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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调来苏南小县城
一、改革开放的序幕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长达十年的空前惨烈的文革时代的结束，我辈周围的政治环境渐趋宽松。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新的党中央提出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舍弃了长期推行的极左路线，结束了那种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整人的反常局面，并开始调整各种社会政策。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发出五十五号文件，对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和平反，近六百万亲属被解放，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在第二年的二月，开展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摘帽、纠错和地富子女的新订成份工作；随后，中央又决定停止实行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一贯做法，让已经下乡的知青分批回城。此后，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行经济特区，并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从而引跑了中国城市改革之路。
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现在开始加以清查、平反和昭雪；随着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家庭出身这片笼罩在千百万人头上的阴云，才逐渐散开，长江工大同学的家庭出身中不少冤假错案，也得到了纠正，如：
经查明，朱庆福同学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作战中英雄阵亡，是国民党的一位爱国将领。
黄殿同学的父亲一直被认定为国民党的一个大官，是共产党的敌人，全家为此背了一辈子的黑锅。八十年代查明，黄殿同学的父亲，是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为革命做过很大的贡献；这是与他父亲单线联系的一位老共产党员费了很大的周折找到他家，并写出了书面证明材料；就这样，黄殿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并且被当地政府确认为革命烈士。然而，黄殿同学悲愤地说：“父亲被确认为革命烈士，现在对我们一家人还有什么用呢？几十年来吃了这么多苦，难道就白吃了吗？几十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难道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吗！”
夏文湘同学在文革后，为调查父亲夏炯的情况到处奔走，后来找到徐向前元帅求证。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替徐向前同志，书面写出证明材料：“经徐向前同志回忆：夏炯与当时红四方面军秘密谈判确有此事。同时夏炯还为我红军解决许多医药、军需物资，对红军帮助很大。此事当时是张国焘、陈昌浩具体商量决定的。请将此情况转告夏文湘同志，其父夏炯在四川与红军接触的这一段，肯定是办了好事的，对中国革命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就这样，夏文湘父亲得到了平反。
我的父亲三十年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政府处决，父亲是冤死的。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许多冤假错案都可以复查、可以甄别，但我们几个弟兄还是心有余悸，没有及时提出复查的请求。今天，我们又觉得复查不复查都无关紧要了。
全国七万多个人民公社，经营了几十年，带来的却只有贫困。“农民不富，中国不富”，解决农民贫穷的问题，首先要从人民公社体制上开刀。农村改革困难而曲折，它经历了对老政策“突破、修订，再突破、再修订，曲折前进”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个错误的规定，成为这次重要会议最大的缺憾。四中全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有些宽容，变成“对已经包产到户的不批评、不斗争、不强制纠正。”再到中央三十一号文件，又有了松动，变成“深山地区孤门独户可以搞包产”。到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其范围就被进一步扩大，成了“三靠地区可以搞”。一九八二年，新的党中央终于统一了认识，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给“包产到户”正了名，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包干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开了先河，打响了第一炮。
