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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夹着尾巴当局长
一、邓小平让我当官
一九八四年春节后的年初六，县委组织部派了县科委副主任王庸、县百货公司女干部朱同志到我家，用了两个小时，详细了解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他们让我提供证明人，以便进行外调。我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察。听说，在即将进行的县级机关的人事改革中，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要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想到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我对提拔一事没有抱什么奢望。
后来，县委组织部派了濮存顺和曹长保二同志到武汉，专门外调我和余明久二人在武汉上大学期间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听说，他们到武汉的长办，找到了岳素琴、崔志豪、汪定洋等老师，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些老师讲了我不少好话。外调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外调人员在武汉直接把调查材料寄回溧水县委组织部。
春节后，母亲把我儿子从上海带回溧水，五岁的小家伙已变得十分聪明和调皮，非常惹人喜爱。正月刚过，大哥专程来溧水看望母亲，同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已被提拔为洪泽县城建局的一把手局长。二十五年前，大哥就读于南京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苏北，在洪泽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当时正遇上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岁月，他吃糠噎菜，苦熬苦撑，终于坚持了下来。大哥的水性并不好，有一次，为了救一名落水人，他见义勇为，勇敢地挑入湖中，冒险救出了落水者。长期以来，他发奋努力，刻苦钻研，在技术上独当一面，八十年代初期，成为洪泽县的第一批工程师；几年后，担任了县建筑公司的副经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在政治上小心谨慎，工作上勤奋努力，比一般人付出更多、更艰辛，后来终于加入了共产党。我为大哥得到重用感到非常高兴。
大哥说，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过去宽松多了，只要你好好工作，别人一定会看到你成绩的。他善意地规劝我：“要注意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待人接物应灵活些，现在正是新年的时候，你可以到几个领导家里去走走，以联络感情。”对大哥的这些话，我十分反感，就回敬他：“我不愿意去巴结领导，我只想凭自己的技术吃饭；再说，我也没有当官的想法。”
就在此时，南京市各区县的机构改革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新的党中央要求：要大胆提拔起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业务上能力强、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大学生，使各级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推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与合作。
三月初，溧水县委书记周成明陪同上级领导来官塘隧洞工地视察，我陪着领导到洞内参观，并详细介绍了有关施工情况后，周成明书记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啊！原来你就是姚治邦同志，你的工作不错！”看来，周书记对我的情况已有些了解。
此时，县水利局接到省水利厅通知：请溧水县水利局的姚治邦同志，参加全省“水工混凝土配合比手册”座谈会。省水利厅的提名，让我感到很兴奋，说明我在省水利系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三月十一日，我在扬州参加了三天的专业会议后回到溧水，水利局几位同事就告诉我，听说县委准备提拔我担任水利局的副局长。听了这些小道消息，我还是感到有些疑惑，因为始终没有得到官方人士的证实。
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来后第三天，县委通知我开会。我准时赶到县委办公大楼，新任县长蒋荣华、组织部长黄发武找我谈话，他们亲切地对我说：“县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县水利农机局局长。”当时，我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弄得十分激动，也十分欣喜。因为每一个技术人员都希望有个美好的前程，虽然事前在群众中已有传闻，认为我有当副局长的可能；现在，出身不好、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我，居然一步登天，被越级提拔当上了一把手局长，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真是一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此时的我，想笑又不敢笑，脸部表情肯定十分复杂。但随后了解到，县委安排水利农机局的两位副职中，有一位是原水利局的副局长，我又转喜为忧；因为这位副局长的资格比我老，而且他在职称评定中有意压制过我，闹得彼此有些不愉快，我担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会配合不好。为此，我真诚地向领导建议：“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县委能不能考虑，我先担任副局长；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待经验丰富了，再安排我当局长。”蒋县长、黄部长都鼓励我：“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群众对你的期望，相信你有能力当好这个局长的。”
托邓小平的福，兄弟俩在江苏的南北两个县同时担任局长，这对于出身不好的家庭实在是个奇迹。我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努力工作，对得起领导，对得起人民。
第二天，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十三次常委会，通过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局长的任命。五月底，溧水县的县人大、县政府领导班子进行换届选举，大学毕业生盛金隆、夏大炯也被推上了县级领导岗位。八月中旬，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常委会，重新任命政府组成人员，我再次被任命为局长。一年中，我得到了二张县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新的县级机关机构设置中，重叠的被撤消，业务相近的进行了合并。我县撤消了气象局、财贸办公室、农业委员会。将林业、多种经营两局合并为林副业局，基建、环保两局合并为城建环保局，水利、农机两局合并为水利农机局。
束润林、沈银保、沈阳龙、鲁毅、朱义、钱文高、冯传国、王成韧、程于麟、凌关兴、戴玉陵等一大批陌生的面孔走上了各部门和各乡镇的领导岗位。
原水利和农机两局的老领导经传奇、朱广田、谢嗣金退居二线，担任检查员；由于我不是党员，局党总支副书记由谢嗣金担任；原水利局局长潘启宇离休。
我作为一个新局长，要尽快进入角色，熟悉人头，学会抓大事。当前特别是要抓好二件事：一是尽快熟悉水利、农机的管理业务。二是按照精简、效能的要求，调整好本局的机构设置；同时尽快配备好局属单位的领导人。
水利农机局的经常性工作有三大块：一是面广量大的水利管理任务，如防汛防旱、冬春水利、水利建设；二是农机管理任务，如农用柴油、农机维修钢材的分配，农机务农，农机安全，机电排灌站的管理；三是组织好本系统的工业、副业生产。
四月三十日，我正式上任只有一个半月，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防汛防旱工作会议”。这是我担任局长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县性防汛专业会议。会议由常务副县长沈璋大主持，县长蒋荣华、副县长高秀梅也出席了会议。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是我亲手动笔写成的，总结了上年抗洪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我县防汛防旱的情势，落实今年防汛防旱工作的任务。由于县、乡两级机构改革刚完成，各乡分管水利的领导、乡水利站站长、县防汛防旱指挥部成员、县级机关各部门防汛责任制中定库定圩的领导同志，全部是新上任的。会议开得严肃、认真，会风较好，会议效果也好。
下半年秋收后，县委、县政府又召开“全县水利工作会议”，传达南京市水利会议精神，组织和落实今年全县农村开展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任务。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内容有：上年全县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今年的任务和要求、搞好农机服务工作、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
通过半年的工作，使我对全局的业务有所了解，也熟悉了各部门、各乡镇的许多领导，我的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选配好局属各单位的领导，是水利局的一件大事。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相对稳定、局部调整、改善结构、提高素质”的要求，局党总支开始了面广量大的干部考核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召开了全局的干部会议，我宣布了县水利农机局机构改革的方案：
考虑到全局行政编制较少的实际情况，局机关内只设人秘、财务两股，将水利工程、农机管理两股改为事业性质的管理所。新建了县农机安全监理所、县水利农机综合经营公司；撤消水利车队；将秋湖提水站和姚家水库合并管理。
调整后，全局有直属单位三十三个。其中有乡农机管理站十六个、水库管理所七个、还有农机监理所、天生桥闸管理所、县抗排队、县水利工程队、县农机公司、县农机二厂等。全县水利农机系统共有职工近一千三百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当这个局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全局干部、职工关心的局属各单位新班子名单，也进行了宣布。局人秘股长为杨清铃，财务股长为董大文，工程管理所所长为马樟铨，农机管理所所长为张庆平。十九个部门和单位共配备领导三十人，一般是一正一副。这次班子的调整，改变了过去领导职数偏多、领导干部年龄偏大、“白发人领导黑发人”的状况。南京农机化学校毕业的杜小马年龄最小，才二十二岁，被任命为农机二厂的副厂长；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五十二岁。这样一来，局属各单位在职领导的年龄，基本形成了五十岁上下、四十岁上下、三十岁上下老中青相结合的梯形结构，新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这些同志有文化、作风正派，工作认真，勤奋好学，事业心强，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单位里的骨干，是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开创新局面的人才。
二、突击入党
在县级机关机构改革中，我和史志芳、洪兵三位都是非党员的大学毕业生，同时一步登天，被提拔为局长，这种情况在溧水的干部史上是不多见的。这表明过去沿用的“只在党内选拔领导干部”的政策有了改变，共产党开始从全社会选拔和吸纳优秀人士，让党外人士担任要职，这是共产党治政的一个大进步。
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一般来说，如果你加入了共产党，有了“党员”的帽子，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在当时的社会里，当一名共产党员变得十分时尚、也十分荣光。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无限信任。表现好的共产党员，就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政府各部门、企业、事业各单位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加入共产党成为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加入的，其条件十分严格：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月里，首先是加入者的家庭出身必须好，祖宗三代政治清白，而且加入者与领导的关系要好，再加上加入者的工作表现好，群众关系好，经过几年的考验，才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内部有规定，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出身不好的人一般是不能被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的，出身不好的人即使表现再好、能力再强、业务再精，是永远不可能被提拔和重用的。
为了争取自己美好的前途，一九六四年，我在长江工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向学校党组织写过入党申请书，结果石沉大海。八十年代初，我调来溧水县工作后，又写了第二份申请书，同样是无尽头的考验。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破格提拔为局长不到一个月，县委组织部和原水利局党组书记潘启宇商量后，决定突击解决我的入党问题。为了简化程序，商定由县水利工程队党支部讨论后，由原水利局党组批准。
加入共产党，是组织上对我多年来勤奋工作的一种肯定，也可以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组织上同意我加入共产党，这让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太突然。很快，我向县水利工程队党支部递交了新的入党志愿书，并请刘令起、卞维生做我的介绍人。经过工程队党支部讨论，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在那个“党是领导一切”的年代里，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单位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党的书记手里。刘令起是工程队的党支部书记，他作风武断，一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有一次开会研究工作时，因为我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他很不高兴，高喊一声“散会”，就气呼呼地冲散了会议。我的入党申请，压在他手里好几年，一直得不到解决。
