壮士一去不复归的感觉。我不是在伤感我要离开的这麻雀学校，而是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和刘敏做同桌。别说同桌了，就连能否与刘敏考上同一所初中我也不知道。
３．
我是一无产阶级，从阶级上来说应该是革命胚，但我渐渐长大却越是反动。
我家住执信北路一栋旧公寓的八楼。此处离我的小学近得很，两者间只有五分钟路程。父亲是一个自以为是开明家主的迂腐书呆，家里藏有数千册正儿八经的书，当然这些烂书他大多都只看了个开头。
记得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妈特喜欢啃甘蔗。她三天两头就扛十几根粗粗黑黑的甘蔗回家，张开血盘大口青面獠牙地啃，啃得满地都是蔗渣。
她是个名副其实的比我还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她原来是一农民，后来城市发展了就去汽车公司当工人。开始的时候是在公共汽车上收钱，后来公车实行了无人售票，她就去扛收银箱，有一次被那沉重的金属箱子砸到了脚，痛了好几个月。
后来她不啃甘蔗了，可是坏习惯还是整箩整筐的。她会有事没事就去药房买一大堆草药回来煲凉茶。她特不讲卫生，弄得四处破烂肮脏，我家乡那些农村泥砖房子都比我家干净。
我爸这一混蛋的保守派小良民干什么都像缩头乌龟一样，净是一没用胚。他这个人简直是无聊透顶，小时候他带我上街，一遇到自己认识的英文单词就装出一副学究的样子教育我，让我拼命念，记住。
这人净会误导别人，ｅｇｇ他既然可以教我读成／ｉ：ｇ／。
放假了，他就将一本又一本的，枯燥如他本人一样的英语语法递给我，限我数天内消化完，并自己出了一大叠的语数英题目来考我，还会制定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假期计划来对付我。我对此痛恨至极，却又无可奈何地要摆出一副勤奋好学的摸样，装得满脸欲望（求知的那种），像是个疯狂爱学习的优秀学生一样。
他这家伙真是口水比茶水多，经常就喋喋不休地对我说上几个小时的废话，我听得几乎想先上吊自杀，然后再拿刀子将他捅死，可惜的是我没那个胆量，只能敢怒不敢言，只得不断点头对他装出一副佩服万分的摸样。大概就是这样，令他总是喜欢装有学问，扮有文化，揪着谁都要大道理小问题地乱吹一通，神憎鬼厌如神台猫屎一样却不自知。
那时的我，在所有人眼中都是一好孩子好学胚，但有谁知道，我虚伪得连自己都讨厌自己了。
我还有个奶奶，她与这小说的情节发展没多大关系，没什么好说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心中就异常渴望钞票了。我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摆脱家人的阴影，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像个隐居山林的修士一样生活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在这种欲念的推动驱使下，我拼命地写东西幻想着能出Ｎ本长篇巨制，拿点稿酬独立生活。我的生命一晃１７年，但到现在为止却一本书都没出过，半分钱稿费也没碰过，只是变成一个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蔑视一切的嬉皮士，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英国作家塞谬尔·巴特勒曾在小说《众生之道》中写过那么的一段话——几代人为什么要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一颗颗卵一样各自都用一张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一两百万镑的钞票包起来，整整齐齐地埋在一个个小洞里，等到像小黄蜂一样孵化出来时，发现爸爸妈妈不但给自己留下大量可随时取用的食物，而且在它自己能独立生存前好几个星期，老蜂早已被麻雀吃掉了？
我想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是不会赞同这句话的。他们会说什么亲情啊引人入正道啊，教育下一代不走歪路啊之类的大条道理。可我却十分赞同这英国人的观点，真的。
４．
我的小学生涯完了。我可爱的童年走了，可怜的少年时代来临了。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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