“包产到户”，后来文件改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土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农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剩余部分全部归属自已；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发出了“取消人民公社”的通知，从而使毛泽东创导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长期扼杀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运行了二十五年后终于寿终正寝。
由于“大包干”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中国农村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产”的喜人局面。
中国农村有了新的生机，中国凋敝的农村经济开始复苏，进而逐步走向繁荣。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农村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
有二首顺口溜，说出了农民对大包干政策的赞美和喜悦：“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结果越靠越穷；现在靠三中全会路线，结果越靠越富；如今的农村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的党中央认真做了三件事：一是深入开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二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三是彻底否定文革。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十年动乱带来的思想混乱慢慢得到纠正，人们的思想从偏激开始转为理性。派性，这个文革社会的毒瘤，逐渐从人们的脑子里冲淡了，从社会生活中驱除了。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得到落实，贬低知识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转变，“臭老九”帽子也被摘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渐浓。
这几年的政治改革，让我们感受到：现在的政治气氛活跃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饱满了，工作干劲增大了；知识分子的气喘得轻松了，腰伸直了，对党中央的信任度、期望值明显增加了。
二、调到苏南工作
由于我结婚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一直谋求调动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中，调动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直到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溧水县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决定建设一座大型抽水站，县内的水利技术力量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溧水县向我所在的工程局发了商调函。几乎同时，水电部南京水利科研所（现为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也同意我调入；考虑到妻子在溧水已安排了工作，如果我调入水利科研所，还存在着妻子从溧水调回南京、在南京解决住房等两大困难问题。于是，我决定直接调到妻子所在的溧水县。年底，工程局给我发了调令，同意我调回江苏工作。我拿到调令后，因为舍不得设计大队的高工资，就有意拖延了几个月。四月初，设计大队发了我最后一个月工资，共计一百一十一元三角五分（其中基本工资六十二元五角、地区补贴六元二角、生活补贴四元六角五分、粮差一元、野外津贴三十六元三角、夜班补贴三角、其它四角），我才办理各种调动手续。调离时，设计大队的干部、职工几十人在操场上帮我把行李搬上汽车，依依不舍地为我送行。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左右，我正式调到江苏省溧水县，分配到县水利局工作，从而结束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夫妻分居的日子。在这个人生地疏的陌生小县，除了我妻子一家人之外，我一个熟人也没有。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按常理，人到四十，应该事业有成。我决心从零开始，好好工作，艰苦创业。但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领到五十九元（基本工资五十五元、保留工资四元），比原设计大队的工资收入减少一半。当时妻子是二级工，其工资只有三十七元。两个人月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元；我们的女儿才三岁，可以想象今后的生活将会相当清苦。