现在我当了局长，应该有宽大的胸怀，希望不计前嫌，精诚合作。请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有两层意思：一是，在过去的工作中，你对我的合作和尊重不够，而我现在仍然尊重你，信任你，希望你好好工作；二是，我的入党问题，在你的手里，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这对你是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进步，工作也十分努力，但我始终无缘加入共产党；现在我刚当上局长，入党问题就这么轻易地得到解决，这本身有些讽刺意味！因此，我虽然感到高兴，但没有产生一种强烈的惊喜之感。
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考验，我被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我又当选为水利农机局党总支书记，实现了局长、总支书记的“一肩挑”。这样安排，不但减少了工作中的人事矛盾，也有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
三、核查三种人
一九八五年开始，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我县分二期开展全面整党工作。
七月十日，溧水县第二期整党开始，参加这批整党的有县级机关、县属企事业单位九个党委、十一个党总支、一百四十四个党支部。水利农机局党总支的一百○五名党员也参加了整党的学习。县委书记周成明在整党动员报告中，阐述了整党的任务：一是统一思想，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二是整顿作风，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三是加强纪律，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四是纯洁党的组织，核查和清理三种人。
学习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大家对整党学习很认真，通过学习，增强了党性观念，加强了纪律。农机二厂青年党员张勇同志，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经常一天干活十几个小时，从不叫苦叫累，受到群众夸奖。
这次整党的重点是，认真核查和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经过核查，全县有五人在文革中给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定名为三种人，清除出党。我局抗排队的史田法同志是清查的对象，他的主要错误是制造了观山铜矿“坯子集团”的冤案。
关于“坯子集团”的由来，完全是由于开玩笑闹出来的。一九六七年秋，本县观山铜矿露天作业组青年工人陈玉顺、龚家骥、周国华等人经常在一起说俏皮话，相互乱起绰号。周国华说：“陈玉顺是个老光蛋，是光杆司令。”由于小组绝大部分职工是未婚青年，所以组长陈玉顺就说：“大家都是光杆，我们小组就叫光杆小组。”不久，从溧水砖瓦厂调来的贺雪松也分配到这个小组。一次在谈笑之中，贺雪松也凑上去说：“没有结过婚的人，就好比砖瓦厂还没有放进窑的坯子……”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光杆小组”就变成了“坯子小组”了，光杆司令也改称“坯子司令”。
第二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了“坯子集团”。为此，陈玉顺、龚家骥先后被揪斗，其余人员作为胁从分子，由铜矿组织进行教育，并把该组织定性为“落后小集团”。
一九七一年一月，县革委会组织了以王奎祥为首，史田法为副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铜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他们要以审查所谓“坯子集团”为突破口，彻底揭开铜矿阶级斗争的盖子。
史田法将“坯子集团”的陈玉顺、龚家骥等人非法关押在离矿区二里多远的家属区，举办像囚犯一样的封闭式学习班。学习班窗户全部糊上纸，室内只放一张床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审查期间有人看守，门整天锁着，三餐饭菜和喝的水，都从小窗口递进去；他们不准理发、不准洗澡，不准随便走动，大小便都要报告。
在学习班中，贺雪松交待了陈玉顺有一本关于马思聪的小册子。史田法当即带人将这本封面上印着“供批判用”的小册子搜了出来。王奎祥、史田法竟将小册子说成是“叛国书”，硬将“坯子集团”与叛国投敌挂上钩，史田法说：“这个坯子集团的性质已变为反革命性质。”于是，采用多种手段残酷整治和迫害“坯子集团”成员。
在史田法的直接指挥下，小分队对“坯子集团”成员大搞刑讯逼供：弯腰九十度、罚跪、坐“土飞机”，通宵搞车轮大战、连续审问几十个小时，还要拳打脚踢等。在审讯中，史田法和小分队采用诱供、逼供等手段制造假材料。在审讯陈玉顺时，不断地“启发”，逼着他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所谓的“叛国”经过：“准备从广州到香港，爬上煤车，用煤把身子盖起来，混过检查站。”如果不按史田法的指示招供，就要遭到小分队人员的肉体折磨，就这样，一份份假口供就逼出来了。
成员沈树祥因受不了学习班的折磨，在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借小便之机逃出学习班，投入一个大水塘自杀。时隔一个月之后，尸体才被发现。王奎祥、史田法等不通知其家属，强行将尸体掩埋。成员朱自僖在学习班里因受折磨哭过多次，两次写绝命书，被史田法严加训斥，说他不老实、耍花招。三月底，封闭式学习班结束，小分队要他出去后接受群众监督，回矿劳动，等待处理。朱自僖感到彻底绝望，他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他们将叛国集团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可它连个影子都没有，这是我实在想不到的；他们大搞逼供信，使我吃尽了苦头；一个年青人达到这种地步，实在走投无路了。”朱自僖终于在七月自缢身亡。两人死后，都召开了大会，张贴大标语，批判其“畏罪”自杀。
这起“坯子集团”的冤案，造成了二人自杀、二人被捕判罪、二人开除公职的严重后果，王奎祥和史田法作为宣传队和专案小分队的负责人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我局抽调了谢嗣金、赵祖达、孙代英等同志对史田法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核查，调查了许多当事人，整理了非常详细的材料。在整党后期，党组织将其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与史田法见了面，他深受教育，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纪律处分；但也对其中某些事实提出了申诉。为了做到事实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再次组织力量，重新进行调查核实，并对有出入的材料进行了修正。史田法表示认罪赎罪，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考虑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田法工作表现较好，在整党中经过帮助教育，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抗排队党支部和水利农机局党总支讨论，并报县级机关党委和县纪委批准，史田法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继续留用。王奎祥在镇江的整党中，也定为“三种人”，被清除出党。
四、县委书记的调任风波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共南京市委决定，溧水县委书记周成明调任南京市纪委副书记。周成明，时年五十六岁，来溧水工作已经六年，担任县委书记以来，无论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还是在安定团结，发展溧水经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成明的正常调任，竟引出了一场风波，更引发了南京市委对溧水县领导班子的突然改组。这场风波的产生，源于蒋荣华县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一句话。
为了配备好溧水县新的领导班子，一月中旬，中共南京市委派了考察组，在县里工作了二十天，听取了各个层次干部的意见。考察结束后，南京市委对溧水县的领导班子进行过两次认真讨论。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县委、县政府在第一招待所八角亭召开全县中层领导干部会议，检查和落实各部门、各乡镇新一年工作目标的落实情况，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后，县长蒋荣华即席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话：“时间不等人，希望大家不要再等了，抓紧落实好今年的工作目标。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情况，今后我们不会再有了。”言下之意，即使新的县委书记来了，人事不会有变动，县委、县政府已经确定的工作目标也不会有变动。
他的这段讲话，特别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在干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一些干部胡乱猜疑说：“蒋荣华急于想当县委书记，要抢班夺权了”；还有一些干部说：“蒋县长的讲话不是那个意思，有人把它夸大了，小题大做了。”周成明书记大为不满，打电话向南京市委领导汇报，请市委来人做工作。竟有一些人，连续到市委组织部反映溧水干部的思想动态，要求市委采取组织措施，确保县里工作的正常开展。
南京市委对溧水出现的这种怪现象十分重视，一月二十三日，市委副书记包生华专程来县，向县四套班子党员负责人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二天后，溧水县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市委七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县委副书记沈璋大向我们传达了市委的四条指示：
第一、市委研究决定，周成明同志调市纪委任副书记，并已下达了文件，这无需保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清楚。
第二，为使溧水的工作不受影响，市委没有免去周成明同志县委书记的职务，要周成明同志继续主持一段工作，直到下调令为止。
第三、要努力端正党风，坚决反对搞自由主义的不正之风。同时，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派性残余的影响，搬弄是非，制造思想混乱，使来之不易的全县大好形势受到干扰。
第四、县里各级领导，都要坚持党性原则，以全县的安定团结为重，真诚相待，作风正派，同心同德，为造福于溧水人民多做贡献。
春节刚过，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十一），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在县小礼堂召开的全县负责干部会议上，突然宣布了市委新的决定：朱友发任溧水县县委书记，盛金隆任溧水县县长。
程维高书记在讲话中，对周成明、蒋荣华两人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溧水县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做了客观的评价，同时也对县里最近出现的一些怪现象提出了批评。他特别强调：“溧水是文革的重灾区，应该看到，文革的遗风、派性的影响至今还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前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机关里，有些人不干实事，不做工作，专门在那里评头论足；有些人捕风捉影，造谣惑众，无事生非。二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文革当中的那种拉帮结派的遗毒并没有彻底肃清，有些人就喜欢搞小圈子，有什么事情，往往用宗派主义观点来衡量、来分析，把本来是正常的事情搞成不正常，本来不是问题的事情也变成问题一大堆。三是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有的干部投机钻营，吹吹拍拍，把党群关系庸俗化；有的干部公开向党伸手，要官、要钱、要待遇；还有的干部，搞不正之风。所有这些，都是与共产党的党性格格不入的。”
程书记还告诫大家：“要精心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对那些阿谀奉承、拍马捧场的人，要特别警惕。对那些千方百计找靠山、拉宗派、分裂领导班子的一些言论，要善于识别。对歪风邪气要旗帜鲜明，敢抓敢管。昨天，我和朱友发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一个领导班子，一个领导干部，关键只要抓两条。一条是处事要公道、正派；第二条，要有肩膀，要敢负责任，敢干实事。我说你这两条有了，这个班子就有威信，就有战斗力。”
我很喜欢听程维高书记的讲话。他铿锵有力，中气十足；他批评中肯，一针见血；他亲切随和，感染力强；他的讲话对我教育很大，他要求，做共产党的官，必须一心为公，有一身正气。程书记在南京工作期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不久，周成明同志赴南京市纪委就职，几年后离休。蒋荣华在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安排到栖霞区担任副区长，几年后任区政协主席。
由于程维高工作能力强，后来被不断提拔，官运亨通，先后担任了河南省省长和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
历史是无情的，二○○三年八月九日新华网报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开除党籍，撤消其正省职级职务。”这则报导让南京广大干部大跌眼镜，谁也没有想到：位高权重的程维高，竟为他人和其儿子程慕阳谋取私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他的两任秘书因犯有严重经济罪行分别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的权力腐败，完全改变了他十八年前在南京干部中的光辉形象，从此，成为一位极不光彩的反面教材。
五、改善基础条件
我担任新局长后，全局的干部、职工对我的期望很高，不但希望我带领大家开创水利农机工作的新局面；而且希望我创造条件，尽快改善全局艰辛的工作环境和清苦的福利待遇，并切实解决部分干部和职工存在的实际困难。
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信任，把水利农机事业搞好。在全局机构改革会议上，我说了以下几句话与全局的干部共勉，也请大家共同监督：“我决心勤奋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树立良好的干部印象，决不贪污，不以权谋私；不拉拉扯扯，不搞小圈子；生活作风严肃自律。”
应该说，水利农机局是一个有几十个下属单位、有一千几百名干部、职工的大局，每年有着几百万元工程经费、几千吨平价柴油、几百吨平价钢材的分配权，局长的权力确实是很大的。
