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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大山沟的十年
一、到白龙江水电站报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晨，我乘火车离开北京，当天中午赶到保定。在三十八军军部，与樊团长、史营长等三支两军干部道别，感谢他们一年来对我分配工作的关心和帮助。然后，我乘车到石家庄，给宋玉辉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们，我明天早上去水库。
第二天上午，我到达河北获鹿县的黄壁庄水库，宋玉辉、李玉兰同学到车站来接我。中午，她们包了饺子招待我；我给患难与共的两位同学，各送一条毛巾以作纪念。下午，我将行李带回石家庄，开始去白龙江水电站工作的长途旅行。
列车不知疲倦，夜以继日，沿着京广铁路一路东进，经郑州转上西行的陇海铁路，到宝鸡又折上东行的宝成铁路。元旦上午，我到达四川昭化火车站，并找到了工程局设在这里的转运站。下午，我乘坐工地便车去甘肃最南边的重镇。
汽车沿着白龙江畔蜿蜒曲折的公路，从昭化经白水驶向碧口。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坐在摇晃的车厢里往外看，山高路险，崎岖难行，令人惊心动魄。每当转弯处，看到标有黑色惊叹号的警示牌，让人不寒而栗。汽车喘着粗气，磨磨蹭蹭地爬到山顶；我向下一望，有点“回肠三百盘，挥手天一握”的情趣。开车的司机，胆大而心细，在狭窄的车道上会车时，谨慎地与对面来的车慢慢擦肩而过。我们齐声称赞司机的技术高超，他感叹地说：“在山路上开车可得特别小心啊！如果踩不住刹车，就会勇往直前，大家葬身于白龙江了。”白龙江两侧的高山陡坡上，到处开荒种田，大的田块有一、二分，小的田块只有巴掌大；听说老乡们春天种上麦子，平时不施肥，不管理，广种博收，到秋天只有很少的收成。如此荒野的地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还会有人在这里生活，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也不会相信的。
白龙江上游是陇南原始森林，工人把砍伐下来的木材推入白龙江中，让湍急的江水把它们冲滚到几百公里的下游。汽车在行驶途中，到处可以看到流放在江中的圆木，浩浩荡荡，百舸争流，前仆后继，奔腾向前，成为白龙江中十分奇特而壮观的一道风景线。
晚上，我找到了随岳城水库先期到达碧口的好朋友聂质逊同学，真让我高兴。
碧口小镇的街上到处都张贴着实行军管的告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在布告中宣布：“根据大三线建设的需要，决定建设白龙江水电站。考虑到本水电站是重要的战备电源，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正常进行，中央决定对水电站建设工地实行军事管制。”
该电站是白龙江上的第一座水电站，总库容五亿二千万立方米，装机容量为三十万千瓦。大坝为壤土心墙土石坝，高度达一百○一米，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土坝。该电站的电力将供应川北一大批重要的大三线军工企业。
中央水电部抽调了岳城水库、卫河工程处、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大军，分别从河北、河南、甘肃会师白龙江，参加这项全国重点水电工程的会战。
与此同时，贵州乌江渡、云南以礼河、甘肃盐锅峡、陕西安康等一批重点水电项目也拉开了会战的序幕，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建设工程。
白龙江工程局先后聚集了一万几千人。全局有开挖、筑坝、混凝土三个工区，有设计、汽车、铁道、水电等八个大队，还有修配厂、木材加工厂、职工医院、昭化转运站、子弟学校、干校、贸易公司、岳城化工厂、岳城水库留守处，河南新乡卫河留守处等众多附属单位。
一九六九年元月五日，我被工程局分配到筑坝工区。这个工区有五个中队，筑坝工区又把我安排在四中队一排二班进行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四中队是原水电部卫河工程处的队伍，中队长叫安正功。我的班长孟宪雪师傅是个忠厚、老实的老工人，他对我十分关照；班上还有个光头的周吉祥师傅，待人特别友善。
我每月的工资约六十三元：其中基本工资五十四元○八分、海带补助一元、洗澡理发费七角、施工补助每天二角五分。我领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寄上五十元，作为儿子报答慈母养育之恩的第一份心意。
水电站所在的碧口镇，是甘肃省最南边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居民不超过一千人。墙上“打倒刘少奇”、“砸烂×××的狗头”的大标语，在寒风中依稀可见。这里的气候与江南差不多，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十五度。
水电部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工作确实很负责，四月二十八日，他们给白龙江工程局军管会来函称：“姚治邦同志到你局报到后，我们即与河北省革委会、轻化厅工宣队等单位联系协商，补发上一年的工资。因该单位已撤消，还是商请你们补发。”五月二十六日，他们给军管会又寄来了我的工资证明信。于是，工程局军管会补发了我去年的全部工资，我终于还清了在天津和保定期间的借款和粮票，上一年的分配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这一年的下半年，我收到设计院吴效兰同学的来信，她向我悲愤地诉说不幸的遭遇：“原轻化设计院保守派的同志，绝大多数被分配到河北省各地工作了；而参加‘长征战斗团’的造反派同志，除吕一心、周立新、马长彦等六人分配工作外，其余的全都被发配到农村；其中吴效兰、施伟各、周荣庭、林连佳等九人插队的地方，就是当年林冲发配的地方——沧县。我深切体会到两次站错队的痛苦。我们在武汉因参加了保守派而站错了队，毕业时被遣送到条件较差的河北；我们到河北后参加了造反派，结果还是站错了队，现在又被发配到条件更差的沧州，实在是命运不济！你和宋玉辉、李玉兰离开了设计院，真是万幸！否则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下场。”
话又说回来，当年如果我留在设计院，也说不清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设计院的职工到唐山后，有的同志分配到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有的同志分配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更说不清，八年后在唐山突发的大地震中，我能否逃得过这场世纪大灾害的生死劫难，也实在无可知晓。
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筑坝工区的革委会第一任主任是解放军的董团长。他要求我们：“大学生到白龙江水电工地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二是劳动，用汗水洗刷资产阶级思想。”
第一年的劳动的是平地造房。我们中队负责建造全工区所有的工棚、食堂、办公室等简易建筑物，使陆续进场的职工有地方住，能立即投入水电站的建设。开始工作时，班上的周师傅、孟师傅等老工人带着我干搬运工、木工、泥瓦工。我们一起装卸、搬运整车的木材；一起拉锯、组装屋架大梁；一起架立门窗、在芦帘上涂抹泥巴；一起爬上屋顶，订瓦条、铺油毡。我们辛苦工作了一年，一大批临时工棚在白龙江何家湾的工地上神奇地出现了，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在碧口镇工地生活的每一天。
记得最苦、最累的一次劳动，是我刚到工地不久的一个礼拜天，我们中队的人都被安排到甘肃文县玉垒公社拉木炭。听说，玉垒离碧口有几十里山路。那天早上六点，吃过早饭后，带了三个馒头，我和刘家峡技校毕业的黄建中、吴长平等人，同拉一辆架子车。三个小伙子年少气盛，第一次出远门，觉得很好玩。我们小跑着拉车上了路，一个小时后，就把老师傅们摔在后面很远。山区的公路崎岖不平，七拐八弯的，很不好走。二个小时后，我感到有点饿了，就吃了一个馒头；大约在十点多钟，我吃完了最后一个馒头，还是觉得肚子饿，看着同伴们劲头十足，我只能咬着牙坚持着。好不容易坚持到十一时半，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饿得昏头昏脑，浑身无力。玉垒是白龙江边的一处渡口，只有几间做小卖买的平房，谈不上是一个集镇，我在路边小店买了几个点心充饥。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拉着八百多斤的木炭往回赶。在回来的路上，年轻人没有了上午的勇猛。每拉一个小时，就要停下来歇一下；到下午五时，大家又饿又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地休息了半个小时才动身。晚上九时半，大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才回到了住地。我软弱无力地瘫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连稀饭也不想喝，周师傅对大家说：“小姚真是累坏了！”
隆隆的开山炮打破沉静，唤醒了沉睡的深山老林，大三线建设的号角在这里吹响。工地上是一片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大学生们在这里抬电杆、挖沟渠、凿山洞，经受着繁重体力劳动的考验。穿上劳动布工作服，能与工人一样，从事体力劳动，感到是件很光彩的事。艰苦的劳动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锻炼，也是改造。在这里，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去干，使得负责教育我们的军队领导和工人师傅很省心。
第二年起，开始修公路、建大桥，我们这些年青人，个个都是壮劳力，每天从事开山劈石的超负荷劳动。特别是修公路时，我们在很陡的山边挖炮眼、清石碴，非常危险。在何家湾大桥浇灌混凝土时，大学生们亮着胸膛，挺着腰杆，抬着一百多公斤重的大筐，连续九、十个小时劳动，实在不容易。每天劳动下来，都是一身臭汗、两手血泡，累得半死。几个月后，我的两手磨成了茧花，胸脯隆起了肌肉。
在各工种中，炮工最为危险，稍不注意，就会炸死人。炮工们最担心、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哑炮。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七○年的四、五月，筑坝工区的炮工班，在开挖砂砾石的掌子面上放炮时，出了几个哑炮，一直等待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响。炮工们以为没有事了，就走近掌子面，准备处理哑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炮工们刚接近撑子面，一声震撼人心的爆炸声突然响起，炸飞的砂砾石把十一名炮工当场砸死；事故现场，到处都是血淋淋的肢体，不少人被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很难辨认遇难者的身份，其状惨不忍睹。
那个时候，白天劳动后，晚上还要在灯光下参加学习，进行斗私批修。班长经常安排我读报、写标语、写发言稿或写班组规划。慢慢地我成了全班和中队里的秀才，领导把出墙报、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的任务交给我。有时，大家凑上几句小诗来表达我们学生的决心：
白龙江畔再教育，斗私批修记心头。
艰难险阻不低头，永远革命不停留。
在党的“九大”召开的日子里，中队让我搞记录新闻，天天记录到凌晨四、五点钟才能睡觉。
工地的生活是紧张、艰苦而难忘的。它既磨练了我不畏艰难的意志，又使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
在碧口的水电站建设工地上，卫生条件实在是差透了，大家睡的是冰冷刺骨的通铺，喝的是没有消毒的含砂量大的浑浊江水。不少人由于水土不服，经常要经受感冒、拉肚子、流鼻血的考验。工地上的主食是玉米面，也有水煮光面，我们每人每月只有三斤大米；这里的荤菜很少，一个月只能吃到几回。每当食堂宰杀自养的肥猪时，就是大家改善生活的一天。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简易拔猪毛的办法：师傅们将宰杀后的毛猪，放在烧熔了的沥青锅中滚动，猪毛很快全被沥青粘掉了。开饭时，大家排着长队，争买一份难得的美味佳肴。
工地上运输材料的汽车很多，有好几百台。其中有一百台是刚从法国进口的贝尔利十五吨自卸车。长长的车队一辆接着一辆，行驶在灰蒙蒙的砂石路上，卷起一条尘土长龙，让行人睁不开眼睛，大家称它是“水泥路”；一到雨天，这些道路又泥泞难行，走在上面，泥浆会没过脚板，大家又称它是“泥水路”。
在工地上，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大家的思想很轻松，一点没有压力，因为这里没有派性。我们这些来自武汉的“百万雄狮”或“三新三钢”、北京的“天派”或“地派”、成都的“八二六”或“红成”、南京的“好派”或“屁派”的学生，在三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原来是对立的两派，曾经怒目相视，冤冤不解，势不两立。可是在这大山沟里，都摆脱不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命运：每天都要参加重体力劳动，都要吃玉米面窝窝头，都要汇报自己的思想。再加上这个水电站的工地是实行军事管制，派性在这儿派不上用场。于是，过去的派性和路线觉悟降温了、淡化了，而共同语言多起来了。大家有空会聚在一起，蹲在地上一面用餐，一面海阔天空地瞎吹胡侃，有时也会拿着对方找不到对象的狼狈相寻开心；大家什么都侃，唯独不会提及两派斗争的往事。慢慢地，原来的两派，由于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泯灭，最后都成了一派，即“老九派”。
一九七○年六月初，工区抽调我负责清仓查库，整整两个半月，我同工区仓库保管员张宝垒师傅一起，依靠各中队材料员，对全工区的所有机械设备、物资、库存原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盘点、清查，立档、建帐，终于把工区的全部家底搞得一清二楚。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把清仓查库的工作小结向工区革委会副主任王克孝、孟厚进行了汇报，孟厚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把我说成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好典型；王克孝当即决定，将我调到工区机关工作。
三、调到工区生产组
第二天，我被抽调到筑坝工区生产组，负责工区经济核算和技术革新管理工作。我上调到机关，坐上了办公室，结束了将近二十个月的重体力劳动。这个调动，让还在接受劳动锻炼的众多大中专学生，对我非常羡慕。
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今天要求“把经济搞上去”，明天又批判“唯生产力论”；今天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明天又批判“不要以生产压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水利建设事业也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白龙江工地上的管理十分混乱，一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大坝填筑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水电部责令工程局进行返工，工区生产组正为此事忙得乱糟糟的。工程局在批修整风运动中，开始向各单位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大抓生产管理”。
生产组有一批资历较深的技术干部，如何永康（五级工程师）、胡明龙（八级工程师）、张福田（八级工程师），还有一批技术员。为了让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工区党委特别在生产组中掺进了“砂子”，安排了“左老八”（八级工）、“周老七”（七级工）、“杨珠山”（六级工）三位老工人参加生产管理。
我在生产组负责经济核算，实际上是负责生产统计工作。当时，生产组的组长由工区革委会副主任张明三兼任，张明三要求我，把全工区的生产统计工作搞扎实；要设计出一套能反映工区生产管理全貌的表格。
