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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到处流浪的一年
一、北上保定
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学生一开始是奋起响应的；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单纯和热情，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的幼稚与盲从。两派群众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的，从而积极投入和参与；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派群众都受人操纵，受人愚弄，从而大打派仗；而我们却被革掉了学业，成了一叶小舟，在大风大浪里颠簸，不知什么时候会覆没，不知前途和希望在哪里。随着这场运动变得刀光剑影和旷日持久，大多数人唱完了“狂热－无奈－逍遥”三部曲，终至疲惫不堪，感到迷茫和痛苦，对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逐渐产生了怀疑、反感、抵制。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延误了我们的毕业分配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九月下旬，学校革委会通知学生回校参加毕业分配。“七二○事件”后，武汉的保守派彻底认输了，而且输得很惨；长江工大革委会，完全由造反派独掌大权。九月二十七日，我怀着十分沮丧和害怕的心情，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学校。
对归来的保守派同学，造反派通常都要对其进行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我班马正淳同学先我回校，在造反派对其施加的皮肉“教育”中，被打断了二根肋骨；我回校后的第二天，也受到了班上几名造反派同学的拳打脚踢，狠狠地被“教训”了一顿。不久，水电系刘继言同学因承受不了造反派同学对其的审查和迫害，就从三楼“跳楼自杀”，据说刘继言跳楼时，大喊“冤枉”！大约在十月，张伯诚同学被造反派同学加上“叛徒”的罪名进行审查，因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从四楼跳楼自杀身亡；张伯诚在宿舍的地上留下了很多烟头，说明张死前的思想斗争很厉害。这几起自杀事件搞得同学们人心惶惶；我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多问。我的心情糟透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我巴不得早日离校，到一个远离长办、远离文革、没有是是非非的地方。
毕业分配工作进行了将近三个月。分配方案有了重大的改变，长江工大毕业生，由长办全包的原分配计划不再执行；国家计委、水电部制定了新的分配计划。每个班级都成立了分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都由班级里的造反派同学担任。分配工作中充满着派性，只要是条件好的地方和单位，如长办、水电部直属单位，以及湖北、江西等有大米吃的南方省份，就成为造反派同学的专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同学，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被分配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如河北、新疆、西藏。在这样的困难形势下，我被确定分配到河北省。
分配到河北省的几位学友委托我，到省会保定去落实一下具体的工作单位。我请王日章同学到学校革委会写了介绍信：“介绍我校姚治邦同志，前来解决有关毕业生分配问题，请予接洽，并给予大力支持。”
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半，我乘坐火车北上；罗德祁、聂质逊、阿清到汉口火车站为我送行。
第三天早上到达保定，我立即赶到河北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所在的保定饭店，向主管分配的于春深、司晨同志介绍了一下情况。可能他们看到我穿着军大衣，拿着学校介绍信，以为我是学校派到保定搞毕业生分配的同志，对我很热情，同意抓紧帮助联系。
一九六八年元旦过后，我到河北省分配办公室，从于春深处了解到，按照原来的计划，长江工大九名学生的分配方案是：河北省水利厅二名，邢台、唐山、保定专署各二名，张家口专署一名。我向于同志介绍：“我们的毕业生不但可以搞水利，而且可以搞工民建，能否按照建筑专业调整一下分配计划。”老于答应帮忙。
过了二天，于春深同志告诉我，他们与省建工厅、省轻化工业厅联系过了，建工厅需要搞建筑施工的学生，轻化厅需要搞建筑设计的学生，他写了介绍信，让我去这两个单位联系。下午，我找到省轻化厅，向人事处李峙南、曹沛然（女）同志介绍了我们这批毕业生的情况。听过我的介绍后，他们高兴地说：“我们单位需要政治条件好一些的、搞土建设计的学生。”李峙南同志当场就给省分配办公室写了个接收毕业生计划的函，希望分配四名长江工大毕业生给轻化厅设计院。
一月六日上午，我到省建工厅，与人事处孟昭然、张国新同志联系毕业生分配问题，他们要求我校提供政治质量好一些的学生，可搞三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并强调，如果条件不够，则一个也不要。考虑到我们同学的家庭出身状况，其政治条件无法满足省建工厅的需要。第二天，我与于春深同志谈了一下与建工厅、轻化厅的联系情况；我提出，如果省水利厅调整为四人、保定专署再安排一人，加上省轻化厅四人，我们的分配方案就可以定下来了。老于和司晨都同意我的意见。