每一个领导者，都希望拥有一定的权力，而且权力越大越好。我当一把手后，一些好心的同志善意地建议我，不要随便放权，以免大权傍落，工作被动。我考虑再三，决心“夹着尾巴”，做个开明的局长。按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集体研究”，“分工范围内的业务，由分管领导负责”，“谁出问题谁负责”的三个原则，实行“分工分权”，要求各位副局长把各自分管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样一来，副局长有职有权，工作也很努力。我的权力分散了，但在协调和决策全局性大事中所起的作用也更突出了；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繁琐的业务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深入基层，或者考虑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我经常与干部、职工谈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同志们意见提得最多的是住房问题。那个年月，职工收入低、福利低，根本没有能力自己改善住房条件。个人改善住房的强烈愿望和单位住房紧缺的现状，形成很大的反差。在机关，住房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大多数职工住房面积小、条件差，有的一家三代人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还有个别人住在危房里；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又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为了得到住房而放弃自己的专业，开后门、找关系，调到条件好一些的单位；而有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专业，宁愿挤在六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工程师王治中就是一例。八十年代，是个福利分房的年代，能不能解决好职工的住房，成为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干部的衡量标准之一。我们商量后决定：为了凝聚全局干部、职工的人心，局机关从解决住房困难入手，基层单位从解决办公用房入手，奋斗几年，使全局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我们多方筹集资金，在一九八五年先建成了一幢住宅楼，有四套分给了知识分子，四套安排了离休干部。第二年又建造职工宿舍二十套，建筑面积为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第三幢职工宿舍楼于一九九○年建成，建筑面积为一千二百多平方米。二年后，经我提议和协调，由水利局、培训班、监理所、水建公司集资的一幢职工宿舍楼又建成了，建筑面积约一千七百平方米。经过这些精心安排，局机关每位同志都分到了一套住房。家住农村的职工，因有了房子而夫妻团聚，方便了生活；分配到局里工作的大学生，因有了房子而工作安心。水利农机局住房条件的改善，让兄弟单位的许多干部、职工感到羡慕。
干部和职工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后，工作劲头更大了。为了做好新住房的分配工作，我坚持不参加分房；一九九三年，我调离水利局时，仍住在原农机公司调整出来的二手房里。
与此同时，我在下乡工作中发现，乡镇水利站的工作条件很差，大多数水利站无办公用房，这对于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由县水利局补助一点、乡镇自筹一点，多方筹集资金，共同解决好全县水利站的办公用房。”我又向县政府的领导提出动议：“每年在县小农水的工程经费中抽出一块，补助少量经费，使每个水利站有几间房子，有一个起码的工作条件。”这项动议，得到了县、乡政府的积极响应。城郊乡水利站，在县局补助六千元的基础上，经过吴保宁、吴建祥等同志的努力，开展了多种经营，使水利站的经济实力有了增强，还盖起了职工宿舍楼。后来，我又向南京市水利局的领导多次呼吁，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为每一个乡镇水利站安排经费一万五千元。经过几年的努力，渔歌、云鹤、群力、孔镇、晶桥等乡镇的水利站都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有了测量仪器。这对乡镇水利站的同志鼓舞很大，水利站的多种经营也开展起来了。
为加强水利站的建设，一九八七年，江苏省编制委员会下文，每站配备一名招聘干部和几名全民劳动合同制工人，使水利站成为乡镇名副其实的全民事业单位。
全县乡镇农机站，有几百名长期临时工，他们参加工作已十多年，但国家不承认其工龄，这批计划外用工，退休后不能享受固定工的养老保险，他们迫切要求局里帮助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
我多次向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专题汇报这个问题，也多次与有关部门商议，县劳动局长张堂俊对农机站的发展过程十分了解，对这些老职工的要求也很理解。最后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在县劳动局的大力支持下，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分别给县水利农机局下达了专项招工指标。经过精心组织，我系统三十五周岁以下的长期临时工，专门进行了文化考试、专业考试、实际技术操作考试；按照择优录用的原则，经县劳动局审批，分批招收录用了八百三十五名新工人。其中，一大批长期临时工被转为正式工人。同时，为这些职工办理了社会劳动保险统筹，使广大职工解除了老有所养的后顾之忧，深受乡镇农机站干部和职工的欢迎。
六、提高干部素质
水利和农机管理工作，专业性比较强。要开创水利农机工作的新局面，必须有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队伍。而我局当时的人员状况还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
首先，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根据我自身的体会，知识分子敬业精神很强，都愿意为四化大业做贡献。为了改变“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我在局党总支会议上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只要他要求进步、勤奋工作，凡是本人表现比较好，都要大开绿灯，敞开大门，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我在水利农机局当政的九年内，就发展了几十名知识分子入党。就这样，杨清铃、许敏、马樟铨、陶玉林、王哲、简德才、胡亚兰、甘宗玮、张云光、高文文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党组织，给全局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些同志，都成为单位的骨干，有的还担任了领导。
其次，全面提高全局干部的文化素质。我们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吸纳大中专毕业生来局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局共接纳了将近一百名大中专毕业生。我们还与县职业中学合作，开办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为水建公司定向培养技术工人。二是开展在职人员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每年安排半个多月时间，对全县乡水利工程员进行培训，几年下来，业务水平大大提高，一些小型水利工程能自己设计了。对全局的几十名会计也多次进行集中培训，只有考试合格、取得证书的会计，才能持证上岗。三是鼓励在职的年青同志到高校深造，如陶晰明、毛凤、梅峰、陶玉林、杜小马等同志带薪学习，取得了大专学历。一九八五年，全局只有在职技术人员四十二人。到一九八八年，我局召开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大会时，全局有职称的技术人员达到一百三十九名；二年后又增加到一百六十一名。一个县水利农机局，有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在江苏省也是不多见的。
对于一些专业不对口的同志，帮助他调动工作，使其专业对口。如马原麟同志，因我局无法安排其对口工作，经与县人事局商量，同意他调往江苏省银行学校工作。原中山水库副所长甘宗玮，县建设银行要他，他找过我两次，我对人秘股长杨清铃说：“干部是国家的，让他走吧！”现在他担任了县建行的副行长。后来，吴继荣调到了县检察院，毛凤调到了南京市工程水费管理所，仲明初调到了苏南某县水利局。
再次，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批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选用干部，首先是其政治素质要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较好，党性强，公道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二是要有较高的学历。一般来说，学历高的同志，知识面广、视野也开阔一些；三是在工作中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但也要防止片面性：年轻化不是越年轻越好，不能在年龄上搞一刀切；知识化不是只看文凭，主要是看实际经验和组织能力。
杨清铃，中专学历。先后担任财务、人秘两股的股长。为人作风正派，大公无私，工作大胆泼辣，组织能力强，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是我工作中的好帮手。由于工作出色，我多次向县委推荐，建议将他加以提拔重用；后来，他提拔为水利农机局的党总支副书记，几年后调任县粮食局副局长。
韩顺发，大学学历。工作努力，肯吃苦；在我到局里工作的第二年，推荐他担任了分管农机的副局长。
许周义、王哲、韩国友、许敏、黄忠山同志，担任了基层领导后，由于工作有突出成绩，后来都被提拔为水利农机局的副局长。马樟铨、孙代英、张心震、张庆平、柯跃胜、陈水保、高文文、张启权等同志先后担任了股所的领导；李武相、刘岱武、章臣民、曹承乐、段家君、李善春、杨明连、范哲平、张治荣、黄清海等同志担任了乡镇农机站和抗排队的领导；张士龙、赵孝荣、梅红金、吴建祥、王义平、于友生、曾学林、俞桂金等同志担任了乡镇水利站的领导。从我局调出、后来被提拔为乡镇和局级领导的还有葛萍、卢鸿、芮中强、吴保宁、刘德家、郝纪平、刘泉华、徐称心、陶玉林、赵小明等一批同志。应该说，我县水利农机事业的迅速发展，与这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工作方法上，按照分级管理和一级管一级的原则，县局只管住各单位的一、二把手；各单位内部，由这些单位的领导自行管理。县水利农机局对各单位实行工作目标管理，每年年初，县局用文件的形式，向各单位下达工程管理、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并且实行效益与奖金挂钩。
在干部路线上，我们采取了“能者上、庸者下”的政策，每年对干部进行一次考核。使一批优秀的干部脱颖而出，也使一些工作没有起色、群众意见大的干部淘汰。这样的干部制度，对每个人都有压力：他必须十分努力，做出成绩来；否则就得下台。我还要求大家创造性地做好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及时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和生产形势，以便采取对策把工作做好。我特别反对三种干部：一是争权夺利、喜欢整人的干部；二是说假话、做表面文章、不做实事的干部；三是不敢得罪人的老好人干部。
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多听别人的意见，要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要多做调查研究，要为群众多办实事。我提醒大家：做一个干部，要与人为善，平等待人；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要在工作上比成绩、争贡献。我要求各级干部：在处理一些政策性问题时，既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下面群众负责；要注意解决苗头性的问题，不要等到问题成堆、矛盾激化、造成损失后再去解决；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为基层排忧解难。
由于大家的努力，水利农机局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我当局长的九年内，我局连续多年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有功单位”，多次被江苏省水利厅、南京市水利局评为“水利综合经营先进单位”、“水利管理先进单位”。一九八六年，我被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评为“南京市六五期间优秀科技人员”。一九九一年，我还荣获“江苏省水利管理领导贡献奖”。
七、开展综合经营
党的十二大之后，中央号召，各行各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从而吹响了全国城乡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首先，从一九八二年起，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加快了农村的改革。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央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明确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乡镇企业有着十分灵活的经营机制，在中央文件的鼓励下，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抢抓机遇，迅猛发展；使这些地方的经济总量得到迅速提升，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很快成为中国集体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而浙江温州地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探索出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一九八五年，中央又实施了“全面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重大改革，解除了三十年来束缚在广大农民身上的锁链，使长期受到损害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有了改善。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溧水县委、县政府也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人民公社，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八五年全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四百三十多元，比五年前净增二百二十元。
我到水利农机局工作后，由于财政拮据，经费不足，无法维持水利部门的简单再生产。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发出“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营”的通知，省政府也发出“农机系统要大力开展综合经营”的文件。在搞好管理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综合经营，成为我们水利农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在新形势下，我们县水利农机局明确要求各单位：一方面要抓好水利工程管理和农机管理，为全县农业的丰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抓好工副业生产和综合经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多做贡献。
全局上下转变观念，围绕市场，根据自身的条件，积极兴办新的经济实体，取得了成效。年末有三十一个单位开展了经营活动，各乡镇农机站扩大了工业；水利站办起了建筑队、水泥制品厂；水库管理所大搞养鱼；培训班办起了招待所；商品经济的发展热火朝天。这一年，全局工业实现利润五十四万元，水库多种经营收入七十四万元，取得了好成绩。
全局大搞多种经营的做法，引起了机关内少数人的非议，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随着职工福利的较大改善，这种非议很快就没有了市场。