我从加强考勤入手，为各中队配备了专职统计员，每天对出勤情况进行统计。当时工程局要求，非生产人员要控制在百分之十八以内。但统计表上显示，我工区已超过了百分之二十；我向领导汇报以后，工区就采取了措施，加强了出勤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又从统计各中队的工程完成量入手，分别对挖土机开挖量、汽车运输量、大坝砂石料填筑量进行了分项统计，再对照工程局下达的生产计划，计算出生产完成量的百分比。全工区每日、每旬、每月的生产情况可以在统计表上看得一目了然，工区领导对此大为称赞。
随后，我开始对工区的打夯机、挖土机、推土机、车床的产量，材料消耗，质量，安全生产进行了单台机组的专项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我向工区领导提出建议：开展“先进机组”和“节约标兵”的评选活动；于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全工区展开了。
再后来，又增加了各中队成本核算的统计，我将工区三十七种统计表格加以汇总，编印了一本“筑坝工区年度生产综合统计资料”。为此，我得到了工区领导的赏识和表扬，几位领导都喜欢看这个资料，因为它成为了解筑坝工区生产情况的一本百科全书。工程局计划处的领导也大为赞赏：“筑坝工区的这本生产统计资料搞得很全面，对加强生产管理起的作用很大”，就在工程局进行了推广。
在混凝土施工时，工人们为了图省事，总是用铁锨把水泥包拦腰一铲，倒入拌和楼中；有着三层优质牛皮纸的水泥袋破碎后，无法再次利用，造成很大的损失。于是，我向工程局提出了一个合理化建议：“混凝土施工中，每回收一个完好水泥袋，就奖励操作工人一分钱。”这个建议的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只要付出一分钱，就可以挽回五角钱水泥袋押金的损失。工人和干部们对这个建议一致叫好，但是工程局的领导不敢采纳；因为在那个年月，领导都怕被人戴上“物质剌激”的帽子。
在抓好生产统计的同时，我还负责工区的技术革新工作。
这一年的下半年起，我负责“新型润滑剂二硫化钼”的试验工作。我对这项技术革新很感兴趣，专门到刘家峡水电站学习取经。回来后，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得到工区领导、工程局有关部门的支持，调拨了二硫化钼粉、环氧树脂清漆等化工材料。我与修配中队的工人技术员徐林森同志一起试验，取得了一些成绩。
同时，我们还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小改革、小发明、小创造，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如当时一中队改装一立方米挖土机的斗子、三中队改革成功半吨手摇小吊车、四中队进行废油再生、五中队的皮带机自动上料等，都有一定的成效。
在工区召开的技术革新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些攻关的课题，请大家群策群力，如：在大坝施工场面小、劳力紧张的情况下，小火车卸料面如何与皮带运输机密切配合，提高土砂石上坝的运输效率？在领导的重视下，也在各中队的努力下，我工区的技术革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了工程局的表扬。
这一年，我被工区党委评为先进工作者。
四、定向爆破截流
一九七一年，经过水电建设者两年的奋战，碧口水电站具备了截流的条件。
截流是水电工地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水电站主体工程施工阶段的开始。由于碧口水电站的坝址处在深山峡谷，交通极其不便。截流时施工场面很窄小，无法集中众多的挖掘机、汽车，将大量的土石方运到上游指定的位置，以便快速修筑一道挡水的土坝，迫使江水改道，从人工开挖的导流洞流向下游。
我工区生产组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案：直接在上游围堰左侧的山体中，装药爆破，使爆破后的石碴飞落在指定位置，这就是定向爆破筑坝。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应用定向爆破筑坝，这在当时国内还是第一次。
这个方案，得到了工程局军管会和水利电力部的批准。工程局成立了定向爆破指挥部，由局军管会主任刘泽担任总指挥，局军管会张参谋长、筑坝工区王绪信主任担任副总指挥。具体工作由筑坝工区张明三副主任及我们生产组的杨珠山、黄绍琼（女）等同志负责。
截流应该选择在低水位的时段进行。根据水文资料分析，三月中旬是白龙江的枯水位，指挥部决定三月十八日进行截流。
根据爆破设计，本次爆破的总装药量为二千三百多公斤，共分三个药包，药包中心放在吴淞六三七米高程的山体内；爆破后的石碴要下落到三一一米高程的白龙江江底，使其形成顶宽二十七米、高九米的石碴堆体坝，总方量近一万立方米。
炸药的装填，分三班作业。为了确保施工照明，在右岸安装了四台探照灯；洞内不能使用电灯，只能用五支煤油灯照明，以保安全。三月十三日九时开始装填炸药，装药工作连续进行了一百二十小时，到十八日上午九时装填完毕。这一天，白龙江的过水流量只有一百○五立方米/每秒，流速为每秒二、三米，对截流十分有利。
我与聂质逊同学专门选择了五百米以外的一个小山头，观看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定向爆破截流。中午十二时正，工程局军管会主任刘泽下令：“定向爆破截流开始！”此时，我的脚底下好像震动了一下，当即看到爆破点的上空浓尘滚滚，随后听到一声闷雷般的响声，我们为大爆破的成功而高兴；突然，我听到右前方有辟叭的落石声，我使劲将聂质逊同学往怀里一拉，果然，几块小石子就落在我们附近的地上弹了起来。我庆幸自己的命真大，如果飞石掉在我们的头上，那就会必死无疑，这成为我又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定向爆破截流十分成功。经实测，爆破的有效抛掷方量为六千八百立方米，堆积体最低点高出上游水位二米多，达到了一炮截断白龙江，使江水改道的预期目的。
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运动真多，在白龙江的大山沟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继一九六八年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一九七○年，中央发出通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是打击一切现行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有一大批干部、群众组织的头头、一大批群众挨整。
在这些运动中，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大小头目，夹起了尾巴，成为审查的对象，神圣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失去了昔日的光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刚参加工作的长江工大学生，在本单位清理和审查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砸抢等问题时，因不堪运动的压力，有几位造反派同学先后自杀了：他们是水文系的戴树德、水工三班的何梦奎、水工二班的熊克刚。这些悲剧，都是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恶果。
一九七○年三月，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文件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分子彻底搞出来。”
就这样，全国掀起了一场清查“五一六”的狂风暴雨。中央文件指出，凡是言行有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的人，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应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年八月，白龙江工程局党委，在全局开始清查“五一六阴谋集团分子”。九月中旬，筑坝工区党委举办了“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骨干学习班。
学习班人员共有二十人，分二个小组。生产办公室和施工调度组的我、李瑞珍、陈继荣、张福田、姬鸿钧、赵国源、叶日明、敖文光、任志中为一个小组，组长是徐凤台。我被组织上选定为学习班的骨干，感到非常高兴。
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彻底清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学习○二部队和北京二七机车厂深挖“五一六”的经验等。在小组讨论中，每个人都要交待：机关里有极左思潮行为的是哪些人？在文革中，你自己有过哪些极左思潮行为？做过哪些坏事或错事？
后来又学习政策，每个人都要提高认识，划清几条界线：革命造反派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界线、“五一六”骨干分子与一般成员的界线、极左分子与革命左派的界线、“五一六”操纵的夺权与真正革命夺权的界线、革命串联与反革命秘密串联的界线。老实说，到学习班结束，我一直都分不清这几条界线。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属于保守派，没有过激的行为，也没有参加过打砸抢；在分配工作时，还受到迫害和排挤；所以在这次学习班中，没有做什么交待，很快就过关了。而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特别是一些与武斗、命案有牵连的人，他们的“麻烦”就大了：如果交待不彻底、检查不深刻，就很难过关，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就有可能落在他们的头上。
经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学习班顺利结业，工区党委领导在结束时对骨干提出了希望：回去后，对本单位进行摸底，开一个本单位的骨干会；对有问题的知情人实行分工包干；要做一个积极分子，在机关深挖“五一六”中发挥表率作用。
大抓“五一六”的腥风在全国各地蔓延，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特点是：打击面大，清查时间长，产生恶果重。各个单位的两派都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造成一场大揪斗、大恐怖、大混战；最后，数以十万计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遭到残酷迫害。这场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也造成文革期间自杀的又一个高潮。
一些在“三忠于”、“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还有不少人，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些不满的言辞，被定性为“恶毒攻击”，而被蒙冤入狱；有一些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五一六”的运动中，各地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无数被审查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南京扬子江机械厂六千名职工，有二千人受到审查、批斗、关押。但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五一六”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到“五一六”问题而实行“连根拔”，被强制离开城市，送到农村落户。我的老家上海南汇县在这次运动中，先后审查和斗争了三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六十多人。上海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名“有问题的对象”，有四十多人被逼自杀。
文革时代，告密盛行，一个人随时会被包括亲人、朋友在内的人出卖；一旦陷罪，家人、亲人、友人也随之被株连，堕入深渊，永远难以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及冷漠达到了极限。
一九七○年初，《参考消息》有一则消息，让同志们大吃一惊：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几十分之一的日本，钢产量居然达到一亿吨。而五十年代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民穷国弱；但是，只过了十多年，日本的经济居然跑在中国前面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是怎么回事？
第二年秋天，突发“九一三事件”：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的第二号大人物林彪仓皇出逃，葬身于外蒙古的荒漠之中。
文革一开始，林彪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毛主席敬为神、把毛主席吹上天，对毛主席溜须拍马，深得毛主席的赏识和信任。这位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接班人，为什么时隔五年就要离他而去，叛党叛国呢？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分道扬镳呢？中国人民感到难以相信、目瞪口呆、无所适从，让人感到政治的虚伪、政治的恐怖、政治的残酷、政治的黑暗。
在“批林整风”学习时，中央的文件称，林彪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要“篡党夺权”，广大干部对此将信将疑。后来有专家披露说，林彪是全军的副统帅，是手握重兵的党内、军内的显赫人物；林彪基本上掌握了军权，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看到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非常担心林彪要“抢班夺权”，后来就没有把真正的实权交给林彪，由此林彪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不满。
中央还公布了林彪集团计划搞掉毛主席的一个文件，名叫《五七一工程纪要》，文件历数毛泽东建国后的种种罪状和在党内玩弄权术、专制独裁和反覆无常的为人，直斥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林彪集团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写道：毛泽东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毛泽东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统治的目的。毛泽东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今天是毛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毛的阶下囚。
不少干部、知识分子开始冷静沉思，并且有了一个共同认识：“应该尽快结束这场罪恶的文化大革命”。
六、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
在碧口水电站建设工地上，有一千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有几百名来自北京等大城市水电系统的下放干部，都在接受着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其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本人有一定的政治历史问题。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戏称为“臭老九”，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而得其名。
在这个穷山沟里，我们这群“臭老九”，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思想上都很悲观；事业上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白天都要接受重体力劳动的惩罚，晚上都要思念远方的亲人。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许多人也成为好朋友。