一月十日，上午到保定专署计委，找到负责分配工作的叶美萍（女）同志，我希望分配到保定专署的毕业生落实在保定市，叶美萍表示，可以分配到专署。下午，我到河北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正式落实了新的分配计划：省轻化工业厅四名、省水利厅四名、保定专署一名。我将省轻化工业厅作为自己的理想选择，下午四时，我又赶到省轻化厅，把省分配办公室批准的方案给曹沛然同志看了。曹沛然同志说：“春节后，毕业生可以直接到位于天津的河北省轻化设计院报到。”
应该说，在河北省，能落实到位于天津市的设计院，很不容易，实在让人感到欣慰和高兴，心里非常甘甜。我和聂质逊同学通了电话，把联系结果告诉了他；他高兴地对我说，他想去岳城水库的要求，班领导小组正在考虑中。他还告诉我，造反派熊克刚同学要到保定来，不知有什么用意。
从保定回校后，我耐心等待学校给我办报到证，聂质逊同学终于如愿调整到水电部岳城水库工作。其间，绝大多数同学已离校，聂质逊主动留下来与我相伴。他把同学们留下的书报、杂物送到收购站，卖了十多元，买回几瓶炼乳，与我共同享受；毛主席在武汉时，专门到老通成吃三鲜豆皮，传为美谈；我和小聂也各花了五角钱，特地去老通成享用了一次；三鲜豆皮是将糯米蒸熟混入豆干、碎肉做成臊子，在锅里用鸡蛋摊成面皮，将臊子平铺在面皮上加工而成，味道十分鲜美。
一月二十五日，我拿到湖北省军区分配办公室批准的毕业生报到证，上面写着我的工作单位是河北省轻化工业厅设计院，令我十分欣喜。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与聂质逊乘坐“东方红”江轮，离开武汉；第三天晚九时，我告别了小聂，到达南京的姑妈家。刚巧，我母亲和大弟安邦去洪泽途径南京，暂住姑妈家，我只能到下关都江浴室附设旅社住下。二十九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我乘汽车到洪泽，我们母子四人团聚在大哥家，过了一个短暂的喜年。
二、两派的退留之争
大年初四，姑妈从南京给我发来一份“分配有变”的电报，我凝视着这份电报，心中忐忑不安，感到十分沉重。和大哥商量后，决定回南京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回到南京，在姑妈家看到长江工大水工系二班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成员孙尔雨同学的来信，信中抄录了河北省轻化厅设计院人事科给学校的电报：“商洽拟分配我院的四名学生，请速寄该生的专业课程表与履历表，以便考虑接收使用。我们意见，等见到上述情况后再电复确定，故暂勿通知学生前来报到。”对于河北省轻化厅的这种态度变化，我心里感到很纳闷。按理说，接收单位一般是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莫非是熊克刚同学到保定，向省轻化厅说了些什么情况？！我心里很担心，害怕节外生枝，单位会不接收我。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赶快到设计院去报到。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晚上八时，我坐火车到达天津，并赶到位于围堤道的河北省轻化工业设计院。宋玉辉（女）同学已于昨天到达，几天后，李玉兰（女）、吴效兰（女）同学也相继来设计院报到。我们四个人都被分配到土建设计组工作，设计院为我们安排了宿舍，领发了绘图仪器、办公用品，给我们报销了旅差费，进行了人事登记。完成了全部报到手续后，人事干部对我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安心工作了，户口和粮油关系及工资手续由我来办理，经济上有困难可向会计科借钱。”
就这样，我们在设计院参加了生产，土建组的同志们热情地为我们介绍了院内文化大革命、生产等情况，为我们讲解图纸、工艺流程，后来又布置我们担任了项目设计任务。我接受了河北省工读师范学院化肥厂现场设计，后来又和李玉兰参加河北省柏各庄造纸厂的设计任务，宋玉辉和吴效兰参加邯郸双加压化肥厂的设计。
设计院共有职工六十余人，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算复杂，也有两派：相对保守的一派叫“联委”，参加者大多是政工人员、领导干部，院党支部书记张银柱是支持这个组织的；相对造反的一派是以“长征战斗团”为主的七个群众组织，参加者大多是技术人员，人数比“联委”要多一些。两派还没有实行大联合。
那一年，天津市和全国各地一样，流行着一种可笑的敬神运动：每个职工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每个人要在食堂前排队，集体背诵三段毛主席语录，三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对主席画像行三鞠躬。
二月中旬，长江工大革委会给设计院人事科寄来了我们的履历表，这样设计院人事部门对我们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四位同学中，吴效兰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李玉兰家庭出身是地主，我和宋玉辉的父亲都是被政府处决的。设计院和省轻化厅的人事部门看了我们的履历表后，认为在分配来的四位学生中，只有吴效兰同学的政治条件较好；其它三人的政治条件太差，不符合要求。
二月下旬，设计院和省轻化厅的人事部门派出人事干部冯冰、陈树东出差到武汉，他们向学校提出，由于设计院从事三线工程设计，姚治邦、宋玉辉、李玉兰三人的条件不符，要求退回学校重新分配。他们还欺骗学校，说我们几人还没有报到，也没有分配工作。学校革委会经过十多天商量，在三月初终于同意了设计院的要求，决定：将姚治邦改派到岳城水库，宋玉辉和李玉兰改派到河北省黄壁庄水库；同时，学校让王育岚、吕际臣两位同学替代我们到河北省轻化设计院工作。
我们听到这个变故后，好像全身泼了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情绪也降到冰点。我们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设计院里出身不好的同志也有不少，我们是国家正式分配来的大学生，为什么要把我们退回呢？设计院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不平，说：“设计院不是机要单位，退换新同学的做法是违反中央文件的。”大家表示全力支持我们，要我们斗争到底。