一九八六年十月，为了学习兄弟单位水利综合经营的经验，我和韩顺发、经传奇、周明宝、董大文一行，赴北京参观全国水电系统综合经营成果展览会。
十月十五日上午，我们乘坐波音七三七客机，由南京飞往北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出差。当飞机爬升到一万米高度后，窗外阳光明媚。从机窗往外望，我看到了一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神奇画面：天上的云海美极了，茫茫的白云像棉花的海洋一样广阔无际，像南极的冰层一样深厚无边；有些地方的云层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层层向上翻滚，非常壮观；白云顶上是蔚蓝色的苍穹，没有一丝云彩。我们好像来到了传说中神仙所住的地方，处处显得圣洁无边，虚无飘渺。当飞机下降时，在浅蓝色的下方，我看到了连绵起伏的山岭、蜿蜒曲折的河流、湖蓝色的水库和塘坝、墨绿的林木，土黄色的农田和坡地（因为是秋天，田地没有绿色）、白色的是房子的墙壁。飞机下降时，地面的景物越来越清楚，从空中看大地是一幅“祖国山河美”的巨幅画卷，使人感受到一种美不胜收的诗情画意。
在北京，除了参观“全国第三届水利电力综合经营展览会”外，还一起游览了长城、天坛、故宫、颐和园、雍和宫、国子监等名胜古迹；参观了几个博物馆；最后一天，我还单独乘坐地铁到了八宝山，瞻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墓区。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加快和深化企业改革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对大多数单位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新模式。要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经费实现自给；已经自给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全局的多种经营呈现了加快发展的新局面。
局属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赋予了应有的自主权。在企业内部，打破铁饭碗，改干部为聘用制，改职工为合同制。厂长根据局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个人。职工全实行计件工资制，实行了联产、联质、联耗，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我们探索了一条适合我局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新模式：对各单位实行目标考核责任制，每年的考核分为管理考核指标和经济考核指标两大块。
经济考核指标本着“实事求是、提高效益”的精神，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制定的。企业单位考核产值和利润，事业单位考核产值和三项提留（折旧、大修理、利润），到年底按合同兑现，做到奖罚分明，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一九八六年起，由于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控制，各单位都带来了资金不足的问题。我们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为帮助基层解决生产上的燃眉之急，就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帮助各单位向银行和财政局申请贷款指标，几年时间里，我局各单位贷款额达几百万元；二是在局管理费和各项经费中挤出部分经费，以支持生产；三是在本系统内，把暂时不用的资金调剂出来，每年有几十万元，借给需要资金的企业；四是帮助各单位申请税收减免。一九八八年我系统共减免增值税和产品税四十四万元，减免所得税三万多元，税前还贷一百五十万元。
我局召开一九八七年度工作总结会时，县委书记朱友发专程到会讲了话。他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角度，语重心长地论述了水利农机事业的重要性，对我局几年来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这个讲话对我局干部、职工鼓励很大，使大家进一步感受到县委、县政府对水利农机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一九九○年，我局骨干企业——南京农用车厂（原农机二厂）划出后，水利农机局的工业基础相对变弱了。我们狠抓了企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加强了生产管理，决心再次创业。经过大家的努力，全局工业产值再次突破一千万元大关，受到县领导的好评。一九九二年，县政府下达我局的工业产值计划是一千三百万元，年末实际完成二千三百多万元，提前实现了三年翻番目标。当年，全局多种经营也取得了好成绩：水库成鱼产量六十六万斤，多种经营收入一百○七万元，建筑安装完成八百四十多万元，农机销售实现一千五百多万元，全局各单位的利润和三项提留实现四百九十多万元。
经济发展了，职工的收入增加了；上交的管理费多了，局长的调控手段增加了，机关干部的福利待遇提高了。我们为干部、职工谋福利，办实事，努力为大家排忧解难，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干部、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献身于水利农机事业；全局上下政令畅通，团结协作，每年确定的工作目标，都能克难奋进，勇攀高峰。
八、群众来信
一九八七年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进入了主汛期，由于溧水各地连降暴雨，雨量多达三百○二毫米，全县三十万亩农田受淹，有十二个圩子发生堤身裂缝、塌坡、渗漏等不同险情。这是我担任县水利局长三年以来，遇到的汛情最为严重的一年。
七月八日，位于石臼湖畔的和风乡战天圩大堤，突然发生大面积滑坡，长度达到九十米，堤顶原来有六米宽，塌方后只剩下二、三米，险情十分严重。和风乡党委书记谷景龙十分慌张，也毫无己见，对人只说，要听水利专家的意见。我带领水利局的工程师到现场察看，初步分析塌方的原因是：由于连降暴雨，堤身发生了纵向裂缝，经雨水渗入和长期浸泡，造成了堤后土体坍塌。七月十七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张耀华、市委秘书长赵少麟等一行，亲临现场检查险情，并把战天圩确定为当年南京市的“第一号险工”，成为全市防汛和除险的重点。
我是县水利局长，消除战天圩的险情就成为全局工作的头等大事。为了从根本上加固堤防，我提出了这样的加固方案：“加大断面，堤身加做六米宽的二级平台，堤后用土方填平深塘，并将固基平台增加到三十米。”这个方案得到了市、县领导、专家的一致同意。在这段时间内，我心系战天圩，每周用二、三天时间到战天圩险工段检查督促、指导施工，非常辛苦。民工们克服了远距离取土的困难，足足用了半年多时间，才完成了消险任务；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而我在半年内到战天圩竟有六十次之多。
八月二十四日，我正在白下饭店参加南京市秋播会议。会议期间，突降大暴雨。第二天下午五时秋播会议结束，我没有留下来吃晚餐，就急匆匆地赶回溧水，立即投入紧张的防汛抢险工作。
溧水县的大暴雨，从二十四日十八时三十分开始，一昼夜降水达一百七十三毫米。这场强降雨，使溧水一干河水位猛涨，城区护城河珍珠桥至二里桥的低洼地区淹水深度达一点五米，处于县城中心的小商品市场、物资仓库、中医院、布厂、印刷厂等十多家单位受到洪水危害。在我回县之前，县委召开了防汛紧急会议，紧急动员城区有关单位，全力投入防汛抢险工作。
由于县委、县政府的精心指挥，调度有方，加上全县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战，使溧水这场大暴雨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同时，县防汛指挥部当即将溧水的汛情、灾情向南京市防指发出了传真电报。八月二十六日，南京市水利局的领导来到溧水，视察现场，听取汇报。我陪同县委书记朱友发、副书记沈阳龙、办公室主任孙自金做了汇报；二十八日，江苏省水利厅防汛专家曹维仁、黄爱民等领导来溧水，察看了受涝的地区。二十九日下午，我陪同副县长赖光富、农业局长黄茂明，专程赴省水利厅，向厅领导汇报了溧水的受灾情况。
事后，竟然有人以“群众来信”的名义，写信到《新华日报》社。反映八月下旬大暴雨时，由于中山水库泄洪过多，小西门闸开启不及时，致使溧水县城受涝严重，损失很大，认为这是水利局调度不当所造成，应该追究领导责任。《新华日报》记者王国赋、杨积胜两次到水利局，向我核对有关情况。我不知道记者调查的背景和目的，只能详细介绍了县领导和水利局有关防洪调度的情况，并指出“群众反映”中有失实的地方。九月三日晚上，我正在水利局加班，县委副书记翁扬正问我在忙什么？我委曲地向他叙说有人告我们的状，我正在写汇报材料。翁扬正书记当晚向县委朱友发书记作了汇报。第二天，朱友发书记和盛金隆县长分别向我了解记者调查的有关情况。九月七日，县委决定：由副县长沈阳龙、宣传部长刘崇泳和我一起到《新华日报》社，找总编金振中、群众工作处顾处长，详细汇报了溧水县八月下旬暴雨成灾的原因和有关情况，并转达县委的明确意见：对于那些不实事求是的所谓“群众来信”反映的情况，县委既不赞同，也不希望见报。经过多方工作之后，这件告状的事情终于过去了。
在九月十日召开的中共溧水县第七次党代会上，朱友发书记在大会工作报告中，针对最近个别干部向《新华日报》记者作的歪曲事实的所谓“群众来信”，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中，存在着党风不正的问题。有少数干部，整天没有事做，东转西串，无事生非，制造事端，出现了不干事的整干事的不光彩现象。一些平时不努力工作的人到处找岔子、乱告状，以此来打击努力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这种行径实在令人气愤。”并在大会上，表扬了水利农机局的领导勤奋工作、一心为公的好风气。
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封人民来信是针对分管副局长缪时中的，而我把责任承担过来了。
九、我想写书
我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水利、建筑工程的第一线工作，在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经验，经历了不少失败和教训，也收集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我对建筑材料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配方是施工技术的精华。
一九八一年，我编写了“水利工程中常用新材料的配方和应用”的小文章，作为申报工程师的补充资料。从此，我成为一位配方迷。我博览群书，阅读了各类水利、水电、建筑、冶金、交通、港口、国防等土建领域的大量图书、专业杂志；收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配方达六千多例，只要涉及材料配方这一领域的内容，我都要尽力撷取，悉心研究，成为当时国内收集材料配方最多的人之一。在此基础上，我着手编著了“水利工程一些常用配方”。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把出书的事情看得太简单，我把这本十七万多字的书稿分别寄给了江苏科技出版社和水利出版社。
随后，江苏科技出版社商请省水利厅基建处审阅，省水利厅将我编写的小册子复印后，发给省水利科研所、省水建公司等单位征求意见。
江苏省水利科研所材料结构研究室的专家审阅后，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并向省水利厅写出评审意见：“这本资料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数为通过实践行之有效的配方，比较实用，是一本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手册性资料。”省水利厅基建处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后，给省科技出版社复了函：“这本书有一定实用价值，可作为技术情报资料进行内部交流；如作为工具书出版，修改后可推荐给水利出版社审定出版。”于是，这家出版社把原稿退还给了我。一年后，水利出版社认为：“这本书稿的内容较杂，读者对象不一。”也把稿子退还给了我。
两次退稿，无疑是当头一捧，对我的打击很大。但我的同学聂质逊看了这个册子后，很感兴趣。我们在一起分析了退稿的原因，认识到这个稿子只是属于科技情报资料汇集，是原始资料的粗加工，书稿尚达不到正式出版的质量要求。于是，两人决定合作进一步修改。小聂对本书前五章两度写出了修改稿；而我又补充收集了大量新的资料。
出版科技图书，业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有三位同行专家的推荐，而且这三位必须是同一学科、已经出版过科技著作的专家。我是一个无名小辈，无法请到这些大名鼎鼎的专家；这些专家，我过去是只闻其名，没有打过交道。由于出版部门无熟人，加上没有专家的推荐，出版问题从此陷入困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南京市水利学会水文、水资源、规划专业委员会在溧水县第一招待所举行会议，我成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与会期间，我谈到：“我有一本书要找出版社，不知谁有路子，请帮助推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京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陈至煌指着一位女同志对我介绍说：“河海大学刚刚成立了出版社，她的爱人是河海大学的领导，可以请她帮忙。”于是，我把“水利工程一些常用配方”复印稿交给南京水文分站站长边淑颖，请他的先生、河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内知名的水文专家范中秀帮忙推荐。
第二天，我专程到河海大学建工系教授康清梁处，我们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我请康清梁将这本小册子向河海大学出版社推荐。
一周后，康清梁来信告知：“配方一书，已请河海大学建筑材料教研室主任梁正平教授过目，梁正平教授认为此书颇有价值，同意向河海大学出版社推荐。”
十二月十二日，河海大学党委副书记范中秀，把我的小册子向河海大学校长梁瑞驹教授推荐，梁校长简单浏览后，给河海大学出版社负责人写了个条子：“何、查老师：范书记推荐一书，请你们两位过目。如觉得该书有可能列选、出版，可给他回话，让作者来进一步面谈；若无出版可能，则请及早回复给范书记。”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和边淑颖站长从六合县参加当年南京市水利现场会议回来之后，专程到河海大学，同康清梁博士、梁正平教授一起到河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查一民处，探讨出版事宜。由于梁正平、康清梁、范中秀三位知名教授的大力推荐，查社长当即表态道：“这本书可以考虑列入明年的出版选题，但要由河海大学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后，才能决定能否出版。”查社长要我抓紧时间，将书稿作进一步修改。同时提出，按照出版社的规定，请作者提供出书补贴。
我的图书出版迎来了新的曙光，也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业余写作的辛勤耕耘。
十、苦行僧的写作生活
在那个年代，能出一本书的人，标志他在技术上是有相当高的造诣，在技术人员中会有较高的地位，会受到同行的敬重。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出书的欲望时刻萦绕着我的心头。然而，出书难并非始于今日。多少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知名人士，因有生之年未能见到自己的著作而留下遗憾。当时，在科技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出书难，难于上青天！”但是我深知，一本科技图书，只要其内容实用，有参考价值，通过奋斗，终会被人认识，也总会同读者见面的。现在，这个愿望将变成现实，让我感到喜出望外。