我和一姓张的下放干部交上了朋友，我们经常坐在一个小山坡上促膝长谈。老张把我当作知己，多次向我哭诉他一家不幸的遭遇，倾诉着知识分子的不平和心声。
老张的父亲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批判，几年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大哥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在一九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继而被开除学籍，发配到北大荒，几年后遭遇大饥荒，因饥寒交迫和贫病交加而死于异乡。他自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组织上认定为是“只专不红”、是“走白专道路”、是“学术权威”而受到批斗，被扫地出门，下放工地，劳动改造。两个“臭老九”，同是苦命人，大家都悲叹着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的困难境遇，真心希望中国的社会再来一次大变革、大革命。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长期处于十分悲惨的境遇，一直成为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斗争、被整治的对象。中国知识分子在受歧视、受审查、受苦难的情况下，一边忍辱负重、顶着苦难、沉默寡言、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地做人；而一边还要埋头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一向讨厌和鄙视知识份子，对知识分子从无好感，总是不信任他们，经常把知识分子说得一无是处。毛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公开挖苦说：“许多所谓的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上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毛主席给知识分子的头上强行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的屁股上贴上一条大尾巴，叫“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毛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依靠的对象，必须接受改造，并好好地“依附在工农这张皮上”：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身，为工农兵服务。
解放初期，老百姓除了经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外，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政治运动还很多，如：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一九五二年后，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作家丁玲、陈企霞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当年文艺界挖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一九五八年补划漏网右派；一九五八年知识界“插红旗、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一九六二年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三年的反修、防修；一九六四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五年起，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文章受到批判，大批知识分子被迫离于大城市，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大山沟里参加三线建设；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九六八年大批干部下放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和“抓五一六运动”；一九七二年开始的“批林整风”运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等运动。知识分子成为这些运动中被整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生存环境，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的压力。
一九五一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个人都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有一个相当难听的说法叫“脱裤子洗澡”、“割尾巴”，有的人被强迫在大会上“检讨”了很多次才过关。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都要交待自己的历史。这场运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三大目标：一是清查历史，让旧知识分子坦白、交待其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历史，清理出一批“反革命分子”；二是清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三是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让知识分子反省过去，批判其“崇美”、“名利”、“轻视工农”、“清高”等资产阶级思想，让知识分子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争取改造成为工农兵欢迎的新知识分子。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夏天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号召师生大鸣大放，向学校、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不幸的是，全国有五十五万多名知识界人士和干部被这场运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北京大学有六百名学生和一百多名老师划成了“右派分子”，比例超过了学校师生总数的百分之五。虽然，这些“右派分子”并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但很多人还是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苦度余生。
有人说，土地改革运动斗争了地主，镇压反革命运动斗争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的人，五反运动斗争了资本家，而思想改造和反右斗争又整肃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政治运动批判了、扼杀了、摧残了许多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而且堵住了新生力量的成长。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更是达到了顶峰，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观点随之广为流传。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从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的历史行程，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受难史，使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陷入灾难。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在宁“左”勿右的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思想压力特别大，不少人有着厌世之感，在受到政治迫害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在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指鹿为马的时代，知识分子被扣上“反党”、“牛鬼蛇神”的帽子。在那个时代，作为时代最敏感神经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路可以走，有人十分形象地说：“知识分子只能跪着做人，只能低着头走路。”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三次大的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了知识分子被逼自杀的三次高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逼自杀。文化大革命更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又被逼自杀或被打死。
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改造”，在经受了各种蹂躏、践踏、侮辱和摧残的人生磨难后，其独立的个性已经完全泯灭了。改造像一把快刀，能在运动中改变人们原有的思想。最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改造了过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大多数人成为党的驯化工具，成为“党指向那里，你就跟向那里”的机器人。
知识分子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紧跟“红太阳”，说假话成风，亦步亦趋，成为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说错半句话，甚至一言不发了；更有少数人则清高自远、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消灭了知识界的精英，就毁掉了人们的道德基础。当一个民族中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失去自由时，这个民族中就从整体上失去了自由。
几十年来，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人为地制造了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在这样社会中生存的人，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这个社会当中，人性畸变，人际关系普遍恶化，人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之间应有的同情、爱心、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个人的身心都极其脆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随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令人最讨厌、最害怕、最痛苦的事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被逼迫、引诱揭发、检举别人。文革中，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出现了朋友告密、同志相害、亲人诬陷等落井下石的可怕行径，出现了夫妻相残、兄弟相斗、同类相残的丑恶现象。有一句顺口溜说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一个人说真话，二个人说客气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谎话，五个人说大话。”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死去活来，而参与整人的很多人，正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同学、自己的同事。于是，整个社会人整人，人害人，虽是人间，其实已经是地狱。
人类的进步是知识的进步，知识就是力量。古今中外，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精英，视为有头脑、有远见、敢说话的那一部分人，因此倍受全社会的尊敬。大家期望着，当前的这种专制统治必须早日终结；大家热盼着，一个让老百姓自由说话的民主社会，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环境，一定会来到，也希望它早日来到。
七、抽调到调资小组
一九七二年，碧口水电站工程正处于建设高潮，大坝土石方施工、基础处理、混凝土工程、金属结构和各项附属工程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为了显示政局的稳定和文革的成就，中央出台了一个加工资的文件，受到全体干部、职工的欢迎。
由于调资工作的需要，我被工区抽调出来，参加这项大家都很关心、也寄予厚望的工作。我与工区政工干部一起，按照工程局的文件，对调资对象进行调查、测算和统计。全工区属于调资的对象很多：有职工的自然升级，有干部、工人百分之四十的升级面，还有大中专学生的转正定级。
由于多年来没有调整过工资，每个人都希望能加到这一级工资，但这次调资面只有百分之四十。各单位的领导很为难，因为找不到一个会使大家都满意的方案；领导们在重重矛盾中几上几下地做工作，逐步取得了共识。一些思想高尚的同志，主动把名额让给别人。但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职工间的明争暗斗和谩骂到处出现，甚至出现了一些悲剧：工地上发生了几起殴打干部和服毒轻生的事件。有一位老同志，在单位领导宣布完调资名单后，因为没有自己的名字，当场就晕倒在地上，在送医院的途中就断了气，让人听了伤心不已。
在调资快结束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恶性案件：原工程局军管会的常务副主任张参谋长，转业后担任工程局革委会的副主任，分管干部和调资工作。这次调资矛盾大，有些调不到工资的同志，向他反映本单位调资中不合理的情况，要求领导进行查处。有一个工人，认为自己应该调高一级，多次找张参谋长反映情况，而张参谋长没有理会来人的要求，仍然以那个年代军队干部所特有的简单、粗暴、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传统方式打发来访者，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绝望中，这位工人丧失了理智，竟然下毒手把张参谋长杀死了，并残忍地把张的眼睛挖了出来，把耳朵也剁掉了，然后把尸体扔进了白龙江。后来，人们在白龙江下游几十公里的白水镇附近发现了尸体，并打捞上来，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这位行凶者也受到了法律制裁。
但调资工作进展还是顺利的，经过两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工区党委批准了我们调资小组的方案，上报工程局审批。
由于工程局单位多，工作量大，人手不够，于是我有幸被上级点名，借调到工程局帮忙，协助工程局干部处对各单位上报的调资方案进行核对、汇总和审批。我们工作很辛苦，由于时间紧，天天要加班到深夜；这项工作要求很严细，不能出现半点差错。有一天晚上，局干部处处长张冬志要去局里开党委会，临走前他告诉我，全局的工资汇总表与各单位分表的统计数字对不起来，几个人找了一天，没有找到原因，要我再查查。处长走后，我化了很长时间将各单位报表中的人数、调资额、增加的工资总额进行了分项检查，一一核对，然后再汇总相加，没有发现什么差错。我的心里很纳闷，站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想不出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出门小便回来，无意中发现全局汇总表上的人数、增资总额，多于全局原来的测算表。从而发现有的单位把已调出人员的调资数统计在内，而调入单位又把这些人员的调资数也统计在内，造成重复计算。我复核调整后，总表和分表就平衡了。