我们到河北省分配办公室，询问省轻化厅设计院退人的事由。于春深说：“省轻化厅来电话要求退人，因为我们对设计院、学校、你们本人三方面的情况不了解，因此不介入。”
我们四人商量后决定，由我赶回武汉，向长江工大讲明真相，希望学校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严常、宋其波听了我的介绍后，感到与冯冰等人讲的情况有所出入。于是又询问冯冰，冯冰解释道：“设计院要的是符合三线条件的学生，姚治邦等三人条件不合，所以没有分配工作。”后来学校对我说道：“如果设计院冯冰讲的情况不实，由设计院负责，你们的问题可以到河北省去解决。”
三月十二日，设计院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人事干部、各专业组长、革命干部共二十多人召开会议，听取人事干部冯冰的汇报，大家对冯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会议一致意见是：退换三位同学的做法是违反中央文件的，应该把新同学留下来。
三月十五日，长江工大派来替代我们的王育岚、吕际臣同学来到设计院报到，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围绕着三个学生的退留问题，设计院的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一方面，人事部门要我们离开设计院，回学校重新分配；另一方面，“长征”等群众组织则认为，我们应该留下来。
三月十八日，“长征战斗团”等七个群众组织在院内贴出大字报，发表联合声明：“一是，根据中央文件，设计院冯冰等人退换三名同学的做法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二是，我院不是国防机要部门，到学校去换人是不符合规定的。三是，应按二月八日和三月十二日设计院召开的生产、人事、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联席会议讨论的意见执行：已按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同学，必须坚决接收，安排工作，不应退回调换。”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设计院造反派一边。我们想不通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河北省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迥然不同？湖北省是以“三新三钢”为代表的造反派绝对掌权。河北省的保守派掌握了全省各地革委会的大权；而造反派不但掌不到权，而且被掌权的一派加上“乱军的急先锋”罪名而加以批判。
我们的处境也变得十分险恶，成为令各方讨厌的一只“皮球”，大家踢过来又踢过去。我们向学校反映，学校说：“你们的事由河北省和设计院去解决。”设计院人事部门则说：“学校已将你们改派，你们的事找学校和省里去解决。”而“长征战斗团”又认为：“设计院没有实现大联合，冯冰等人私自与学校商量退换学生的做法是错误的。你们要留下来斗争，最后胜利肯定是你们的。”
三、天下大乱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得瞬息万变，捉摸不定；在文革的进程中，没有一个群众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文化大革命会如何发展，文革的方向，始终掌握在毛主席一个人手里。在文革的大舞台上，没有一个群众组织、没有一个人一直是左派，没有一个群众组织、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永远的胜利者；今天你是大红大紫的左派，明天你会是万人声讨的反革命。两派群众在夺权中，都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悍卫者。两派之间谩骂升级、攻击升级、发展到聚众斗欧升级、武斗升级；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演变成真正的“武力大革命”。
文革期间的信息传播得特别快，各地派别争斗和和武斗的消息在一、二天之内会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各地。下面一些情况，都是当时各地传递来的武斗信息，让人感到沉重和害怕，让人将信将疑、感到惊恐万分、觉得不可思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上海造反派，制造了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的“一月风暴”，全国造反派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各地相继演出了不同版本的夺权事件。
一月下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地区的造反派数千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这便是全国武斗第一枪的新疆“石河子事件”。
二月下旬，青海省军区宣布，得到外地造反派支持的《青海日报》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后来造反派与部队冲突严重，双方发生枪战，军区开枪打死了群众一百多人，打伤一百多人。这是震惊全国的“赵永夫事件”。