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与查一民副社长通电话，得知河海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已经研究决定，本书正式列入新一年的出版选题。双方协商议定：“作者交稿时间为明年四月底，作者提供六千元作为出版补贴，出书后由作者包销二千册。”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我决心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地完成书稿修改工作。
一九八八年元月，我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为修改书稿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我请局文印室的张启权同志帮助复印了不少参考资料。张启权非常聪明，勤奋好学，对工作一丝不苟，做事利索，在我的写书的漫长年月中，自始至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各种资料进行分类，构思了书稿的章、节、目。
从元月二十九日起，我开始了潜心写作。这时候刚巧是年末岁初，再过十多天，春节又将来临，水利局的工作特别忙碌：全局的工作总结、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各单位的年终分配、各种会议、应酬，还有下乡、来客接待，让我无法静下心来从事写作。
为了挤出时间，我不得不调整了作息表，把每天的睡眠时间化整为零、一分为三：中午坚持午睡；晚餐后再睡一下，睡到十九时三十分起来写作；凌晨一、二点再睡，到早上起来上班。实行“分段睡觉、分段写作”后，有效时间大大增加，每天可写作十来小时。
我是单位里的一把手，到我家里的客人特别多。为了减少空谈，节省时间，我在家里墙上贴了一张会客告示：“因我从事写作，需要时间。来客谈话，请不要超过十分钟，敬请见谅。”
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我必须减少应酬，于是我使出了“逃会、逃宴”的不得已手段：凡是可以让副职参加的会议，我就请副职顶班，好在几位副职对我很尊重，比较照顾我；凡是我必须参加的会议，能溜号的，我就拿了材料后，会开了一半，就提前溜号；凡不能溜号的重要会议，我就坚持到最后，散会后不留下来吃饭，就直接回家；凡必须陪同就餐的，我先到场招待客人，待就餐到中间，我抱歉地告诉客人，我下面还有什么重要活动，必须先走一步，并让水利局的其它领导招待好客人。
即使进行了如此精心的安排，时间还是不够用，书稿修改的进度仍然不快。原来商定，同学聂质逊同我一起修改，但小聂由于本单位的工作忙，来不了溧水。我没有其它办法，就向县委朱友发书记提出：请工休假写作。县委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让我安排好局里的工作。从三月一日起，我利用三十五天工休假，闭门谢客，杜绝了一切应酬，专事写作。这样一来，除了吃饭、睡觉外，我把全部时间投入到写作中去，每天写作达到十六、七个小时，书稿修改的进度大大加快。
与此同时，为了挤出更多的写作时间，我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在长达十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平时不逛街，不串门，也不跳舞，不打牌，不看电影，娱乐几乎与我无缘，甚至电视也很少问津。
写书是如此的艰辛，它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因为用脑过度，我写书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张大嘴巴进行呼吸，医生说，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
多亏我的夫人，这位贤内助用她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担，使我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写作和做好自己的事业。四月十八日，经过八十天的艰辛努力，我终于完成了书稿的修改工作，并如期将这本有三十八万字，几公斤重的书稿送交河海大学出版社。
五月二十七日，本书主审、河海大学副教授童凤昭，写出审稿意见：“本书稿大量收集了我国建国以来水利水电建设中常用材料的经验配方，并介绍了施工工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对施工技术人员及教学、科研人员颇有参考价值。如此集中介绍各种材料配方的书籍，目前我国还没有。书稿的内容是好的，收集这么多的经验配方是很不容易的，值得出版。”
六月二十七日，根据童教授的审稿意见，我利用十天时间，对书稿进行了小修改，并定名为《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及工艺》。
九月一日，一级教授、河海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氐签发了本书的发稿单。周氐是全国知名教授，早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钢筋混凝土与砖石结构”的教科书就是周氐教授编写的，如此知名的教授能亲自担任这本专著的总编，令我不胜荣幸。
期间，本书责任编辑陆文祺副教授两次来溧水，具体商量两件事：一是将原书稿中的工程制单位统一改为国际制单位；二是根据有关规定，对于书中引用他人资料较多的篇幅，均用引号注明其出处。
十月二十四日，周氐教授对本书写出终审意见：“书稿质量较好，加工编辑也较认真，可以发排”。
就这样，我踏上了业余写作的漫漫长路。我用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历尽艰辛，十年煎熬，把全部业余时间和心血，都奉献给《配方》科技图书的编著。
十一、方便水库的变化
许周义，是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毕业后被抽调到溧水、溧阳、金坛等地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七十年代是东屏乡的水利工程员，一九八○年六月起，到方便水库工作，跟着老所长解荣根一起管理水库。
方便水库建造于一九五八年，总库容为五千多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三千一百万立方米，是全县最大的一座水库，也是南京市第二大水库。
一九八四年，他担任所长后，遵照水利部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水库管理的任务，即确保工程安全、充分发挥效益、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是加强了工程管理。他把水库管理落实到人，加强了工程的维修养护。有一年大暴雨期间，坝面出现沉陷裂缝，由于加强了监测和维护，终于化险为夷。
二是发挥防洪效益。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一年连降暴雨，水库充分利用防洪库容屯蓄山洪，虽然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淹没了多种经营和养鱼池，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但是确保了下游圩区的安全。
三是管好水、用好水，坚持为农服务。有一个大旱年，库区下雨只有六百九十毫米，比常年偏少三成。水库采取了停止水力发电、灌区实行计划用水、优先保证上游提水灌溉等措施，确保了库区四万五千亩农田的抗旱用水。水库工程水费收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四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水库养鱼面积有四千二百多亩。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精神，大搞以养鱼为主的多种经营，从一九八四年起做到了经费完全自给。在开展水产养殖的同时，利用现有条件，发展小水电、自来水、招待所、网厂、养猪等生产。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一年为市场提供鲜鱼八十五万斤，平均年创利十万元，职工年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水库的多种经营水平在南京市也处于领先地位，鱼产量按大库可养水面计，平均亩产量达三十五公斤，围网养鱼亩产一千公斤，网箱养鳊鱼亩产高达二万公斤。
许周义同志几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所同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他主持编制了一本“方便水库管理工作手册”，制定了水库工程管理和多种经营管理的制度、各类人员的职责。按管理手册的要求对水库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这在全省水利系统还是首创。
他从强化目标管理入手，狠抓班组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使工作秩序井然，综合经营效益十分显著，水库管理工作保持省、市先进行列，许多荣誉也接踵而来。方便水库管理所连续多年被省水利厅、南京市水利局评为水利管理先进单位、渔业生产先进单位，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有功单位。一九九一年，他获得“全国水利综合经营突出贡献奖”和“江苏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这几年，方便水库的发展更快了，他们盖起了很有特色的招待所，成为县内外各单位召开会议和培训的理想场所。这里的鱼宴颇有特色，食客慕名而来，小车停满了院落。最近投资上千万元，建造了几套欧式别墅，更是吸引了许多远方来客。
现在水库面貌一新，并更名为“东屏湖”，成为我县观光旅游的一块宝地。
十二、县水建公司的新生
我出任局长后，县水利工程队由张心震担任一把手，副职是卞维生和刘金荣。张心震同志是位技术干部，作风正派，熟悉业务，工作十分认真。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单位一直由县局安排任务，承建县内水利骨干工程。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原来的经营机制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工程队必须自己找任务，养活职工。于是，他们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将单位更名为“县水利建筑工程公司”，单位性质由事业变为企业，施工范围逐步从单纯的水利扩大到工民建、市政、交通等领域。由于张心震老实本分，工作中魄力不够，管不住人，同时公司的管理出现了一些漏洞，工作上也出现一些失误，企业发展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张心震多次向局里提出辞职的请求。一九八七年，经局务会议研究后决定：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由五十八岁的蒋荣松同志到这个单位临时主持工作；指示水建公司进行“两清”，即清理公司多项工程尾工，清理整顿公司财务。
在一年多时间中，公司一手抓当前生产，一手抓清理整顿，做了不少工作。随着“两清”工作的深入，公司的财务状况逐渐见底，近三年来，公司共亏损五十六万元，同时诸木林等人贪污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于是，我们指示该公司：立即向县人民检察院进行举报，要求对贪污分子进行法律制裁。
县检察院经过内查外调，终于查明：诸木林、沈鹰等人在负责承建的南京市自来水公司赛虹桥、定淮门的建筑工程和县林场纤维板厂扩建工程的施工中，伪造经济事项，采取虚报冒领等手段，大肆贪污工程款，使集体蒙受很大的损失。其中，诸木林贪污五万三千多元、刘金华近二万元、杜木林一万多元、杨敦明五千多元、刘金荣四千七百多元。由于他们能在最高两院“关于贪污、受贿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期限内，坦白交待罪行，积极退赃，同时，检举揭发他人的经济犯罪事实，有立功表现。检察院对他们作了宽大处理：诸木林和严基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刘金荣能主动自首，检察院对其免予起诉，公司给予记大过处分，水利局解除其合同；杜木林、沈鹰等都是临时工，被清退回家。
出了几条蛀虫，公司伤了元气，几年没有翻过身来，企业面临着困境。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水利局召开局务会议，决定由韩国友出任该单位的新经理，副经理先后有陈水保、黄忠山、许敏等。
韩国友刚上任，就赶上发薪水。公司效益不好，日子艰难。有一个队因为无钱发工资，队长被职工们堵在房子里，急得直跺脚。韩国友通过朋友，临时借了点钱，总算把当月工资打发了。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工资，路在何方？韩国友通过一番调查分析，找到了公司症结所在。于是，他下了很大力气，深化了内部改革，改进了经营管理，并走出了几着好棋。
第一着棋子，走出溧水，挺进南京。南京是省会城市，不但机会多，而且市场大，离开县城只有五十多公里，于是，公司把南京作为向外发展的第一登陆点。他们先在长江边为一家企业建造了一条防洪大坝，被评为优良工程。后来在南京茶亭为港商承建了一幢工艺礼品综合楼，由于对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很满意，在大楼封顶时，港商赶到南京，亲手燃放了有三层楼高的鞭炮贺喜，并宴请了建筑工人。就这样，一支走出黄土地，打进城里去的有生劲旅，凭着不屈不挠的执着，凭着奔腾不息的毅力，在南京扎稳了营盘，立稳了脚跟。后来，公司提出了更响亮的口号：“扎根溧水，立足南京，闯入上海。”
第二着棋子，是加强企业管理。公司完善了内部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了单项工程独立核算，设备改为租赁使用，公司还加强对生产、财务、材料的管理。
第三着棋子，是抓信誉。公司按照“质量第一、用户第一、信誉第一”的要求，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有一年春节前夕，他们承建的上海航天局一幢模型实验楼就要封顶了，因为归家心切，浇灌最后一块预制板时，边缘突出了一小条，虽然不影响质量，但他们从严要求，连夜返工，重新浇灌，获得了甲方的好评。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凭着重新塑造起来诚实信用的良好社会形象，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经行业评比，他们承建的南京控制电机厂厂房、县人民医院内科楼、县自来水公司庆丰小区住宅楼、南京江东镇开发公司办公楼等建筑，被评为“南京市优良工程”，并连续多年获得“南京市建筑业优秀企业”、“江苏省建筑业最佳企业称号”。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公司产值、利税实现四个翻番，职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单位固定资产已达几千万元，而且不欠银行贷款，信誉很好。
第四着棋子，是稳定后方。公司为职工新建和购买了九十二套住房，并以低价卖给职工；为全体职工办了养老保险、团体人身保险；职工子女上幼儿园、上小学有困难时，公司帮助联系解决。公司为生产骨干配备了摩托车，全公司二百多人，摩托车倒有一百多辆，一到县城举办活动，县水建公司的摩托车一溜长排，威风八面，人气很旺。这些措施增添了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九九五年，《南京市场报》曾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向读者介绍了这个公司的业绩，题目是“天那边，崛起一支建筑大军”。后来，县水建公司又高标准地完成了国家重点交通工程——南京长江二桥南汊江北引桥桩基的施工任务。
在县水利局的领导下，在韩国友和黄忠山等经理的奋斗下，经过十多年的卧薪尝胆，到世纪之交的这几年，县水建公司的实力大增，已成为全县建筑战线上的排头兵，在南京市的施工企业中，也名声大振。现在，这个公司已经由毛世保同志持大股，邓家胜、赵青等同志参股，改制为民营建筑企业。这只远征的航船，正鼓风扬帆、破浪前行，向着新的目标，向着新的征途进发。