张冬志处长深夜开会回来，听了我的汇报，对我能从几百张报表中找出差错感到非常高兴，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经工程局党委审批，在全局九千八百八十二名正式职工中，有二千二百四十二名干部和职工的工资调高了一级，有二百五十四名调高了二级，有一千○十五名大中专毕业的学生被转正定级，全局每月增加工资的总额为三万三千元。
两个多月的借调，我与局干部处的同志相处得很融洽。大家都是单身汉，经常在一起谈心。有一次，张冬志处长问我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他想帮助我，他也能够帮助我。我就坦率地说：“第一，我想调回江苏、上海；第二，如果往家乡调动一时有困难，我希望先调到设计大队去。”设计大队也是工程局的一个所属单位，它是原西北勘测设计院白龙江设计组的一班人马。我希望调到设计大队主要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首先，我是学习水工建筑物专业的，熟悉水电工程设计，去设计大队可谓是专业对口，可以发挥我的技术专长。其次，设计大队的生活条件优于碧口，碧口是甘肃省，每天的主粮是玉米，每个月只供应大米三斤，副食以土豆为主；而设计大队位于四川青川县，每天都有大米吃，这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自然很向往。另外，设计大队有野外津贴，每个月的工资比工程局的人要多拿二、三十元。张冬志处长当时没有说什么，这件事情我也就淡忘了。
八、难忘的夜
几个月后，张冬志处长真的和设计大队革委会主任甄兆同商妥，同意我调往该大队。这让我对张处长十分感激，许多在工程局的大学生对我十分羡慕。一天下午，工程局干部处通知：设计大队有便车来工程局，让我跟车去报到。我赶紧把行李装上大队绿色的解放牌卡车，随着大队人事干部小何去一个叫都家坝的陌生地点。
汽车沿着白龙江，在曲折的山路上下行。傍晚五点半，天色渐暗，汽车驶上了一个钭坡，停在一个狭长的坝地上。紧贴山坡的平坝地上，盖了几排简易房子，与碧口的工棚差不多，也是干打垒土墙、油毡顶的平房。这里是我向往的新单位——设计大队的所在地，大约有二百多名勘测、设计和后勤人员驻扎在这里。驻地下面是滔滔的白龙江，前后左右没有村庄。据说选择在这个孤零零的山坡坝地作为驻地的原因是，这里是拟建的白龙江都家坝水电站的坝址，在那个时代，在水电工程的现场搞设计，多少带有革命化的意味。
到设计大队后，小何把我介绍给设计组组长董学清同志。他有四十来岁，知识分子味较浓，鼻子前端有些暗红。他安排我把行李放在一个办公室，并借饭票给我，一起吃了晚餐（大米饭）后，他用略带歉意的话语同我商量：“小姚，你来得很急，住宿来不及安排，请你克服一下，自己到镇上住一宿，明天我们就可以安排你的宿舍了”。听了老董的话，我头脑一下子发蒙了，他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在荒山野地走夜路去投宿呢！我感到失望、无助和紧张，血一下子涌向脑门。此时老董又指导我：“只要沿着公路走，就可以走到白水镇，镇上有旅社。”我镇静下来，从行李里摸出一把手电筒上了路，此时天已黑下来。
下了设计大队的钭坡，沿着白龙江畔向东的公路开始了我投宿的行程。暮色降临，远处山峦在巨大的黑幕下变得越来越模糊。沿着山坡的公路既没有路灯，又没有汽车通过。不久，在朦胧的夜幕下，公路左侧出现了有着几幢平瓦房的一块坝地，道路在这里分了岔：一条顺着坝子左侧拐了弯，另一条则笔直地通向前方。我事先听人说过：设计队住地到白水镇有二条路，一条是汽车的盘山公路，另一条是平坝的近路，设计队的同志上白水镇都走近路。我该选择走哪一条道呢？凭着自己的直觉，走近路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能到镇上，于是我拐上了一条三米宽的平坝土路。
无名鸟在宁静的山丘悲鸣，小村的狗吠声使我不寒而栗。我沿着平坝路走了许久；走进了一片田野，两边都是庄稼地；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上了一段砂砾路面，最后来到了荒凉的沙滩。突然，一条大河横在我的前面，，其宽度大约有五、六十米水面闪着银白色的光芒，“哗、哗”的水声向我展示着它的神圣和威严；后来才知道，这是白龙江的支流白水江。我不知水的深浅，不敢冒险涉水，万一河中有深潭或急流，我会死得不明不白。恐惧袭上心头，我无奈地掉转身来，从原地退回。四周荒野茫茫，脚下坎坷不平，心里惊魂不定，背上一身冷汗，全身筋疲力尽。黑暗中，只有手电微弱的光芒陪伴着我，帮我探索着前进的路。回到岔路口，我信心倍增，加快了脚步，又重新踏上了通向小集镇的盘山公路。
深山的夜，除了小虫在呻吟外，万籁俱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孤身一人行进在荒山野地里。走着走着，走上了一段布满水坑、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我听到一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尾随着我，似乎对我穷追不舍，我担心有野兽袭击，越听越使人头皮发麻，心跳加速，感到害怕。慢慢才知道，这是踏在水坑中的脚步声，我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当我走上了干燥的路面后，这种声音也没有了。我失魂落魄地走了近一个多小时，终于走上了白水江公路大桥，白水镇就在面前了。
白水，的确是个山区小村镇，它只有一条街，长不到百米，只有几十户居民。街上黑黑的，老乡都已进入梦乡。有几条狗大声地吠叫着，恐惧之心再次袭来；当我沿着小街走到尽头，又退回到小街中段后，我不知道何处有旅舍？我停了下来，放开了嗓门，大喊几声：“哪儿有旅店？我要住店！”突然我身后的一间房子传来“吱啊”的开门声，屋里点起昏暗的烛光，一个老年人探身到门外张望，用四川口音问：“哪个在吼，找啥子嘛？”我如获救星，连忙解释：“我是设计大队新来的职工，要找旅店”，就这样，我在这位好心的老乡帮助下，来到了一家只有二个床位的山村小旅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又从这个小镇沿着夜里走过的路，步行回设计队的驻地，我的心情特别好。白龙江两岸群山环绕，鸟儿在山林里欢笑跳跃，远处有几缕淡淡的烟云流动着，我看到的是一幅青翠迷人的山水画卷。沿着这条还算平坦的绕山公路前进，竟然觉得轻松，令人充满自信。当我回到设计大队的住地，只用了一个小时。
昨夜的恐惧、紧张已经过去。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有些后怕。有了昨天的经历，我深深地相信：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坎坷和困难，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满信心，永远保持拚博精神，哪怕你身临绝境，也能绝处逢生，逢凶化吉。
九、天怒人怨
文化大革命实在是一场灾难，由于管理混乱，过去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灾、抗灾指挥系统瘫痪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场大的自然灾害来临，就会酿成人间惨剧。
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快接近十年的时候，大地震、大洪水等各种天灾相继光临神州大地，老百姓称这是“天怒难犯”。
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辽南海城地区发生了七点三级的强烈地震，震中裂度为九度强。烈度罕见，天下震惊；地震波及南部大连市，北部鞍山市、辽阳市，东部丹东市，西部锦州市。地震所到之处，山摇地动，使工矿企业、交通、电力和水利设施以及民房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所幸，地震工作者成功预报了这次震情，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一九七五年八月上旬，大暴雨袭击了河南驻马店地区，在暴雨中心，五日最大降雨量竟然高达一千六百毫米，成为一场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河南泌阳县板桥水库水位急速上升，情况十分危急，虽然驻守水库的部队几次向上级紧急报告险情，但是，由于文革的混乱，它没有引起上级部门足够的重视。八月八日凌晨，板桥水库垮坝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以每秒六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奔腾而去。上游下泄的洪水又与下游当地的洪水合二为一，汇成更大、更猛的洪水；大洪水一路狂奔，犹如多米诺效应，造成该地区的几十多座水库相继垮坝、失事。在直立如壁的惊涛骇浪面前，凡是被洪水扫荡到的城镇、村落、田园全部被吞没。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板桥水库东四公里的大路陈村村民后来形容：“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遂平县城，位于板桥水库下游，成为这场大洪水中最大的受害者。昔日人欢马叫、热闹非凡的这个城市，俄顷之间变成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被埋在水底，变成水底的冤魂。该县文城公社三万六千人口中，有一万八千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一千七百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
这场特大暴雨，如果通过科学的水情调度，灾情可以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决不会有几十多座水库垮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天灾加上人祸，就酿成这场记入世界史册的特大灾难。人们在大水中打捞到的尸体有八万多具，加上后来因缺粮、传染病引起的人员死亡，据说这场大洪水竟然让二十多万老百姓的遇难死亡，成为当代中国一场人间大悲剧。这场灾难让河南省有二十多个县、市的上千万人受灾。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中断了十八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一百多亿元。
一九七六年是龙年。龙年，应是大吉大利之年；然而，这一年，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变幻无常。执掌中央文革大权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大家称为“四人帮”，他们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结为一帮，乱军乱国，妄想乱中称雄，他们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
文革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的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企业亏损，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铁路运行很不正常，煤炭和电力供不上，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一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这一年的年初，北京传来噩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仙逝了，各族人民无限悲痛。周总理的遗体送去火化时，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悲的场面，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惜别，更表达了世人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
周总理是我敬仰的国家老一辈领导人。他革命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留下坟墓，他的品德和风范令我敬仰。处在文革的逆境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他顾全大局，为保护大批干部，他与四人帮进行了斗争；他费尽心血，殚精竭虑，苦撑危局，他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虽然他也犯过不少错误，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缺乏斗争性，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为了忠君，对毛主席百依百顺，即便是毛主席有严重错误也不敢批评；文革中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这一年清明节，北京的广大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向总理敬献花圈，人民群众以诗词和文章做刀枪，抨击时政，抨击“四人帮”，宣泄长期积压在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演出了一幕幕动人的场景。几十万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写诗、抄诗、读诗，大家在诗的激流中感动、流泪、呐喊、思索。其中有一首诗写得特别好，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三月八日，吉林市和永吉县降落了一次世界上罕见的陨石雨。陨石雨降落时，铺天盖地，呼号之声在几百里以外都可清晰可闻，场面之宏大，威力之巨猛，如同原子弹；落地的巨响和震波，震碎了无数居民住宅的玻璃窗。
五月开始，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即将发生大地震的消息搞得我们人心慌乱，惶惶不得安宁。参加碧口水电站建设的近二万名职工和家属，都不得不住在户外临时搭起的防震棚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突然发生了特大地震，整个华北大地剧烈震颤。在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无论是老城区的老式单层民房，还是新市区的砖混结构多层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几乎倒塌殆尽；地表产生宽大裂缝，铁轨变成蛇形扭曲，桥梁塌毁；水、电、交通全部断绝。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据说，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
如果做好震情测报，地震的灾情不会如此严重；由于河北省文化大革命派性严重，地震管理部门一片混乱，竟然没有人对地震灾害进行预测、预报；这个不设防的城市，就酿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世纪大灾难。听说，在大地震中，长江工大的刘庆生、姚湘南同学从窗子里爬了出来，才保全了生命。后来得知，这场破坏力巨大的地震达到七点八级，它夺走了京津唐地区二十四万人的生命，重伤者十六万多人。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党中央紧急组织了很多工作队到唐山抗震救灾，同时安排铁路沿线城市大批接纳和救治伤员。由于当局坚持闭关自守的消极政策，竟然拒绝了外国和国际组织一切善意的救援和帮助。中央号召灾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战胜灾害；全国各地自觉组成志愿队，支援灾区人民。
白龙江工程局设计大队革委会，立即表达了向唐山地震灾区捐助二万元的意愿，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接受这笔捐款，设计大队的善心只能作罢。