我家住在县城北门桥北侧的中大街，这里是县日杂公司建造的一排简易平房。一家人挤在大约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用布帘将房子分隔成两室，内室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外室放了一张方桌、煤炉和煤饼、水缸。条件相当差，但也只能将就。由于没有卫生间，一家人要跑很远的路去上厕所，很不方便。空斗墙、芦席顶的房子缝隙多多，雨天到处漏雨，晴天则到处是灰尘，真是苦不堪言。
四月下旬，恰逢农历四月初一，溧水人称“四月朝”。连续三天，县城举行盛大的物资交流大会，来自各地的商家都来摆摊做生意，服装、食品、农具等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全县竟有十几万农民都集中到县城来赶大集，街上人山人海，你挤我嚷，行走十分困难。这种盛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展示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和农村经济的活跃。关于“四月朝”的来历：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叔叔白季康担任溧水县令，在任上能为民操劳，体恤民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最后病死在任上。死后，被老百姓祀为溧水县的城隍，故每年的四月初一（白县令的上任日）和十月初一（白县令的诞辰日），县城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解放后庙会改为物资交流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同志们的介绍，我对这个小县有了一些印象。
溧水是位于南京之南五十公里，交通十分闭塞。县域面积与香港差不多，有一千○四十八平方公里，丘陵山区面积占七成二。全县人口四十万，是江苏省人口最少的几个县之一。县城很小，当时的居民人口不到五千人。主要街道有通济街、中大街等，全县最好的建筑物是中大街上一幢二层楼的前进饭店。一九七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二亿八千六百万元，财政收入只有六百九十四万元，是一个吃财政补贴的山区穷县。
时任县水利局副局长祝侃对我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溧水县饿死了成千上万人；他父亲也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临死前断断续续地对家人说：“好想吃一碗饭”，家人听后赶紧烧饭，饭还没有烧好，他父亲就断了气。后来我查了《溧水县志》，这个小县在天灾人祸的三年中饿死了一万四千多人，让人听了，非常伤感。
同事们还告诉我，这个小县是文革的重灾区，派性十分严重。全县发生过一九六七年有名的“八八武斗”，死亡十二人，伤二百五十多人。第二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逼供信，全县又被揪斗了六千一百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听了后，我感到头皮发麻。大家善意地提醒我，不要陷入到溧水的派性中去。
溧水的农村比较落后。同事告诉我，和风乡间有一种民俗，夏天的晚上，男女老少的村民，包括未婚的姑娘，都赤条条的全裸着身体，躺在屋外的凉床上乘凉；行人走过时，决不能用手电筒照凉床，否则被视为非礼。还有这么二件事，让人听了感到特别痛心：一件是我调回溧水的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孔镇乡有一户农民，儿子做作业时，腿上有蚊虫叮咬，无知的母亲竟把农药抹在儿子的腿上止痒，涂抹后问：“还痒不痒？”儿子答，“不痒了！”当儿子的手上有蚊虫叮咬时，母亲又把农药抹在其手上，这样儿子的全身都抹上了农药。一个小时后，儿子不再讲话，并口吐白沫，村上人把儿子急送到乡卫生院抢救，终因农药中毒太深，不治而亡。第二件是明觉乡儿童玩耍时，竟然有一个儿童钻进混凝土搅拌机，旁边有位小朋友为了好玩，拉上了电闸门，结果这个小孩就活活搅死于拌和机内。
溧水的民风淳朴，一些方言特别有意思：溧水人把下雨叫“落水”，午睡叫“歇昼”；但不知为何把叔叔称为“歪歪”，把姑妈称为“姑歪”；更奇怪的把妻子喊为“妈妈”，把情妇称为“私妈妈”；把怀孕称为“害人”。
三、建设秋湖提水站
一九七八年，苏南丘陵地区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溧水县全年雨量仅为常年的一半，受旱面积达三十二万亩。全县临时设立多级翻水线，翻引了石臼湖、秦淮河的水源补给丘陵山区，保证了农田浇灌和人畜饮水，经过六个月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旱魔，夺得了好收成。
随后，中共江苏省委提出了“扎根江湖、高扬程、大马力引水上山，解决丘陵山区水源”的治水战略，决定兴建溧阳、溧水、高淳、句容、丹徒等五座高扬程电力灌溉站。其中，溧水县秋湖提水站工程，规模最大，设计引水流量四十立方米/每秒，扬程四十米，它也是本县解放以来投资最多的一项水利工程。
为了加强对工程的领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成立了县秋湖灌区工程指挥部，由县委书记原克振担任总指挥，副书记刘连皋、副县长李万才任副指挥。十日后，全县组织受益公社三万余劳力，开挖于巷至周家山秋湖灌区的六公里引水河。