十三、加强农机化工作
农机化工作是水利农机局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县局设有农机管理所、农机监理所、农机推广站、农机培训班，专项负责全县农机管理和服务工作。张庆平、葛迈庭、柯跃胜、许红虎、夏德洪、王以永等同志长期工作在这条战线上。
全县乡镇农机管理站，是县属大集体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他们的任务是做好机电排灌站的管理，农用柴油、农机配件的供应，农机化服务的各项工作。各乡镇农机站都创办了企业，努力发展工副业生产。
县政府十分重视农机化服务工作，成立了县农机化服务领导小组，由副县长赖光富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为了加强农机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当时全县的二百一十三个行政村，每村都配备了一名村农机管理员；还发展了村级农机服务队五十余个，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农机管理服务体系的网络。
农作物每当收获、脱粒、种植时，全县农民就进入最辛苦的三抢大忙时期。我们在每年六月和十月，都要在全县开展“农机务农月”活动，让所有的农业机械为耕作、脱粒、收割、运输服务。为了使这项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在活动之前，我们对全县农机具要组织两次检查、维修。以一九八六年为例，全县共维修手扶拖拉机二千一百多台次，旋耕机八百多台次，铧犁一百二十台次，共安排农机维修平价钢材近一百九十吨。
我县的农机务农活动，得到了乡镇和行政村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很细致：专门召开了行政村的机工组长会、村干部会、有线广播会，使农机务农落到实处。还是一九八六年，全县出动务农作业的拖拉机有四千八百多台次，脱粒机八千三百多台次；完成机械作业面积三十五万亩次，机脱粒面积四十七万亩次，机条播五百多亩，机开沟三百八十一亩，成为当年南京市机耕面积最多的县。
同南京市的其它区县相比，我县“农机务农月”的效果更好一些。在务动月期间，我县出现了农机服务的“三多、三少”现象：即投入为农服务的农机具多、服务项目多、作业量多；手扶拖拉机在公路上跑运输的少、农机作业乱收费现象少、农机事故少。
为促进我县农机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年，分管农机的韩顺发副局长同我商议，并得到县政府的同意，在柘塘镇共和村、乌山乡秦淮村、城郊乡荷花村、洪蓝乡何林坊村建立了四个县级农机化服务试点村，探索加快发展丘陵地区农机化工作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我们发现：农田分散、作物品种差异、农户要求不同，这给机械连片作业带来了困难。开展这项工作，村干部是关键，不但要协调矛盾，统一管理，还要统一筹集资金，落实农机作业人员的报酬。
由于我县的农机化事业做得较好，受到了上级的赞扬。一九八八年十月，由江苏省农林厅、省农机局在我县召开了“全省农机化秋播现场会”，副省长凌启鸿、南京市委书记戴顺智、省农机局副局长朱云、孙兆兴以及全省丘陵山区有关县市分管农业的县市长共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丹阳条播机厂、淮阴市开沟机厂等十三家农机生产厂也云集到这里，参加现场表演的机具有二十三个品种、五十三台，到现场参观的干部、群众有二千五百余人次。本县大陈村农机队派出陶维仪等农机员在现场操作表演，博得与会者一致赞扬。
为总结机械化高产经验，探讨农机具配套模式，探索新形势下农机化发展的新途径，一九九二年，我县被列为“江苏省万亩稻麦高产机械化作业示范方”。示范方的范围包括柘塘镇大陈、艾园、梅山、交通村，乌山乡红星、乌山、幸福村，城郊乡荷花、庙头、胜水、工农兵村等沿宁溧公路两旁的连片农田。为了搞好这个示范方，我们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低产田，做到格田成方、排灌设施齐全、机耕路配套；选用良种及采用栽培新技术；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具，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建成高产、高效、优质的吨粮田。经过实施，三年实现粮食增产一百十余万公斤，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十四、搞好联系点工作
一九八七年六月，县委书记朱友发接到了群力乡上店铺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秋生的一封信。王秋生在信中汇报了该村遇到的困难：由于地处山区，地势高亢，加上水源不足，干旱常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村级经济十分薄弱；农民没有什么副业，生活比较贫困；恳请县里领导给予关心和帮助。朱书记接信后非常重视，专程到该村进行走访，了解到这里的农民生活普遍贫苦，有几户因病丧失了劳动力的农民，更是贫病交加，家中一贫如洗，看了让人掉泪。朱友发书记从上店铺行政村回来后，久久不能平静。他与县里的领导商议了几天，遂倡议建立了县级领导与乡镇、县级机关各部门与经济薄弱的行政村建立结对帮扶的联系点制度。
根据县委安排，朱友发书记负责联系群力乡，县水利和卫生两局与群力乡上店铺村成为结对帮扶单位。七月十八日，朱友发书记带领我们两个局的干部十三人，到上店铺行政村进行了调查。我同韩顺发、杨清铃、孙代英、周明宝、董大文参加了调研，对上店铺村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这个村属低山丘陵地带，境内有丁塘、上店、上里三条冲田；有二百六十多座小塘小坝，总库容为八十五万立方米。经测算，全村农田每年缺水三十万立方米，水资源不足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兴修水利工程，提高抗旱能力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当务之急。该村远离集镇，交通极为不便。全村有十二个小队，三百二十户，二千多亩耕地，人均不到二亩；山林和水面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迫切要求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地方经济。
为了帮助该村摆脱贫困，水利局和行政村的领导多次商议，共同制订了上店铺村三年发展规划、水利农机局与上店铺村三年帮扶工作计划。
首先，我们帮助该村搞好水利规划，并实施了增加蓄水的措施：在几条河沟上新建了十三座拦水小坝，分级蓄水，使三条冲田基本保浇灌；安排经费，把丁塘水库配套，增加蓄水；扩建北山大塘和上先塘；维修上店铺提水站和翻身二站，增加了抗旱补水的能力。
村民尝到了甜头，采取“推磨转圈，先后受益”的形式，在每年的水利月期间，大搞水利建设，使全村的水利条件大为改善。
后来，朱书记商请交通局支持拨款五万元，村自筹部分资金，修建拓宽砂石公路十三公里，大大改善了该村与外界的交通条件，促进了该村经济的发展；又商请有关部门支持，架通进村入户的有线广播，接通了自来水。
我们还利用管理农机具的有利条件，先后优惠供应该村手扶拖拉机二台、条播机四台、开沟机二台，通过推广先进的农业机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该村粮食的稳产、增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该村是工业空白村，为了发展村级经济，由县水利农机局担保，协助该村向银行贷款九万元，办了一个小窑厂。据说这个小窑厂由于管理没有上去，效益一直不理想。
县委对县级机关联系点的工作十分重视，当年九月下旬，召开了全县联系点工作会议，我代表县水利农机局做了交流发言，受到县领导和各部门的好评。
第二年，县级机关联系点有了扩大，有五十五个县级部门联系了二十二个贫困村和九个企业；八月，县委、县政府又召开了第二次联系点工作会议。
溧水县实行县级机关和贫困行政村建立结对帮扶联系点的做法，对周边各县影响很大，后来南京市和全省的许多县市纷纷效仿。
县级机关和行政村结对帮扶的制度，不但密切了机关和基层的联系，而且促进了机关作风的转变。我们到农村劳动和工作的次数多了，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艰辛，有了更多的体会，对农村的感情也更深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中就有九亿农民。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加大了、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加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加大了，加剧了农民的贫穷。二○○○年春，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国务院，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后来，我看到陈桂棣与春桃合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书中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现状让人触目惊心，作者感叹当今的农村是：“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抗争……”农民，成为一群被残酷地侮辱、欺凌着的人民。
许多农民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房子；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
农民贫穷，其直接原因是农民素质低、文化低、农村的自然环境差等；更重要的是体制性或政策性的原因：
首先是，农民的土地早已经被剥夺，就是说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小生产者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必须经常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必须抑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长期限制了农民搞好生产、发家致富的正当要求，严重扼杀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是，政府长期实行的农、副、土、特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剥夺了农民的产品处置权，长期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保障。
第三是，庞大的基层党政组织的行政、事业费用，都从农民手中收取；加上少数村官的横征暴敛、派下来的苛捐杂税，集资、摊派和罚款，压得农民透不过气。“要粮、要钱、要命(计生)”曾被看做乡镇干部的中心工作。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在上面各部门。农民负担过重很大的一个原因，来自国家机关，来自条条的达标、升级、收费、服务、罚款等活动。
当时农村有这样一些民谣：“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重，三税（统筹、集资）四税（三乱）无底洞”；“五十六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
种田，已经成为农民的“鸡肋”，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农民负担过重，农田大量抛荒，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十五、“六四”事件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缺乏改革经验，加上在建设中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到一九八八年，全国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引起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有一首顺口溜讽刺了改革中存在的偏差：“倒爷笑，百姓叫，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中国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一种跛脚鸭式的改革：经济改革这条腿长，政治改革这条腿跟不上，不能够弥补经济改革中的不足，腐败问题、社会不公问题、党内民主问题，都没有解决。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经济形势仍然被一团乌云笼罩，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当前我国经济和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贫富差距拉大，使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一些干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一些政府机构官僚主义严重，治安状况恶化……”
四月十五日，原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开会时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成为一场政治风波的导火线。
胡耀邦，一个与充满活力、富有胆识、公正廉洁紧密相联的名字。他是中国改革的功臣，被人们尊称为是改革派领袖，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对知识分子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因此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仰。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民生、中国的民情、中国的民意。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届最高领袖人物中最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在拨乱反正的年月，向极左路线、向教条主义、向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容异纳谏、真心为国，为全国千百万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在被罢免了总书记职务两年后突然逝世，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立即走上街头，为冤死的胡耀邦愤愤不平：要求政府开放言论自由、惩治腐败、注重教育，希望中国能够真正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大学生们还提出了一些当局不能接受的政治要求：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当年受到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二是呼吁当局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主张采用西方的模式，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逝世后，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北京等大城市出现学生上街游行、集会，有的声讨官倒和腐败，有的呼吁民主和自由。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西安、成都、长沙、南京等地也遥相呼应：要求党和国家清除腐败、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可能是被有政治动机的少数坏人所操纵和利用，也出现了打砸抢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的过激行为。