随后，川北、甘南的震情又吃紧起来。八月十三日，四川省地震部门发出以下预报：“近几天之内，四川北部一带将发生一次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第二天上午，我出差到甘肃碧口水电站收集资料，我把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预报告诉了工程局的朋友。中午，正在吃饭的时候，工程局的几十个高音大喇叭连续广播：“请设计大队的姚治邦同志，火速赶到工程局革委会，有重要事情商量。”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赶到了工程局，原来是局革委会的领导要向我了解四川省地震的最新预报，我将有关震情预报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工程局革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有关工程、设备、人员的紧急防震措施。八月十六日晚上，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真的发生了七点二级大地震，离震中较近的碧口水电站建设工地，由于工程局事先有了防震的安排，在这场地震中没有造成损失。
接二连三的这些天难降临到华夏大地上，让中国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罪过，老天爷啊，你太不公了！
在这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血雨腥风伴随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更迭也在悄然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十、四人帮倒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人是蒋介石。”
七十年代中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都是人生的最后岁月。这两位政治宿敌，彼此合作过几次，特别是联合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彼此交恶几十年，后来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蒋介石年年高喊要“反攻大陆”，毛泽东做梦都要“解放台湾”，但是他们两岸统一的共同愿望都没有能实现。如果说蒋介石在军事斗争中失利，而在经济建设上是天才的话；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是胜利者，在经济方面则是外行。历史把他们的恩恩与怨怨、希望与遗憾、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有人说，人的生死是上帝安排的，上帝的意志是最神圣的，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但这几位巨星的同时殒落，让人感到不解，也让人感到神秘莫测：一九七五年清明节那天，国民党的蒋介石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紧接着，几位共产党开国元老也相继随他而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春天仙逝，享年七十八岁；朱德老帅在这一年的夏天辞世，享年九十岁；同年秋天，毛泽东先生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也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享年八十三岁。
毛泽东的逝世，让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欣喜无比，以为他们主宰中国的日子快要来到了。政治风云的变幻真让人揪心。然而，天若有情天亦恼，上苍决不会容忍四人帮如此横行下去。
十月初，我回到江苏省溧水县探亲休假。金色的十月，对我来说真是双喜临门：十月十二日，女儿小蓉蓉降生了，我三十九岁才初为人父，心里乐滋滋的，眉开眼笑，我们沉浸于欣喜之中；没有过几天，又传来一个更大的喜讯——四人帮倒台了！溧水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反党集团的胜利，群情振奋，爆竹震天，鞭炮声把我出生才几天的小女儿惊吓得啼哭不止。
四人帮恶贯满盈，长期危害中国人民，他们的破坏力极大，老百姓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现在四人帮倒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帮极左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了，真是大快人心!当时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表达此刻“四人帮”被人民公审的痛快心情。北京、南京、上海乃至全国城乡，都组织了盛大集会、爆发了群众自发组织的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表达了亿万人民由衷的喜悦，也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要求。
探亲后，我回到设计大队，传来一个让人们十分惋惜的消息：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了被子，不幸丧生于大火，此时他五十七岁。
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异己。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毛泽东导演的中央权力斗争的一场政治清洗的游戏，也是毛泽东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始终在毛泽东一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毛主席是这场惨重灾难的总设计师、最高指挥者，中国成为毛泽东实现其思想的实验室。
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选择林彪做他的政治接班人，结成“毛林政治联盟”；亲自选择以妻子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替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毛的文革路线。文革初期，毛主席利用政治上幼稚的红卫兵，把“造反有理”的痞子精神发扬广大，把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红卫兵敢冲敢杀，到处造反、到处夺权、到处武斗，到处“打砸抢抄抓”，成为各地文革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然而仅仅两年后，由于不听使唤，毛主席果断地剥夺了红卫兵的权力，有些红卫兵的头头被打成反革命，中学生则统统下放到农村或者边疆。
十年来，四人帮手中握有毛主席赋于的重权，成为位高权重、呼风唤雨、威震神州的一股强大膘悍的政治势力。四人帮在毛的庇护下，尽情尽兴地导演着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政治恶剧和惨剧，他们作恶多端、祸国殃民，全国人民巴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毛泽东临终前没有把政权传给极左的、神经质的妻子江青及其一伙，让国人感到万幸；否则中国历史又要倒退到多少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狂热，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狂热很相像。它既是一场大动乱，是一场大劫难、大破坏，同时又是对于全社会原有秩序的大冲击。文化大革命不但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灾难。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能说清楚其真实的原因。王若水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有一个很精辟的分析：“毛泽东不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承认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本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没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证明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了防止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又发动了批孔、批邓。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他就去犯第二个错误；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他就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元帅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元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人们还有一半是噩梦，留在那个荒唐的岁月，有两代人宝贵的年华被冲洗在无情的政治风雨中。文化大革命留下来是：一个思想混乱、文化泯灭、教育荡然无存、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我们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要清除文革造成的深层次影响，要解决积累起来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新的党中央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十一、毛泽东时代
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人们对这个时代有着一种铭心刻骨的感受。历史总是在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有一定的功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不再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国开辟了新纪元。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高扬的时代，是亿万中国人以空前的激情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知足常乐的社会，却犯下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错误，犯下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空前的，造成几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在担任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他没有把共和国引导好、治理好，更没有实现“天下公平与大同”的理想。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大搞个人崇拜、毁弃国民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成为老百姓心中“活着的上帝”（尼克松语）和“红太阳”。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君主，他在高喊反封建的同时，自己却以帝王自居，唯我独尊，讲话出尔反尔，长期推行极左路线，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大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导致文革的灾难，成为晚年的悲剧。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共产党专制的时代。在这个国家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由共产党领导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各级政协，领导民主党派，领导工会、妇联和各群众组织，总之，由共产党领导一切组织和机构。一党专政，党高踞于国家之上。共产党在党内提倡“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几十年的实践却是没有民主，只是专制集权。由于党独揽一切，专权一切，形成了党即国家，党即法律的“党天下”。共产党内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几十年的实践却是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毛泽东；听党的话，就是听毛泽东的话；结果“共产党专制”，又演变成“毛泽东专制”。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说过：“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
胡耀邦同志对南斯拉夫记者说：中国党内存在封建主义的流毒，其中之一即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胡耀邦还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人感到毛骨竦然的时代。毛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他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造成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毛泽东缺乏宽恕和仁爱精神，以思想划阶级，以言治罪，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近三十年的血腥和灾难，国人无不深恶痛绝。
毛泽东一手发动了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在他主政的近三十年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有几千万中国人民惨遭整治，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毛泽东对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造谣诬蔑、陷害栽赃、捕风捉影、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使这些干部长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法制废弛、人性沦丧、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缺乏政治文明的时代。毛泽东表面上崇尚民主和自由，但是他抹杀真正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毛泽东是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只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的专制者。毛泽东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毛泽东治理中国，实行的是集中、集权、独裁。毛泽东以人治代替法治，以专制压倒民主，以主义信仰导演为新的神学宗教，以党的崇高威望变为个人迷信工具。
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老百姓普遍贫困的时代。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搞平均贫困。”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大约在世界前十数名。由于不重视经济建设，中国错失了五、六十年代世界产业革命与东亚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下降，倒退至世界后几名。