五月，四川武斗升级：重庆两派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五月中旬，宜宾两派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一九六七年夏，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全国到处爆发大规模武斗，国家处于全面失控状态。武斗死人无数，出现了文革期间大规模死人的第二波高峰。
七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发生抢劫银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冲击监狱等事件。
七月中旬，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谈话中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林彪对于“两派对立、武斗升级、南方五省发生抢夺部队枪支事件”的情况表示十分担忧，向毛泽东汇报。两天后，毛泽东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八月四日，毛泽东单独写信给江青道：“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支持右派”，因此“要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会见河南群众组织时，公然号召造反派拿起武器，实行“文攻武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表态，让武斗者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武斗问题，非但得不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全国武斗迅速升级。
毛泽东“发枪武装左派”的决策，造成了“天下大乱”的严重后果，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的新阶段。从一九六七年的七月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从全国范围来讲，是文革中又一个大混乱、大破坏、大流血的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等事件不断出现，武装占领校舍、火烧大楼、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秩序乱上加乱。
在全国各地的武斗中，四川、广西、陕西等地的武斗尤为严重。全国武斗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才渐渐平息下来。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之后，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福州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发生了血腥的武斗。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着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对立一派的人被抓获后，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八月上旬，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动员十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上柴联司”的据点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八点开始，运用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四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伤上千人，致残上百人，被拘押者六百多人。毛主席当时正在上海，对于“工总司”武力围歼和镇压对立派的罪恶事件没有给予批评，说明了毛主席对这一事件是支持和纵容的态度。
八月中旬，康生对宁夏青铜峡的一派群众组织表态为造反派，下令驻军对该派予以支持；同时，将另一派定为“保守派”。两派群众随即发生尖锐对立和严重冲突，八月二十八日，康生断定发生了“反革命叛乱”，下令镇压。结果当场打死一百余人，打伤一百三十多人。
八月，河南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为激烈，因为长治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部队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双方死伤人员达数百人。
毛泽东对这样的形势居然给予了高度评价：“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江青说：“四川武斗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四川泸州武斗，伤亡极大，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武斗，双方共打死一百几十人。富阳武斗，打死一百多人，打残三百多人，烧毁房屋一千余间。
陕西省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余间，死亡七百多人。勉县武斗，死亡八十多人，其中打死四十多人。