我调回溧水还不到一个月，县水利局就通知我，让我带着行李到秋湖灌区渠首工地，进行现场设计和施工管理，并要求立即到工地报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坐客车到了新桥公社，叶应汉和陈水保用板车把我的行李拉到了渠首工地。当时抽调到指挥部工作的领导有：县公安局副局长高家富、县水利局副局长潘启宇、县供销社副主任潘恒怀、县物资局副局长袁环；我和滕兴安、张心震、蒋荣松、张实之、诸祥明、陈水保、邓家胜在工程组工作，其它人员还有龚会计、赵开宇、炊事员小张等。工地条件很差，我脱离了四川、甘肃的大山沟，却又钻进了苏南丘陵山区的小山沟，重过艰苦的日子，这实在是我原先所料想不到的。
当年，秋湖灌区完成了引水河、提水站、总干渠三项主体工程，安装了机电设备。提水站的厂房由县建筑公司施工，前池和渠道建筑物由县水利工程队施工，出水管道由县抗排队安装施工。经过一冬又一春的奋战，提水站的渠首工程共完成土方二百多万立方米，石方六十多万立方米，混凝土二万立方米。
这一年下半年，我受命于总干渠的设计与施工。夏日炎炎，我在简陋的简易工棚里，赤膊上阵，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一个人画出了几十张设计图纸，完成了总干渠配套建筑物的全部设计文件。我负责设计与施工的建筑物有：总干渠六点一公里、跨冲过水渡槽四座、排水涵洞九座、农桥九座、钢丝网薄壳渡槽五座、分水、退水闸三座、灌溉涵洞七座，全部工程于一九八○年五月竣工，六月六日秋湖提水站举行通水仪式。
在负责总干渠配套建筑物的施工期间，我与工程员耿涛借住在东庐乡韦家大村一户农民家中。每天自带大米，请房东帮我蒸饭，一天三餐都是以自带的咸菜、豆瓣酱做菜。由于长期不吃青菜，几个月下来，觉得浑身发热，满嘴都长起了热疮。房东每天给我们送一瓶开水，生活过得相当贫苦。
遗憾的是，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由于未经效益论证和方案比较，就仓促上马，而且是边设计、边施工。工程竣工后，大家一致认为：该工程的设计规模偏大，原定灌溉面积三十万亩，实际受益面积只有八万亩，造成相当大的浪费。
四、不准出生的儿子
一九七九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起来。国家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号召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二个，杜绝三个；生育二胎的间隔时间在三十六个月以上。我调回来之前，溧水县日杂公司女干部端桂珍通知妻子：“经商业局研究，日杂公司明年的一个生育指标给你了”。后来，该单位的职工陈冬华怀孕后，因没有生育指标，就被动员去做了流产手术。
我调回来后，正赶上苏南地区闹地震。七月初传说，高淳县东坝医院的井水突然上升，溧水县城的老百姓都人心惶惶，不少居民在屋外搭起了防震棚，我家也利用一张方桌作为简易防震棚。七月九日晚上七时左右，江苏省溧阳县上兴、上沛地区发生了六级大地震。十日、十一日两次强震均波及离震中只有二十多公里的溧水县城。紧靠震中的我县白马、新桥等五个公社受灾较重，农村不少房屋倒塌，一些水工建筑物受损。这是继一九七六年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后，我亲身经历的第二次六级以上的大地震。
母亲听说溧水发生了地震，七月十二日专程从洪泽赶来看望我们，我也从乡下赶回县城与母亲团聚。但母亲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上海老家去了，我在家里休息了二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月中旬，我从乡下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她又怀上了孩子。因为有了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我们也就顺其自然了。
大约在十二月，在城镇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位姓陈的女干部，到县水利局，动员我放弃生育二胎。我不同意，对她说：“日杂公司已经把生育二胎的指标给了我妻子，我们是有计划的生育。”于是陈同志对我说：“生二胎必须间隔四十八个月。”我就反驳说：“组织上并没有向我们提出过这个要求，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而且我刚调回来，四川对生育第二胎的要求是间隔三十六个月。”
陈同志三番五次到水利局来向我施压，后来竟然否认日杂公司给过我们生育二胎的指标，这使我非常愤慨。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客气地回敬她：“共产党怎么可以讲话不算数呢？我们决不会放弃生育二胎！也决不去做人工流产！”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我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毫不妥协。记得最后一次谈话结束后，在离开水利局局长的办公室时，我有意将门使劲一拉，把玻璃窗震得瑟瑟作响，以表达我的愤怒之情，这使在场的领导大为震惊。有一段时间，走在路上遇到这位陈同志，我就用眼睛逼视着她；后来她一见到我，就把头偏到另一方，不敢凝视我的目光。于是，陈同志对人说：“小骆的丈夫真凶。”由于道理在我们这一边，在城镇计划生育部门对我们没有办法。
第二年的四月六日，七斤重的胖儿子足月出生。一女加一男，令我们十分高兴。由于我的态度强硬，“不准出生的儿子”终于降生到人间，并且非常聪明。