一九五五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一九八○年变成二点五，几乎掉了一半。一九六○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到一九八○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日本上去了，中国掉下来了。一九六○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一九八○年，这个数字竟然拉大到三万亿美元！
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得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元，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元。
毛主席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使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结束了，也终结了长达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全国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热切地期望着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必须以强国富民为宗旨，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必须不再搞阶级斗争，不再搞政治运动，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必须改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做法，要完善法制，以法治国，推进民主的进程，尊重人民权利，做到言论自由，使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必须不再树立个人的权威，不再追求个人崇拜，要真心真意关心弱势群体，切实解决群众疾苦，化解社会矛盾。
全国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热切地期望：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不同的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十二、春天来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华民族有了新的曙光！“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我愿把自己的余热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四化大业。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彻底落后了。毛泽东逝世后，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它和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人心丧尽、千疮百孔的社会主义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新的党中央终于摈弃了三十多年来实行的极左路线，决心不再将知识分子视为敌人，开始把知识分子看作朋友。
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传来了喜讯，邓小平说了一句使我们心里感到暖洋洋的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说：“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邓小平又指出：“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按照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红了。”由此，新的党中央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实施的极左政策，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尊重。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初，全国高等院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录新生。
党中央制订了新的治国大纲：“在二十世纪内，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广大知识分子为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大家感受到：“春天来了！”并决心投入到四个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
当年，党中央发出了新长征的进军令，华国锋主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任务，首先是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得到落实，鼓励设计人员刻苦钻研技术，保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设计工作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石根华，对拓朴学有较深的研究。他结合白龙江水电站工程的实际，把拓朴学与岩石力学相结合，打开了数学与工程地质相结合的一条新路，成为工地上大学生知识创新的一个新典型。
春回大地，万物更新，中国人民的活力和热情蓬勃奔放。这一年，水电部第五工程局设计大队的任务很重，必须完成四川涪江武都水库的选坝报告，宝珠寺水电站工程枢纽布置方案专题研究，白龙江上、中游水电站的补充规划，全国“水能设计手册”和“机电设计手册”的编制任务。在设计、地质人员的努力下，这四项任务进展很顺利。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设计组开办了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讲座，每星期二次，大多数的技术人员都踊跃参加了。与此同时，一个自学英语的热潮在这个大山沟里涌现：我们每天早早起床，利用上班前的两个小时和晚上的四个小时，背单字、学语法，非常投入。
我们设计组的学习风气特别浓，单身职工有我、王建平、车良敏、安盛勋、辛忠礼、王仁坤、朱家诚、朱渊龙等，天天晚上自学到深夜。我记得，当时设计大队还出了一期“学大庆简报”，题目是“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行列里”，专门表扬了我们单身汉。
当年，我分别被设计大队和水电部第五工程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工程局还给我家里发了喜报。
十三、第二都江堰设计
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发源于松潘，流经平武、江油、绵阳等十个市、县，流域内有耕地一千三百多万亩，是四川省粮棉油的主要产区之一。这个地区冬春两季降雨量偏少，每二、三年就出现一次干旱，每十年有一次大旱。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四川省和水电部决定在涪江上游兴建江油武都水库。
一九七七年，水电部钱正英部长在实地考察后，决定由我们设计大队担负武都水库工程的勘测设计任务。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设计大队调集地质勘测二队到现场进行地质工作，设计组全力以赴进行规划设计。在优化设计过程中，我和王成斌、刘元基等同志专程到四川都江堰工程进行了一次现场考察。
我们在四川都江堰指挥部李书记、张队长及工程师的陪同下，实地观看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治水杰作。李冰父子巧妙地利用岷江宝瓶口的地形，深淘滩、低作堰，开凿离堆山，将江水分为四六（内江为四、外江为六）。内江引水灌溉到温江、绵阳等地；外江引水灌溉到重庆、仁寿等地，同时将岷江八成的洪水和泥沙巧妙地泄出。解放时，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只有二百万亩，现在扩大到一千多万亩。在“都江公园”里，董必武的一首词题写得朴实而贴切：
鱼咀分江内外流，宝瓶直扼内江喉。
李冰父子功劳大，禾稻年年庆丰收。
后来，我们三人利用出差的机会，慕名来到离灌县十八公里的青城山，它有“西蜀第一名山”之美称，为了感受“青城天下幽”的意境，我们艰难地攀过连续五公里陡坡的台阶，上了顶峰，仿佛置身在白云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我多次到武都水库所在的江油县武都镇，与地质人员一起商量方案。在工作之余，同仁带着我在江油游山玩水。
我们拜访了山明水秀的诗仙李白故里，大诗人李白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二十五岁时，辞亲远游，从三峡出川后，就没有回来过。一九六二年纪念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时，在这里建成纪念馆，它三面环水，竹柳成荫，幽雅宁静。
在离武都水库坝址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处“窦圌山”名胜。窦圌山有耸立的三峰，犹如削壁，中间有铁索相连，可以攀援而过。登上顶峰，俯瞰涪江，宛如玉带，江油全景，尽入眼底。李白的名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形象地勾绘了窦圌山的美丽景色。
在武都时，因连续爬山，劳累过度，致使我的痔疮发作。听说武都镇卫生院有一位老中医，有治疗痔疮的土方，疗效很好，我就住进了这所卫生院。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没有动手术，用一种含有少量砒霜的“枯痔散”秘方，把药粉调匀后，直接贴在患处，大约十多天就治愈了。
如今，武都水库已建成多年，成为镶嵌在四川大地上的又一颗明珠，也成为造福川北农民、保障农业丰收的生命线，被邓小平誉为是“第二都江堰”。
十四、工程局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和“抓纲治国”的号召。在碧口水电站的建设工地上，重新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高潮。
当年全国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各条战线都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大打人民战争，把他们制造的混乱彻底加以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统统纠正过来。”
这一年，随着工程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工程局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尤为明显：
一方面，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工程局党委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落实党的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致使工程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据党委公布的材料，全局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和职工达五百二十八人。一年来，就复查了三百五十三人，占应复查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清理档案，推倒了许多放在干部、工人档案里的诬蔑不实之词。同时，为受迫害的职工进行平反，恢复了名誉。
尤其是对原水电部岳城水库革委会制造的“反共救国军”一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结果查明：“所谓的反共救国军，是岳城水库革委会某些领导人制造的一起重大的政治假案，通过对这起冤、假、错案的平反，使长期遭受不白之冤的四百一十七名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得到了昭雪，对那些没有安排工作或安排工作不当的干部重新作了调整；对因身体条件不适宜工作的同志，也尽量作了妥善安置，从而巩固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另一个方面，工程局的企业管理有了明显的加强，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各单位普遍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并开始试行了定额管理、成本管理。由于经济核算的开展，使工程局多年来的亏损得到了扭转，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设计大队的地质勘探二队，通过实行钻机单孔核算制度，不仅成本降低，而且使钻探质量大大提高，岩心采取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十五、宝珠寺水电站设计
碧口水电站发电后，工程局的主体建设任务转为发电机组安装及其扫尾工作，不少单位出现了窝工、待工等现象。水利电力部决定，工程局的建设大军逐步往宝珠寺水电站转移。这样一来，宝珠寺水电站的设计任务变得十分紧张，设计大队集中了全部力量，抓紧完成该水电站重编初步设计书。
宝珠寺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广元境内，它是白龙江上建设的第二个梯级水电站。
这个工程，利用河道落差一百○一米，总库容二十一亿立方米，发电装机容量六十四万千瓦。当年设计大队公布的静态投资是五亿三千万元，是国家十年规划的重点水电工程。本工程高峰期需要施工劳动力一万八千人。
一九七八年起，我在设计大队的施工设计组，负责宝珠寺水电站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图的设计工作。其主要设计内容有：宝珠寺水电站对外运输方式的选择、场内交通道路和桥梁的规划、主要施工辅助企业的场区布置、施工用房的设计、行政管理区和生活区的合理布置、确定家属基地、计算劳动力需求量、进行土石方平衡、计算和落实施工占地、计算施工用电量和提出施工机械设备清单等，最后绘制水电站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本工程对外运输总量约为六百多万吨，由于白龙江滩多流急，通航困难，不具备水运条件。我在对外运输方式的设计中选择了汽车、窄轨铁路和准轨铁路三个方案，供领导审定。工程局党委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听取了我的汇报，同意我推荐的准轨铁路方案上报。在成都审查会议上，又要求将宝珠寺水电站对外交通运输设计专题报水电部。后来，水电部张冀农副部长同我们一起到国家计委、铁道部商量，落实了这条专用线由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承担施工。
施工房屋规划设计的困难很大。当时，国家建委规定，设计施工房屋，住户比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每户建筑面积不得超过三十平方米。我调查了国内十多个大型水利工地的资料，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要求。我考虑到：宝珠寺水电站规模巨大，施工年限十年以上，适当扩大住房面积，有利于使双职工在大山沟里安心参加建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对规划设计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大大提高了设计标准：将住户比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每户建筑面积提高到四十平方米。这样一来，我设计的该水电站各类房屋建筑面积，由二十一万平方米增加到三十五万平方米，比原设计增加了六成七，成为当时全国在建的大型水电工程中，施工房屋面积最为宽松的一个建设工地。此举，受到了工程局广大干部、双职工的拍手欢迎。