在天安门广场有一幅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写着：
民主先驱，社稷为先，千秋耀；
开明公仆，天上为公，兴华邦。
另一条是大学生送的横幅上写着：
一代圣贤，唯您要我臭老九；
空前绝后，耀邦就顾咱穷学生。
学生们举的横幅有：“民主魂”，呼喊的口号有“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专制”等。
学潮是青年人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是青年人对社会弊端的一种反抗。当时大学生的信仰危机在加剧：大学生认为共产主义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不能实现。许多大学生开始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崇尚自我奋斗，把个人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同时，共产党的威信下降，党风越来越差，大学生认为其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多数学生不想入党。
当局对这场大规模的学潮采取了不妥协、不对话、不疏导的方针。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这场学潮定性为“动乱”，学生们看了这个社论就不干了，无法接受政府对学潮的定性。后来，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更为紧张、敏感和沉闷；五月十三日，广大学生开始绝食，用生命的代价来为政治的诉求抗争；为了声援学生，北京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静坐活动，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和静坐的人有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之多；有极少数人冲击了国家机关和机要部门。
五月十九日凌晨，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特意赶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的学生，这种同情学生、亲近民众的举动缓和了学生与政府的对立，受到大多数学生的好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实权领导人李鹏、幕后真正的领导人邓小平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后来对首都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六月四日，戒严部队全副武装，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这场学潮，造成流血惨案。
六月下旬，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认定赵紫阳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必须对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负责”，全会撤销了其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我的几位朋友说：“党内温和改革派领袖赵紫阳的下台太令人遗憾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又要大大推迟了，中国的民主化将会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六四”事件期间，我担任着县水利农机局的党总支书记，经常参加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统一思想，部署本部门的人员不得参与和支持学生运动。后来，一大批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官员全部被撤职。
“六四”事件以空前的悲壮和惨烈载入了史册，它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空前，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之最。后来证明：它决不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动乱和暴乱；而是一场自主的、自发的、无序的群众运动，是人民对政府宣泄不满与愤慨的一部壮丽的史诗。“六四”惨案发生后，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失落之中，不少大学生陷入了一种精神空虚之中，他们不再关心国是，对政治开始淡漠。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新时代里，青年学生往往是新文化、新思想最敏感的学习者，最虔诚的执行者。他们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且保持着对人权、民主、自由的信念。他们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要求当局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些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历史经验证明：对学生运动，只能加以引导，不能进行镇压。中央采取平息天安门事端的措施是不可取的。我始终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发展也是很快的。中国只有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我们希望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的进程加快些，但不希望国家出现社会混乱和动乱。
历史是三维的，它如同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六四”风波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又一个悲剧，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
十六、校庆三十周年的流产
一九八九年，是我的母校长江工大校庆三十周年。
四月二十三日，长江工大部分校友，应长江水利水电学校领导的邀请，到湖北蒲圻市商讨校庆筹备事宜。参加的校友有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边春起、车新觉、于文娟、沈德贤、伍允铎、石含英、盛平章、朱赛男等。东道主、蒲圻市市长李德贤，是我的同班同学，因正在参加湖北省人大会议，特派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向参加会议的代表致意。会议研究商定：成立三十周年校庆筹委会，由边春起任主任。确定十一月十八日为校庆日，举行庆祝会和学术报告会，出版校友论文专集和校庆专刊。开展校友联络工作，由龙公冰、于文娟担任总联络员。沈德贤、姚治邦为东片（江苏、浙江、江西、上海）联络员；腾代文、刘格非为西片和南片联络员；肖正廉、夏可风为北片联络员；朱庆福和石含英、蔡雯分别为武汉、宜昌联络员。
六月，经国务院同意，长办正式更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为副部级机构。
七月下旬，出任党中央总书记才一个月的江泽民由水利部长杨振怀、农业部长何康、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等陪同，专程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并为长江水利委员会题名。江泽民参观了九万方水工模型试验场、气象预报室等场所后，向长江水利委员会全体职工，特别是向艰苦奋斗在防汛第一线的同志，转达了他的问候和谢意。江泽民回到北京后，又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致信长江水利委员会，称赞其工作态度、业务知识和吃苦耐劳精神，使全体职工受到极大的鼓舞。实际上，江泽民的这次专访，是为三年后上马长江三峡工程的重要决策进行了前期调研。
十月三十日，校庆筹委会突然发来通知称：“最近，中共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颁布了当前廉政建设的若干规定，要求精简会议，长委会内一般不搞院庆、校庆、厂庆等各种庆贺式的会议活动，原定于十一月十八日举办的长江工大校庆活动决定不再举行。”
其真实原因是：今年“六四”事件后，全国正处于政治敏感期，从而取消了容易谈论政治的各种集会，包括这次长江工大三十周年的校庆活动。
十七、陪选副县长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县委组织部给我送来一个会议通知：“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定于十二月十日（星期六）上午八时半，在市委办公厅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内容是结合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就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搞好治理整顿，以及明年的工作打算，谈谈自己的看法。”从县委组织部了解到，我县出席这个座谈会的还有夏兴柏。由于社会上传说：夏兴柏和我将要参加副县长选举，我估计这是南京市委对后备干部进行的一次现场考察。
第三天的上午八点多，我提早十分钟到达市委办公厅，可是会议室已坐满了人，没有空座位，我只好在南京市委副书记胡序建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了下来。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参加座谈会的各区县后备干部有二十多人，年龄大多在四十至五十岁；参加座谈会的领导有：市委副书记李英俊，组织部部长张晔（女），副部长张伯兴、王浩良等。
在座谈会期间，坐在我边上的胡序建副书记反复地看着手中的一份名单。我无意中看到，名单中清楚地写着：溧水县副县长的候选人是夏兴柏，后备对象是姚治邦。看了这个名单，我心明肚亮：在即将到来的县人大选举中，夏兴柏是组织上决定的副县长正式候选人，而我则是这次差额选举的陪选对象。
我在十分钟的发言中，只是简单地谈了对五中全会的认识和县水利农机局新一年的工作设想。江浦县有一位女局长，发言时滔滔不绝，表演上乘，据说后来当上了副县长。
十二月中旬，县委朱友发书记找我谈话：“由于你工作表现一直很好，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在即将举行的县政府换届选举中，你是副县长的候选人，选上后，将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我试探性地问：“我只是陪选对象吧？！”朱书记肯定地说：“不是陪选，是主要候选人。”盛金隆县长也将同样的消息告诉了我。但是，我刚参加了市委后备干部座谈会，已经看到过市委领导手中的保密名单；所以，我认为朱书记和盛县长对我说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官场上的客套话。
一九九○年元月，有些候选人频频到各乡镇、各部门进行活动，以此来拉关系，扩大其影响；甚至公开打招呼，要大家在选举投票中帮忙。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县长盛金隆专程来到我家，慎重地向我提出建议：由他陪同我到各乡镇跑跑，让各乡镇的代表更多地了解我。但我觉得，我跟着盛县长到各乡镇，无非是拉选票、争人心，这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我羞于这样做，觉得太招摇过市，显得浮躁和虚伪，感到很尴尬；我借口正忙于写书，没有时间下乡，谢绝了盛县长的好意。
三月初，溧水县第十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影剧院举行。在大会选举前，县委书记向全体代表宣读了中共南京市委文件，市委提出的新一届溧水县县长、副县长候选人建议名单是：县长为盛金隆，是等额选举；副县长为沈阳龙、曹玉华、鲁毅、夏兴柏、姚治邦，为差额选举，选举四人，差额一人。市委的建议名单表达的组织意图十分清楚：前面的四人是副县长的人选，最后一人是差额的对象。
我的落选是意料中的事。参加投票的县人民代表有二百四十九人，选举结果我得票一百一十七张，比当选为副县长的夏兴柏仅少四十余票。
这个选举结果，令我心里十分欣慰：因为这场竞选本身是不平等的。选举后，不少县人民代表跟我讲：作为陪选人，能得到这么多的选票，这说明你在人民代表心中有一定影响，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啊！选举结束后，朱友发书记找我谈话时，我就坦然地表示了两点态度：一是我能预料到自己会落选，因为我只是陪选对象；二是这次选举虽然落选了，我仍会同过去一样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三月九日，我下乡到群力乡，盛金隆县长也刚巧到这里，他把我叫到一旁，用真诚而惊诧的语调对我说：“这次选举，真是阴错阳差！”我听了后始终不解其意。
我能够参选副县长，这件事情的本身意义就说明了组织上对我的多年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亮点，它只能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做好今后的工作。我相信，时代在进步，如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再加快些，人民代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投票的日子一定会来临的。我还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干部的选拔应凸现竞争机制、民主理念和透明化操作，使有真才实学、受到群众拥护的人得到重用。在这几个月中，我一直埋头于写作，从来没有对子女讲过参选一事，后来当子女知道我参选副县长并落选时，十岁的儿子姚健说了一句很老成的话：“啊，诱惑力真大！”表示他对此事的感受。
我参加陪选失利后不久，儿子姚健和他的好朋友盛扬玩游戏，不小心，小石子打破了盛扬的头，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包扎，他的父亲就是盛金隆县长。发生这件意外的事情，我们感到很抱歉，就买了一些礼物，又带了儿子到医院向盛扬和他的父母道歉，没有想到盛县长说：“他们是好朋友，一直在一起玩；这次是不小心，谁也想不到的。”要我们不要在意，并坚持不收我们带去的礼物。盛金隆县长的这种落落大方的处理方法，让我们很感动。
事后，社会上有人传说：由于我没有竞选上副县长，就叫自己的儿子把盛金隆县长的儿子的头打破了。我们听后，感到十分荒唐和可笑。
十八、南京农用车厂的兴衰
南京农用车厂是县水利农机局所属的一个大集体工业企业。它的前身原为渔歌乡机电站的一个修配点。一九七四年从机电站分出，成立溧水县蒲塘水利机械厂。七十年代以生产排灌机械和农用机械为主，产品陈旧，经济效益很低。后来，该厂迁来县城南门外五里桥，并改名为溧水县农机修配二厂。
一九八三年，四十六岁的厂长何家铭组织了几支队伍，深入到贵州、四川、陕西、山东、安徽等省的九十多个农村集镇进行考察。在调研中，何家铭敏锐地发现：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参与集市贸易和流通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经济能力差，买不起价格高的各种载重汽车，迫切希望有一种低价位的交通工具供应农村市场。
经过市场调研后，何家铭决定生产一种价格在一万元以下的农用三轮车，投放农村市场。当年开始进行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工作。