儿子出生后，在城镇计划生育部门仍然蛮不讲理，认定我们违反了计划生育，就通知我们夫妻双方单位，各扣除工资的百分之十，作为处分。但水利局和日杂公司的领导，比较通情达理。两个单位象征性地一共扣了我们二十来元，就不再扣了。在当年下半年全县调整工资时，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又给我们单位发了函，建议不给我们调整工资。两个单位都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就没有理睬这函件，照样给我们两人加了工资。但儿子的粮油关系却长期不供，实在令人气愤。
由于在城镇将我们有生育指标的二胎，认定为无计划生育，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都受到损害。一九八五年机关整党时，我特地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对这件错案重新调查，予以平反，恢复我们的名誉。但当事人陈同志不肯认错，加上计划生育工作确实难搞，这件事拖了几年，始终没有予以纠错，真乃可悲之极。十六年后，在当年县商业局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女干部张大玲的笔记本上，终于查到了“同意给骆云凤生育二胎”的原始记录，才确认妻子是有计划生育，并恢复了儿子粮油关系的供应。
计划生育是一项国策，它利国利民，我们十分赞成。我认为，如果能够把政策调整为：“提倡生育一胎，允许生育二胎，杜绝生第三胎”，可能更符合实际。
我所经历的这场风波，本来是一件小事，当事人笔记本上都有记录，事实的真相很容易查清。但是，从一九七九年起，此事复查过多次，都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可见，共产党求实的风气很差，作风飘浮，办事不认真，还滥用权力；有了错误，既不肯认错，更不愿改正。这样下去，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会越来越低。
五、评定工程师的烦恼
一九八○年上半年，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国家出台了评定技术职称的新文件。我是大学本科毕业，有丰富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的经验，并且有十六年的工作经历，对照文件的规定，我应该评为工程师。
职称，它引导着全社会对知识的认同；对一个技术人员来讲，它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个人能力的标志。职称评定，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待遇，成为每个知识分子关心的大事。一个人晋升了职称，就是一件光彩照人的大喜事；它既是荣誉，又是待遇：在晋升工资、分配住房、解决夫妻分居、退休年龄等方面，享受各种优惠政策。所以，在职称评定的日子里，它受到有形无形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微妙的竞争心态交织在一起，有的人等待着收获，有的人却迎来了失望。
令人想不到的是，县水利局负责此项工作的一位副局长，对我这个刚来的客籍知识分子有意排挤，在评定技术职称时，对我有着明显的压制。他在县工业技术职称评审会上说：“姚治邦从学校出来，不熟悉农田水利工程，实践经验又少……”就这样，在这次职称改革中，我的职称被低评一等，只定为助理工程师；而我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均被评为工程师。
当年十月，我陆续整理了一些文章，作为申请工程师评审的补充资料。其中“水利工程中常用新材料的配方和应用”，是我将多年来设计施工、参观学习和水利科技图书中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而成，它成为我后来编著各种配方图书最早的一个资料。
评不上工程师，让我感到十分痛苦。尽管我向镇江地区水利局写了材料，提出了复议的申请，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县城里，联想到刚发生的计划生育风波，我感到压抑、无助和失望。
工程师的风波，生活的艰辛困苦，工作环境的不适应，诸多不顺心，令我心绪燥烦、闷闷不乐，回到家不想多讲话。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胸闷，饭量越来越小，我预感要生病了，便与妻子商量到外面散散心。于是我携妻带女先到苏州、无锡游玩；后回上海与女儿、儿子戏耍，自有一番乐趣。回到溧水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艰苦、困难的官塘隧洞的施工中，工程进展顺利，心情也好转了。
几年后，我当上了水利局长，编著和出版了科技专著，被同行尊称为“专家”，在全省水利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八八年，南京市水利局职称评审委员会，终于向我发放了“工程师”任职资格证书。
两年后，江苏省做出规定，对担任行政领导的技术干部也可以评定技术职称。
一九九○年五月，江苏省水利厅给南京市水利局转来一封专家的推荐信。这是水利部、能源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郭诚谦，专门为我写的推荐信。郭诚谦是我国水利界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在信中介绍了姚治邦过去的技术工作经历和技术水平，并大力推荐其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