设计中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我设计的施工占地为一千七百四十二亩，工程局党委要求增加到二千五百亩，设计大队的领导也希望我修改设计，满足工程局的要求。但我认为，我的设计能够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不能轻易修改。俗话说：“设计人员一条线，工人农民忙几年”。于是，设计大队与工程局总工程师室、施工处组成三结合现场查勘组，对总平面布置的各项设计逐一研究、核对后，证实了我的设计非常合理；最后，双方同意施工占地按一千八百亩上报水电部。仅此一项，节省了工程用地七百多亩。
经过将近十几个月的紧张设计，终于完成了水电站施工总平面布置图，由于其水工建筑物场面大，有对外交通、施工导流、施工方法、施工总进度、施工临时建筑、施工住房等庞杂内容，总图线条十分复杂，它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承担的各项工程设计中，绘制的技术难度最大的一张大型图纸。
我调回苏南后，宝珠寺水电站被列为国家重点工程，于八十年代开工建设，九十年代建成发电，成为川北能源供应的又一颗巨星。
这一年，我的同学聂质逊，被抽调到山西清水县的张峰水电站搞设计，为华国锋主席的家乡搞一个形象工程。后来，华国峰下了台，这个工程也下了马。
十六、鲜为人知的三线建设
在甘川陕三省交界的大山沟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艰苦、也最充实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响彻大三线。
白龙江沿岸，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曾经很艰难地从这里通过。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鬼不生蛋的大山沟里，竟然新建了不少对外高度保密、对内实行军事管制的重要单位。这些单位很神秘，与当地老百姓不沟通，生产和生活与外界隔绝；单位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如驻地青川县三垒镇的八二一厂、驻地涪江上游的八一九厂等。这些单位很庞大，一般有几千人，如包括家属区在内可能达到上万人。这么多的大三线重要工厂扎根在深山老沟里，实在让人想不通。
由于高度保密的原因，局外人始终无法搞清三线建设的真面目。我调到设计大队后，专门从事大型水电站的规划、设计。由于工作的需要，多次参与川北、陕南、甘南地区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由此对很多鲜为人知的、以神秘数字做代码的三线工厂和它们的封闭社区有了一些了解。
说到大三线建设的来由，需要追溯到六十年代。当时，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一九六○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老大哥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让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妇孺皆知。每一位中国人都感到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所谓大三线，是指中国腹地以及西部崇山峻岭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的全部，加上京广线以西、长城以南的粤北、桂西北、湘西、鄂西、山西、豫西和冀西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这一伟大工程正式启动，其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于是，一大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动迁到崇山峻岭中。彭德怀将军被毛主席请出来，担任西南地区大三线建设指挥部的第三指挥长。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基于“立即要打大仗”的假设，最高当局的决策者，对军工厂的规划布局，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即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竟沿着大山沟布置成“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围山转”等令常人看来近乎荒谬的做法。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
三线工程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亿元。由于选址不当、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产品成本高，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八十年代，国家对两百多家三线骨干企业实行了重要调整，将它们从大山沟里迁出来，整体搬迁到临近的大中城市，使“不服水土”的三线企业焕发了青春，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十七、知识青年大返城（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民经济滑坡，大学停办，升学无望；众多的中学生就业渺茫。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而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古今中外罕见的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一代青年的人生之路。
上海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尖锐，所以上海的知识青年只有少部分人安排在郊县；大多数青年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所谓“最需要的地方”是指那些最偏僻、最落后的边远省份，上海知青分配在黑龙江有十七万人，新疆有八万多人，云南有五万多人，安徽农村有十四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在支边或下乡的青年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占大多数。当时上海的各级领导反复强调：“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才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些十多岁中学生，带着对毛主席的忠诚，带着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也带着万般的无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前往农村、边疆，把自己的黄金年华贡献给最贫困、最落后地区的黄土地、山川和田野，经历了最坎坷、最艰难的人生历程。
这场运动涉及到家家户户，上海的每户家庭几乎都有一位或几位支边青年、插队青年。我家的两个弟弟也随着时代的潮流，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亲人：四弟建邦去了遥远的新疆，小弟兴邦插队到了南汇县横沔乡农村。
我的小弟插队到农村后，劳动很卖劲，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崭新的前程。在农田治虫时，小弟打了一桶药水，一点也不休息，接着打第二桶；打完第二桶药水，还是不休息，接着打第三桶。由于他在农村积极劳动，受到了大队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农村双抢期间，劳动强度很大，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农村青年在劳动中间，有家人送饭，以补充体力；而小弟没有人送饭，只能饿着肚子干活到深夜，回去后，还要自己烧饭。
小弟要求进步，想加入共青团。他经常到大队团支书刘令生家中去坐坐，既不送礼，也不给小孩买吃食，更不会巴结领导。刘令生就这样奚落小弟：“要等到我们大队的青年全部入了团，才会轮到姚兴邦入团。”小弟在农村滚打了六年，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看在眼里，认为小弟吃苦耐劳，劳动表现好，是知青的典型；于是，亲自做了小弟的入团介绍人，小弟在二十四岁的那一年才解决了入团问题。
有一位知青的小诗，成为当时这些青年的写照：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报效祖国；
植棉种田，多少干劲，垦荒围田，谁不拼命。
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年、五年、甚至七年、八年过去了，这些知识青年奋斗的地方，依然贫困落后。这些知识青年的境遇无比窘困，他们不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遇到了许多城里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上海在外省插队的二十多万知识青年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不能自给。大许多人对前途十分悲观，有一位自杀未遂的上海女知青在遗书上写着：“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依赖家庭，实在无脸面见亲人，只好离开人间”。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苦不堪言，但没有办法。上海第十二毛纺厂工会干部说：全厂老职工的子女上山下乡后，共生了一百五十四个小孩，有一百三十个送回上海抚养，这些老职工的生活十分窘迫，无奈地对人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子女），还要养小插队（孙子女）。”
广大知青的居住条件很差，当时南京地区的知青流传几句顺口溜：“几根木头梁，几面泥巴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不少知青生了病无钱医治，许多大龄青年的婚姻成了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意志消沉，怨声载道。一些知青调侃地把自己比喻为这样的“三品官”：知识青年是“新生事物的试验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搞四个现代化的废弃品。”也许，如果用“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较为客观的评说。
后来有人统计，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一千六百万人，这意味着全国城镇人口有十分之一的青少年被送往农村、边疆。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尚无生活自理能力，父母对此牵肠挂肚，梦牵魂绕，黯然伤神，睡不好觉。父母和知青一样在精神上饱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煎熬。
知青问题如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牵动着亿万城镇居民的心。知青上调时，城里的家长用尽了各种方法：小弟同学王大隆的家长请大队干部吃饭、送礼后，王大隆被推荐到了上海海运学院学习。邻居小朋友陈大同插队在周南大队的外婆家，其母亲是一位有点名望的居委会主任，在大队干部照应下，陈大同抽调到南汇县交通局工作。邻居罗永德插队在牛桥大队，罗家妈把大队书记的儿子“请”到家中住了三天，并为这位小公子做了几套新衣服、送了一辆自行车和其它礼物，罗永德不久被推荐到上海龙华飞机场做地勤工作。
后来，知青上调开后门的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县里、公社的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用一个电话、一张字条，把自己或者亲戚的子女从农村调到城里，轻而易举地上大学、招工、参军、提干，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使国家断档了多少年的人才？有人将知识青年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我的小弟兴邦在下乡期间，一年到头滚打在庄稼地里，被全大队的知识青年、农村干部公认为劳动表现是最好的，是一位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优秀知识青年，他还出席过县知青代表经验交流会。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也无经济实力，更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即使他的劳动表现再好，也始终抽调不上来。一九七六年，小弟的女朋友，在同一个大队插队的女知青凤惠华，出于爱情、出于不平、也出于无奈，勇敢地把自己上调的名额主动让出，小弟才得以上调，被分配到横沔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四年后，凤惠华也抽调到横沔供销社工作，当年他们两人结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停止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的政策；同时创造条件，让长期在边疆和农村的支边青年、插队青年分批回城。党中央的这个英明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经过上山下乡的特殊年代的艰苦磨炼，大批知识青年以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脚踏实地的作风和自强自立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也成为继往开来、奋力开拓的一代；而这一代人又将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八、知识青年大返城（下）
我的四弟建邦，在六十年代前期，被动员到新疆建设兵团而成为支边青年。他当年十五岁，被分配在阿克苏附近的农一师六团。入疆初，第一年的工资每月为三元、第二年调增至五元、第三年调高到八元。
由于有军垦老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入疆的前几年，支边青年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就这样，支边青年在农场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并为之奋斗了五年、八年、十多年。不知是什么原因，年复一年，农场面貌依旧，甚至连年亏损。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新疆建设兵团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受到迫害。四弟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在值班连被马踢伤过，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调到机耕连，文革中少不了受苦、挨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极左者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知识青年受到株连、审查、批斗，以致在当地兵团的知识青年中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一个师就批斗了一个团，关押了一个营，死伤了一个连”。在知青受迫害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女知青被凌辱、奸淫的案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支边青年都做着回城梦，希望有一天能离开新疆，回到自己家乡的城市去。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末，四弟建邦从新疆回沪探亲，听到一个令广大支边青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上海市刚刚出台了一个“允许支边青年回沪”的新文件，四弟夫妻俩的情况正好符合新政策的一条规定：“父母达到退休年龄的，每户可以让一名在边疆的子女回沪顶替工作。”于是，四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争分夺秒，开始办理夫妻回沪的顶替手续。