一九八四年，我担任水利农机局局长后，与何家铭有了比较多的接触，也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经常到县城珍珠桥畔、通济街南河沿他家的老房子，同他商量工作；他的夫人文秀很支持丈夫的工作。老何对毛泽东很崇拜，十分强调思想教育工作；他看问题有独特的见解，见地很深，不人云亦云；他一心为公，生活简朴，不以权谋私。
为了研制成第一代金蛙牌农用三轮运输车，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精力旺盛，一年到头不休息。他请来了上海六○四所的工程师和一些大学的教授，帮助研制、开发新产品，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生产中不断优化设计，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之具有结构合理、驾驶灵巧、安全可靠、油耗省。在同行业评比中，起动、加速、制动等六项性能均获第一。这一年，全厂小批量生产的三轮运输车投放市场，载重五百公斤，价格只有几千元，受到用户的欢迎。
第二年起，该厂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造，使农用车的可靠性、耐久性得到进一步提高。全年产量一千余台，年产值近三百万元，为今后的大批量生产奠定了基础。
这个产品投放市场后，销售形势非常好，供不应求。该厂加大了技改投入的力度，工厂规模一再扩大。后来，按照大工业生产的要求，建成了好几幢占地面积几千平方米的大型厂房。在组装车间里，工人把车架和几百种零部件放在一条长一千米的流水线上分别组装，在流水线的终端就出来了农用三轮车的成品。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该厂被评为省农机系统先进单位。
一九八八年底，该厂更名为南京农用车制造厂。当年，产品销往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七百个县市，并荣获省优称号和农业部推广许可证。是年，该厂已具备年生产农用车一万五千台的能力，并在天津、哈尔滨、青海、海口等地设立六个装配分厂。当年工业产值连续第四年实现了翻番，跃升为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农用车成为我县的支柱产业。这个厂的高速度发展，成为南京市工业企业的一颗新星，也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几年，我多次陪同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市委副书记包生华等领导同志视察该厂。
由于何家铭同志在企业的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八八年，获“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星火企业家”称号。
为了扩大这个骨干企业自主经营权，增强企业活力，为组建企业集团作好准备，这年的十二月七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盛金隆县长主持会议，研究南京农用车制造厂超常规发展的问题。我和何家铭、沈有思、范遵虎等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做出了不寻常的决策：南京农用车制造厂试行计划单列，自主经营。
县政府决定：从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该厂从县水利农机局划出，直接隶属县政府领导。其生产计划、物资分配、经济指标考核，均由县计经委负责。该厂的经济活动、劳动人事管理等，接受县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各部门在国家宏观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与此同时，将县可锻铸铁厂、县农机具厂划归县农用车厂管理。其目的是扩大农用车厂生产规模，同时也可救活这两个生产不景气、扭亏无望的企业。
第二天，我将该厂二百一十九名人员的档案、党团关系、工会关系等资料，向何家铭厂长办理了移交手续。
应该说，一九八四年以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农用车厂发展壮大为一个大型企业，这里有何家铭、杜小马、张勇、何芳芳等同志不凡的努力和全厂职工的奋斗，有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及全县各部门、各乡镇的大力支持，也有县水利农机局的辛勤工作。当然，也倾注了我的许多心血，做了不少应该做的工作：一是保持了该厂的领导班子长期稳定。何家铭一直担任这个厂的一把手厂长；根据他的意见，把配合默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副厂长薛辉长期留任；把一位能力不强的副厂长调出；我还与县委组织部商量，将很有培养前途的副厂长杜小马送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造；经过这些精心的安排，全厂形成了一个思想统一、团结协作的领导核心。二是为该厂的发展做好服务：由于缺少资金，该厂应上交县局的管理费（费率为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一）基本不收；每年为该厂减免税收和税前还贷做了不少工作。三是协助农用车厂，搞好横向联合。我还经常出席该厂的领导班子会、订货会、情况介绍会，陪同上级来厂检查工作。
南京农用车厂计划单列后，通过加强联合，增加投入，开发新品，企业走上了新的腾飞之路。
一九九○年，南京农用车厂生产农用车三万五千多台，实现产值一亿三千九百万元，创利税一千二百多万元。十一月二日，县委、县政府为该厂实现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召开了双超庆功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从一九九一年起，南京农用车厂产量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成为机械工业部生产农用三轮车的定点企业。一九九三年起，连续三年入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五百强。这一年，农用车产量超过十五万台，实现连续八年产值翻番。一九九四年入选国家大型企业。一九九五年，生产金蛙牌农用车二十六万台，实现产值十八亿元，创利税五千多万元，拥有固定资产二亿元。这个厂的产品先后获国家科委和机械工业部特等奖、全国质量信誉杯、全国消费者信得过奖、省市名牌产品、三次获全国星火计划金奖。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观看了金蛙牌农用三轮车，接见了南京农用车厂的代表。我为农用车厂感到自豪、鼓舞，并祝愿该厂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谁也无法预料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前景。大约在二○○○年前后，工厂的家族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残酷而剧烈的同行竞争中，这个厂价格始终处于不利境地；加上管理混乱，资金回笼很差，造成资金紧缺、生产规模缩小，致使效益下降。
后来这个厂改制为民营企业后，虽经何芳芳、杜小马、张勇同志的几经拼搏，县委书记王燕文又协助该厂向银行争取到贷款二千万元，终因杯水车薪，流动资金不足而无法正常生产。在新世纪初，该厂宣告破产。后来，农用车厂的厂房、设备、土地，被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公司作价收购。
南京农用车厂，这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企业所走过的路，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考。
十九、水利局长联谊会
正当中央采取了宏观调控的多项措施，成功地扼制了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势头。一九九二年，中央发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增强了全国人民加快发展经济的信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了加强和扩大水利同行之间的交往和合作，五月，我倡议召开“友好县市水利局长联谊会”，旨在建立和加强与地处祖国东西南北同行间的联系。这个想法得到了水利局其它领导的赞同，也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
九月，溧水县水利局向上海市南汇县（是我的家乡），安徽省滁州市、宣州市，海南省琼山县，湖北省长阳县（处于长江三峡，水利上合作的可能性较大），以及与溧水结为友好县市的陕西商南县、河南安阳县、黑龙江绥芬河市、内蒙古满州里市、新疆博乐市等水利局发出邀请，筹办联谊会活动。由于时间或经费的限制，博乐市、满州里市、绥芬河市和安阳县的水利局长来电请假，其它七个市县的水利局长于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溧水县方便水库欢聚一堂，举行“友好县市水利局长联谊会”。溧水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活动十分重视，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政协主席、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先后参会，致以祝贺。
与会的水利局长共同交流了在新形势下搞好水利建设、深化水利改革、搞活水利经济、加强水利队伍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水利改革的工作思路，同时各方还商谈了一些经济协作项目。会议还组织客人游览了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溧水天生桥等景点，还参观了南京农用车制造厂等企业。
“友好县市水利局长联谊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溧水县水利农机局同商南、滁州、琼山等市县的水利局加强了对口交流。十一月，应南汇县水利局党委书记蔡桂明、局长陈银祥的邀请，我和许周义、陶玉林、吴保宁等一行四人参观了南汇县水利局所属的钢管厂、制药厂，还游览了芦潮港影视城、东海港口南汇嘴等。近几年，双方还商谈了一些合作项目，并进行了互访。
二十、第一次出国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市召开水利会议期间，市水利局决定组织水利系统的领导到东南亚考察，课题是：国外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泰国曼谷的供水工程。
我县报名参加出国考察的有我和副县长曹玉华（女），后来又增加了局属单位的三位负责人：县消防器材厂厂长刘岱武、县水建公司经理韩国友、县农机公司经理王以永。
一九九三年三月，由江苏省瑞奥科技交流中心组织的考察、旅游团启程，成员共有二十二人。团长兼翻译是河海大学的周仪小姐，团员还有南京市水利局副局长叶庆桐、市水利局工管处长郑恩才、栖霞区水利局长叶天熙、市水利局直属单位的陈宇朝、王守真、仇必华、吕玉河等同志。
考察团乘飞机由南京飞往深圳后，乘火车到香港；再乘飞机到达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泰国曼谷。
在曼谷，我们按照出国前的安排，来到泰国内务部水利管理司。泰国的水利同行在会议室里用可乐和小点心招待我们，并详细介绍了曼谷城市供水情况。主人的英语介绍经周仪翻译后，我才听懂。周仪小姐与泰国的同行交谈十分亲切，她娴熟的英语让我佩服。
后来我们又考察和参观了曼谷自来水处理厂。泰国曼谷市的供水工程、污水处理和计量管理基本上是计算机控制的。东南亚国家、香港等地对于节约用水十分重视，如计划供水外，水龙头也采用自动控制出水量。虽然这次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收获还是可贵的。
被称之为天使之城的曼谷，到处是金碧辉煌的庙宇，到处是绚丽多姿的花卉，到处充满着古老的文明和无限的诱惑力。
我们在曼谷参观了皇家公园和寺庙建筑，还乘船游览曼谷水上市场。玉佛寺是泰国最大的庙宇，整个建筑富丽堂皇，或金玉璀璨，或高耸挺拔、雄伟壮观，成为泰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的艺术瑰宝。玉佛殿内正中神龛供奉着一尊高六十六厘米用碧玉石雕成的玉佛，玲珑剔透，晶莹无瑕，放置在黄金铸成的佛台上，玉佛身上披着价值连城的金缕衣。大皇宫南侧的卧佛寺，有一尊长四十多米的全身卧佛。据说是专为婚后不育、夫妻不和者所造，人们到这里来顶礼膜拜，以求生儿育女，夫妻和美。郑王寺内有一座高七十五米的婆罗门尖塔，其塔尖傲世而立，是泰国的四大古刹之一。
我们参观了泰国北榄鳄鱼湖动物园，有鳄鱼三万条，占地五百余莱。放眼四望，红花、绿柳、青草、池塘，极具自然之美，我在园里摸着真老虎的屁股留了个影。
我们乘大巴来到东方夏威夷——芭提雅。它位于暹逻湾，倚山傍海，阳光、沙滩、海水，景色秀美。这里有形色多样的陆地和水上运动项目，还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在芭提雅，我们乘坐了玻璃底船，透过船底玻璃可以看到大海中游动着的鱼儿，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后来我交了三百泰铢，乘坐海上单巴在大海中击浪半小时，甚为刺激。但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在下海前，没有将现金交给同仁保管，到晚上发现裤子里的一张一千港元的钞票被人偷走了。
东芭文化村，它是一座现代化的大花园，园内小桥流水、鸟语花香、景色秀丽、环境幽雅。我们观看了大象杂技表演：走独木桥、踢足球、踩三轮车、与人拔河等。晚上观赏人妖表演：有热烈的中国文艺节目，有迷人的泰国舞蹈，有奔放的牛仔歌舞，还有诙谐的小品剧。人妖的演出唯妙唯俏、美妙无比、十分精彩，给人以美的享受。节目丰富多彩，观者如潮。晚上，我和韩国友、刘岱武、王以永随导游汉哥去了按摩院，我们每人花四百泰铢享受了泰国老式按摩；这种按摩科学、健康，没有一点色情，从按摩院出来，感觉混身轻松。
我们乘座空中客车从曼谷起飞，于三月十八日十五时到达东南亚之行的第二站、有花园国家之称的新加坡。
新加坡离赤道仅一百三十多公里，处于太平洋到印度洋、亚洲到大洋洲的十字路口，而且处于南北半球的中点，成为亚、澳、欧、非四大洲的海上交通枢纽。在新加坡，苍翠的树木衬托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到处有宛如锦绣的草坪和绿洲，随处都可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美丽和文明。第二天上午，游览了市容，并参观印度庙。
三月十九日，晚上飞回香港，游览了香港海洋公园后，开始了三天的自由活动。期间，我到香港大学，参观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展览，我编著的《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两本科技图书参加了本次书展，受到好评，这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三月二十三日，乘坐快艇由香港到达澳门，入住总统酒店。晚上专程来到葡京大酒店赌场，它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建筑物，其屋顶有一个石制的赌博轮盘成为澳门的标识。我们进入其中，秩序井然，一楼有两个圆形大赌场、设有赌桌六十多台，我买了八十元筹码打老虎机，大约半小时不到，就输得精光。后到四楼贵宾厅观看赌客豪赌，赌注高达几十万美元。
三月二十四日，由澳门入境，进入珠海，又乘大巴到达广州，再由广州飞往上海。本次考察、旅游活动的全程，由香港赤诚旅游公司、泰国康辉旅行社、新加坡皇家旅行社接待安排，组团单位收费较高，为二万○五百元人民币。
在香港、泰国和澳门，我首次观看了在大陆禁看的三级片、黄色录像带和裸体表演，只是感到新奇，但看了几次后，觉得既没有情节，也没有新内容，感到十分低级和乏味，也不想再看了。我联想到：我国可以仿效西方国家的经验，将影视片分级，一些过于暴露、或者描写性生活的情节，可以禁止儿童观看；完全禁止成年人观看三级片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是我的第一次出国之行，十三天的东南亚之行，令我难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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