五月十三日，河海大学童凤昭副教授，为我的科技专著《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一书写出专家评审意见：“如此集中的介绍各种水工材料经验配方的书刊，在我国还是第一本。它对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来说，是一本颇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衷心推荐姚治邦为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
六月，河海大学出版社给省水利厅来函：“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批准，姚治邦编著的《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一书，已列入一九九○年度河海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计划。”
这一年，经江苏省水利厅水利工程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南京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审后，我被确认为“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应该说，在我高级工程师的评审中，各位专家的推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编著、出版的三本科技图书本身就成为高级工程师评审的最好硬件。
一九八八年，我刚评上工程师；不到二年，又评上高级工程师。这种情况在江苏省技术职称的评审中，是不多见的。
但愿今后的职称评定，能突破身份、资历等旧框框；能贯彻“业绩优先”的原则，唯才是举，让职称真正代表申请人的实绩和水平，让称职者有相应的职称；评审工作应公平、公开、公正，真正取信于民。
六、负责官塘隧洞施工
一九八○年下半年，我和河海大学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孙代英共同负责官塘隧洞的设计。隧洞的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要把隧洞视为一个闭合框架，采用结构力学变位法计算。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镇江地区水利局批准了我们的设计报告。
后来，县人武部长赵康吉出任总指挥，为隧洞施工做准备工作。解放军对溧水县的隧洞施工非常支持，把溧阳二号工地的四十吨洞挖施工设备无偿调拨给我们。
一九八二年，官塘隧洞正式批准开工建设。该工程由提水站总干渠尾闾开凿东庐山隧洞，计划引水到白马乡贯庄水库后，再送水到老鸦坝水库。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东庐、白马、共和等七个受益公社的民工一千多人，成立专业队，开挖隧洞进出口各五十米的明渠段，到九月份完成全部石方开挖。
十月起，由县水利工程队进行洞身石方开挖与混凝土施工。水利局决定，由副局长谢嗣金和我，具体负责这项艰巨工程的施工。
官塘隧洞的施工，既艰苦、危险性又大。县水利工程队没有隧洞施工的经验，为了确保安全施工，我们聘用了南京锗厂（七一八厂）洞挖施工经验丰富的溧水籍有关人员，如阮师傅、陈忠仁师傅来工地，指导和带领县水利工程队的工人作业；又到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请教爆破专家，使地下爆破施工进展十分正常。
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我和谢嗣金共同商定，对参加隧洞施工的人员每月补助洞内作业费三十元，这小小的一点物质刺激竟使全体职工干劲倍增。
工地上的谢嗣金副局长、刘金荣副队长对我的工作很支持，班组长和工人对我也很尊重，大家在工地上非常团结，工程进展也很顺利。陈水保、邓家胜同志对于测量工作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确保了测量精度。
官塘隧洞沿线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施工难度很大。隧洞在进出口同时掘进作业，采用气腿式风钻打孔，电雷管光面爆破。对于岩石强风化、渗水严重和断裂发育地段，一方面采用打浅眼、少装药、放小炮的施工技术，防治岩石坍落；同时采取边掘进、边支撑、边衬砌的方法，以确保施工安全。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是隧洞贯通前的最后一炮，我感到非常紧张：如果施工发生错位，全长一千四百六十米的隧洞就会报废，无法通水；这不但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会让我大出洋相。结果，这最后一炮，让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经测量，隧洞贯通时的接线误差，只有三厘米，误差率仅为十万分之一，其施工精度之高堪称奇迹，即使是专业施工队伍，也较难达到这样高的精度。当年十月，洞身混凝土衬砌工程也相继完成。艰难的隧洞施工终于圆满结束，受到了省市水利部门的一致赞扬，因为这是江苏水利部门第一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长度最长的岩石隧洞；从此，县水利局的同志们对我也刮目相看。