很快，建邦妻子张国英的母亲办好了退休手续。而我们的母亲离退休还差六个月，如果提前退休，每月退休金只有二十六元，比正常退休少五元，虽然母亲心里不太愿意，但为了让远在新疆的儿子、儿媳回到自己的身边，还是忍痛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
四弟的连襟小赵给了很多帮助：小赵当时担任上海警备区第一警备师的参谋，他一方面把上海市政府的这个新文件给四弟看了；另一方面又告诉四弟：“当前的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中越两国更是剑拔弩张，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于是，在小赵的帮助下，弄了套军装，有领章、帽徽，还搞了一个特别通行证，以便在新疆戒严时，能通行无阻。
四弟办好上海方面的手续后，马上乘火车赶回新疆。此时形势大变，新疆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回到阿克苏乡下的连队，已是星期六。此时，新疆建设兵团的同伴都穿上了军服、配备了武器，正在待命，随时准备开赴战场。
四弟夜以继日、奔东奔西抓紧办理调动手续。由于师部远在三十多公里以外的阿克苏，当时办理调动手续的支边青年很多，有上千人，师部的工作效率较低，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众多青年群情激愤，竟然拦住地委书记的车，向领导施压；后来地委书记命令部队维持秩序，抽调人员日夜工作，突击帮助办理调动手续。
仅仅不到两天时间，四弟竟然往返阿克苏三次，完成了连队、团部、师部需办的全部手续。与此同时，突击把家具变卖，半卖半送回收了二千多元。
两天后，四弟夫妻俩带着战友姚春明（我的堂侄，也是农一师的支边青年）的小儿子，连同另一位调动者一起走上了返沪的行程。当时没有客车，考虑到在战备状态下能安全离开新疆，在一位热心的货车司机的帮助下，大家钻进车上的棉花包里不敢出来，渴了只喝一点点水，随着大货车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乌鲁木齐，随后又坐上了回沪的火车，心情十分激动，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虽然旅途漫漫，吃了很多苦，但心里觉得很甘甜；他们于十二月二十日如愿回到了老家周浦。
几个月后，插队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大批上海知青也回到了上海。一个亲戚向我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而且是惊天动地的一幕。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是中国的知青集中点之一。那里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等大城市。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自古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上海有五万多名知青插队在云南。文革期间，这里的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害。当初知青来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但是八、九年后，这种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众多难题令上海知青一筹莫展：一是知青到农场已有十年之久，不但工资很低，物质条件依然艰苦，有三分之二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二是性别比例失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三是云南农场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要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兵团农场。云南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发生了许多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知青伤病残现象十分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自杀率居高不下。严酷的生存环境，引起知青的恐慌和不安，要求回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九七八年底，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西双版纳农场一个名字叫陈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难产而死亡。当时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几乎所有知青都从中读出自身的悲惨命运，大家积淤已久的怒火喷发出来了，这些从前的红卫兵扔下劳动工具，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向社会呐喊、向当局请愿：“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一九七九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罢工请愿团到北京，当时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亲自接见了请愿团代表，后来中央派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团飞抵云南。以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为首的中央调查团，来到了闹事最严重的勐定农场时，迎接他的竟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长跪不起。首长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承诺：“一定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相信上海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一月二十一日，在中央指示下，有关省市的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在昆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全省农场要做好知青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知青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意留的都可以走。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但要分期分批走。领导将农场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的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云南十几万知青就人去楼空，数万云南农场知青上演了“胜利大逃亡”的一幕。
云南农场知青不屈不挠的抗争，拉开了全国各农场知青大返城的序幕。于是，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的农场知识青年迅速跟进，游行示威、上访请愿、甚至阻碍交通、摧毁农作物，逼迫领导同意知青回城。就这样，一个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请愿行动扩大到几个农场、一个地区知青的请愿行动扩大到几个地区，一个省区知青的请愿行动扩大到几个省区，最后扩大成为全国知青回城的浪潮。这股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竟然汇集成为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顺水推舟，顺应民意，仓促改变了决策，不得不同意大批支边知青回城，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突然结束了。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一九七九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迫放弃了。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终于如愿以偿回沪，一年后，在云南农场的五万多名上海知青全部回沪，只有七十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十九、白龙江的哥们
我在白龙江大山沟里，整整工作了十年，也交了很多朋友。
在筑坝工区时，刘家峡技校毕业的赵健柱、吴长平、黄建中等小伙子与我分配在同一个中队。他们豪爽、热情、开朗的性格；劳动中肯出大力气、不怕艰险、不为困难所吓倒的精神；平时乐于助人、讲义气等品格对我的感染很大。与他们相处，我感到亲切、感到真诚、感到朋友的可贵。
赵健柱后来被提拔为汽车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吴长平有一手木工的好手艺，他做的木箱、衣柜平整而光洁，接缝处一点间隙也没有；用清漆一刷，家具显得华贵、雅致。我调设计大队时，吴长平帮我做了一只樟木箱、一个小圆桌、二把活动折椅。
与我一起在筑坝工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很多，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例如：天津大学毕业的齐少蹼（后担任上海市水利局处长）、清华大学毕业的杨锡纯（后来担任水利部第五工程局局长）、陕西工业大学毕业的赵武京（后来担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武汉水院毕业生郝守英（女、外号叫小皮球）和李惠芳（女）、陕西某大学毕业的黄绍琼（女）、还有一位姓张的华侨大学生等。
水电部机关下放到白龙江的干部刘达昌、水文教授华士乾等与我很投缘，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工程局设计组的郭诚谦同志，是个土坝设计专家，他精力旺盛，勤奋好学，对技术精益求精，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与聂质逊和我都很谈得来，后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调到设计大队后，我成了快乐单身汉中的一员。一群年青人在一起，吹起牛来不着边际。有时我与胡祥光、辛忠礼、陈孝义等人一起打扑克，玩拱猪游戏，谁当了“猪”，谁就要拱桌底。
设计大队的单身汉们相处得很融洽，至今，我印象较深的同志有：为人忠厚、后来被提拔为西北设计院副院长的安盛勋，关心别人的回民马文昭（后调甘肃张家川县，担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娃子朱家成，过于自负的赵邦宽，热心助人的李月（后任西北设计院处长），四十多岁、性格孤僻、一直找不到对象的刘万玉，还有谢继、王仁坤、甘维义、郑伯廉等。
苏宗跃，是一位工程师，一条腿有些跛；他口才很好，有段时期的晚上，我们单职工就天天听他讲“基度山伯爵”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这位四十多岁的单身汉艳福不小，在我调离设计大队的那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川姑娘嫁给了他。
我办公室的同事王建平，他是北京水电学院的毕业生，在碧口与我同在一个中队接受再教育，后来也调来设计大队；王建平待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我们很谈得来，成为好朋友。
王建平的姨夫是中国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小王每次探亲回设计大队，会把郭老送给他的酒心巧克力等小礼品分给大家享用。我们经常向他打听这位名人的消息。小王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位中国文学大师在文革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小儿子郭民英，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北京音乐学院被同学揭发有“特殊化”，受到批判后愤而自杀；大儿子郭世英，是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的一天，郭世英为了练习英语口语，在跟女朋友打电话时讲了几句英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遭到批斗、绑架、关押，这个年青人受尽了酷刑，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就从关押处跳楼身亡，含冤去世。四人帮倒台后，郭老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虽然过于白话，但说出了人民的心愿。后来郭老又写了一首诗：“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发誓要“仗剑走天涯”，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和这场万恶的文化大革命积之已久的愤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小王又告诉我们：“郭老不幸辞世，死后作了解剖，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已结成一团，大部分干枯了，只有一小部分能呼吸。”王建平后来调到天津水利设计院当副院长。
朱渊龙，是江苏常熟人。当时正在申请调动工作，他要求调动的理由是：老婆得了“癌症”，需要他回去照顾，后来调回了常熟（二○○一年三月，我到常熟去看望他时，他妻子退休在家，不像是个得癌症的人）。有一天，朱渊龙和施工设计组的苏宗跃、胡丽娟、李巧云、魏雪清、车良敏等同事一起，“攻击”我这个上海阿乡，寻我的开心。他们举了不少例子，嘲笑上海人的小气和精明，真是一针见血：
一是上海人把西瓜皮洗净，削去外面的皮，然后切成丝，用盐拌一拌，能成为一道菜。上海人还把萝卜叶子冼净，切成碎丁丁，又成为一道菜。而在外地，西瓜皮和萝卜叶子都是用来喂猪的。
二是上海人喜欢吃“泡饭”。其实就是用开水泡剩饭，连煮都不用煮，最节省。为此，他们挖苦上海人：“别看他们穿得很体面，在家里吃得可寒碜了。”
三是“上海人吃蟹”小题大做。他说，一次遇到一位上海人坐火车，带一个螃蟹从上海一直吃到南京，精拆细剔，最后还能把蟹壳“还原”，办公室里爆发出一片哄笑声。
设计大队还有不少双职工，他们对我们很关心，在节假日经常做一些好菜，让我们单职工解馋；这些双职工的事业心特强，工作十分努力：如党小组长王庆敏（后来成为西北勘测设计院的工会主席）和杨允慧；设计组长张庆堂（后来成为西北勘测设计院的院长）和夫人王仁萱（由于乐于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尊称她“王大妈”）；设计组长刘文雪（后调水利部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任副院长）和夫人杜天慧；山东汉子刘元基和河南夫人王乐民；许大棒子德彪和从新疆调来胡丽娟；上海籍的陈本正和刘洁辉、陈天兴和杨乃菲、爱国华侨周伟鑫和王瑶勋；镇江籍的车长达和精明能干的河南妻子李巧云；孙汉贤和刘玉珍；王成斌和陈克如；从工程局调来的邓青云和商三英等。
工地上的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精神生活更是单调枯燥。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封从上海来信，一般要一周时间才能到达。我买了一台中短波半导体收音机，它相伴着我度过了艰苦的十年。设计大队有自己的电影队，我们每个星期可以看到二、三次“坝坝电影”。所谓“坝坝电影”，也就是在露天的坝子内竖起两个杆子，中间挂起白色幕布，放映电影，亦称露天电影。在大山沟里，观看当时的新片成为我们最大的享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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