这个工程，共使用电雷管五万三千多发、炸药三十九吨，完成洞内石方开挖一万五千多立方米，出碴四万一千多矿车，混凝土衬砌四千多立方米。
安全生产是洞内施工的头等大事。我们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工地上形成了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对测量、打眼、装药、放炮、出碴等每一环节，有专人进行检查和复核，做到工作认真，不出差错，确保安全施工，确保施工质量。
由于在长达五年的工期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大小伤亡事故，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质量事故，指挥部被江苏省水利厅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南京市水利局工程师胡堪铸在“南京水利科技”上著文，称赞它为“优质、安全施工的隧洞工程”。江苏省水利厅召开施工经验交流大会，我进行了专题发言，受到了与会者一致好评。
我是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参加过不少土坝、水闸、水电站的设计、施工，但是没有地下工程的施工经历。调到溧水后，我被“赶鸭子上架”，既负责隧洞的设计，又领导隧洞的施工，我的责任很重。后来想想，还是感到非常后怕，如果炸死了几个人，或者隧洞错位，我就无法向领导、向人民交待！工程结束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啊，我终于闯过来了！真是万幸啊！”
一九八三年，我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溧水县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
七、不断钻研技术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将上年编写的“水利工程中常用新材料的配方和应用”一文进行增补、修改，共收集了水利施工中使用的新材料实用配方约二百个，简述了其施工要点，定名为“水利工程一些常用配方”。油印稿共八万字，有八十三页，由杨建辉、简德才校对。
“水利工程一些常用配方”，曾分送江苏省水利设计院、江苏省水利科研所、广东省水利局等单位征求意见。长办技术情报科、山西省水利设计院、江苏省水利机械厂等单位知悉后，纷纷来函求购这份材料。八月二十九日，广东省水利电力局工管处吴廷枢工程师，提出书面意见：“此书稿很好，对水利工程施工和修理有指导和参考作用。”并寄来二册《水工建筑物维修养护工作手册》，给我作参考。
广东省水电局的来信和一些单位的求购信，对我激励很大，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的实用价值，坚定了我出书的信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来溧水工作只有两年，领导上就让我担任县水利工程队队长。我必须努力工作，来感谢组织的关爱。时任局长朱鹤富、副局长潘启宇亲自把我送到县水利工程队。这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是刘令起，副队长是卞维生、刘金荣。
这一年，县水利工程队除了秋湖提水站工程外，还承接了天生桥闸陡坡除险石、一干河堤防块石护坡、周家山闸、水库加固、房屋建筑等工程施工任务。
我担任工程队长后，每月召开一次生产会议，并把任务进行分解和落实。对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工程，我总是要亲自到现场，检查和指导施工，以确保工程质量。
工程队的工作条件很差，工地分散，技术力量不足。为了提高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根据当时国家标准，我编写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技术要求及验收规范”，作为县水利工程队施工技术标准，它成为全县建筑施工企业的第一个标准。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对“水利工程一些常用配方”一书再次进行增补、修改。在大量收集、整理新的配方资料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修改后的书稿共十七万七千字，全部用描图纸腾写，后晒图四份，分送镇江地区水利技术职称评委会和两个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冬天，周家山闸进行底板混凝土浇筑，当时正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为了确保混凝土不被冻坏，我向水利局提出，必须在混凝土中掺加抗冻剂。但主管施工的潘启宇局长认为我是在为县水利工程队争经费，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结果浇灌的混凝土全部被冻坏，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工程停工后，我们不得不把冻坏的混凝土全部清除。后来，我专程购买了混凝土抗冻剂，终于完成了严寒季节的混凝土浇筑，工程质量完全符合要求。通过这件事，县水利局的同行，认为我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技术干部。
此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减水剂在水工混凝土中的应用”，介绍了混凝土外加剂在我国的使用情况和发展前景。聂质逊同学帮我作了修改，后来刊登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江苏水利科技》上，成为我在省级专业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七月二十七日，收到稿费四十二元，我当即给聂质逊寄去稿费二十二元，同时寄去该期《江苏水利科技》杂志。
官塘隧洞施工期间，由于精心组织，严格管理，取得了好成绩。我主持的“官塘隧洞光面爆破一次开挖和顶拱侧喷混凝土”施工技术，为国家节省工程经费三十一万三千元，荣获一九八五年度“南京市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和江苏省水利厅“水利科技成果三等奖”，获奖金一千元。我把奖金与谢嗣金、陈水保均分，大家都很高兴。
八、水阳江大洪水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溧水县隶属于镇江地区的历史结束，开始划归南京市管辖。南京市所辖的五县为：六合、江浦、江宁、溧水、高淳。
当年夏天，我县遇到解放以来的第二个大洪水年。
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五日，水阳江流域普降暴雨、大暴雨，上游的安徽宣城地区，总降雨量达五百多毫米，比大洪水的一九五四年还多一点八倍。由于雨量大而集中，引起皖南山洪暴发，石臼湖水位猛涨，六月二十八日超出警戒水位；在宣城县的大联圩决口后，洪水涨得更快、更猛。而这个时候，水阳江大洪水与长江大洪水遇到了一起，长江芜湖站出现了大于十二米的高水位。七月七日，固城湖水位急剧上升到十二点四五米，成为历史最高水位；七月十四日，石臼湖洪水位高达十二点二八米，成为我县解放以来的第二个高水位。
沿湖六个公社开始总动员，抗御这场特大洪水。全县组织了三万五千名劳动力组成巡逻队和抢险队，日夜坚守在大堤上。驻溧部队、县属厂矿企业及山区人民均组织了大批劳力去圩区支援抗洪战斗。由于高水位时间长，堤身长期处在湿润状态，当湖水位达到十一米以上后，圩堤险情四起，全县共发现险工二百三十八处。当发生塌埂、翻涵等重大险情时，不少群众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急流中奋勇抢险；很多圩民舍私为公，把准备建房的材料、块石拿出来，打桩护坡。
各级干部也不辞辛苦，忠于职守，日夜巡查在圩堤上。领导干部都分工定圩，驻守在第一线。水利局的同志告诉我，沈璋大同志在孔镇乡的群英圩领导防汛时，不断向县防汛指挥部紧急调用各种防汛物资。当时，县水利局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到了防汛第一线，只有我因为正在负责官塘隧洞施工而没有参加防汛。
在防洪抢险的紧急关头，凌启鸿副省长、张耀华市长亲临高淳、溧水，坐镇指挥。当时，孔镇和洪蓝路段公路受淹，南京市、溧水县的交通部门紧急出动车辆，用大批块石、石碴把路面抬高，保证了防汛运输大动脉的畅通。
水阳江大洪水，给沿江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县洪蓝、新桥二个集镇和四十八个自然村进水，最大水深达二米，倒塌房屋一千三百多间，陈氏圩、小溪圩等四座小圩被洪水漫决，共淹田三千多亩，又淹滩地八千多亩。高淳县八十一座圩围中，有四十三座先后溃决，境内十九条公路有十七条交通中断，淹没农田四万二千亩。郎溪、宣城两县城均遭洪水淹没，其中郎溪县城被淹没一个多月，城内最大水深达三米以上；仅宣城地区五个县，倒塌房屋五十余万间，灾民达一百二十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一亿多元。此外，浙赣铁路遭洪水袭击后，中断运输约半个月；皖南公路干支线全部中断，交通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为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洪灾。
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这一年的冬春水利期间，必须发动群众，大做土方，加固堤坝。然而，由于全县正在考核县乡两级领导班子，发动群众的工作力度不够，完成的农田水利土方较少，我县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大洪水后的冬天，往往会有奇寒。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寒冷无比。春节之前十多天，我们隧洞工地决定放假，让职工回家过个团圆年。但不巧的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放假的这一天，刚巧遇到强寒潮过境，并伴随有八级偏北大风，县境内普降少见的大雨雪，造成全县交通中断。路上积雪深厚，田野山川，白茫茫一片；由于气温很低，大雪落在电线上立刻冻结成冰。由于没有汽车，我冒着大风和严寒，艰难地从官塘步行十三公里才回到家里。第二天，气象部门通报全县，这次大雪，是解放后溧水气象记载上最大的一次降雪，降雪量达四十二点六厘米，积雪深度达三十二厘米，全县不少房屋倒塌，许多供电、通讯的混凝土杆被杆线上冰棍的重负所压断；许多果树、林木伤枝，损失很大。这场冰雪，一直到二十多天后才融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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