以上仅是全国范围内武斗的一个缩影。在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河南、湖南、青海、黑龙江、陕西等地，武斗双方不仅动用枪支，而且还动用大炮。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某县，军队支持的一派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枪杀俘虏。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上百人，其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身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所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
四、艰难的日子
退换我们三位同学的消息，在长办大院和同学中迅速传开，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同学来信表达了对学校当权者的愤慨和对我们的同情。陈式格同学的信中写道：“你们这次分配到河北省轻化厅设计院，这是毛主席给你们的幸福，而竟有人把你们从轻化厅调出来，可以说，这是反动血统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你们的迫害，我深表同情，希望你们展开斗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由于设计院两派，在我们的分配问题上，意见严重对立，我们三人也表示不愿意离开设计院。冯冰等人没有办法，四月中旬就再次去武汉，希望学校出面，动员我们去新单位报到。设计院的“长征战斗团”得知后，就派了马长彦和我去武汉，一起做学校的工作。冯冰和马长彦轮番到学校，一方坚持要退人，一方则强调设计院不是机要单位，不能退人。双方唇枪舌战，各说各的理。“长征战斗团”的头头韩杰还给长江工大革委会的宋其波打了电话：“冯冰不能代表设计院，希望学校不要相信他们。”情况如此复杂，让学校左右为难。四月下旬，学校决定：向河北省分配办公室发个文，询问设计院是不是有三线项目。如果有三线项目就将三人调换；如没有三线项目，则大家都留在设计院。
学校革委会，在处理我们几个同学的问题上，受到不少批评和指责，他们觉得像捧了个烫山芋，烫得吃又吃不了，摔又摔不掉，深感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革委会竟然派人来找我，劝我服从改派；后来还威胁我说：“如果不听学校劝告，一切后果自负！”班上同学要我赶快离开武汉。为了节省住宿费，这次来武汉，我住在吴效兰同学家中，小吴的父亲吴建国是武汉市有名的儿科专家，吴大夫全家对我非常热情。一天，吴建国大夫接到长办组织保卫部的电话，来电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但追问我住在那儿？讲些什么话？来干什么？吴大夫要我提高警惕。为防不测，晚上睡觉前把大门顶紧，弟弟吴效文专门取了一根棍子，用作防范。
回到天津，韩杰等人听了我们武汉之行的情况汇报后，“长征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再次发表联合声明：“我院不是国家机要部门，三位同学的政治条件、所学专业，完全可以在我院工作。人事干部以设计院有省内三线工程设计任务为由，将三人退回学校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人事部门对三位同学进行经济围困，使他们陷于十分困苦的处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五月十三日，河北省分配办公室，按照省轻化工业厅的要求给学校写了个证明：“据我们与有关部门了解，轻化厅设计院近几年中担任过援外工程的设计、省内三线项目的设计任务，但该院适合三线政治条件要求的技术人员不足，直接影响到工程的进行。”据此，长江工大革委会再次做出决定：将政治条件不符合搞三线设计的三位同学重新分配，并寄来了新的报到证。而“长征战斗团”的同志，还是劝我们不要管它，一定要留下来，等设计院的两派实现大联合，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于是，我们几位学生成为设计院两派争斗的弹药和武器，既不能留，又不能走。
我们的处境实在很艰难，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生活来源，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进入五月以后，河北省直机关两派的对立加剧。五月十日，保定市两大派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五月下旬，设计院两派争斗升级，“长征战斗团”有十六人来到保定。从此，我们也只能流浪在保定，苦苦等待设计院大联合的来临。由于没有住地，只能东睡一天、西睡一天，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当时河北省的两大派都有部队支持，河北省军区支持全省保守派，三十八军（即四八○○部队）则支持省直机关的造反派。我们三位同学的遭遇，得到了在省直机关支左的四八○○部队的同情和关心，在部队领导的安排下，我临时住进了保定劝阻站。劝阻站的条件非常简陋，这是部队用来接纳火车上拦截到的无票乘客、进京上访人员，并将他们送回原籍而设置的。劝阻站只有一个礼堂供来人临时住宿，还有一个食堂，每天供应二餐极为简单的伙食。当时天气还暖，大家就和衣睡在礼堂里的长条木椅上。
几天睡下来，全身奇痒，鼓起了不少“包”。大家估计是长了虱子，就到处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无意中看到，一只通红透亮的臭虫，正在吮吸我手臂上的血；我一动，它迅速爬到木条椅子的缝隙里。仔细一找，在所有的椅子缝隙里，竟密密麻麻地藏了许多臭虫！因为吃饱了血，全是鼓鼓的。我们用钉子、铁丝去围剿这些吸血鬼，结果椅子被血染红了。也有一些个儿小的，动作灵活，逃到小缝隙里，不好消灭。后来，劝阻站的解放军战士用开水、农药把这些害人虫全部消灭了。
进入十一月以后，天气渐冷，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因为无经济来源，身上的钱只剩十多元。我每天只能吃两餐，每餐只化费二角八分钱，在一个小餐馆买三两炒面充饥。每天都觉得肚子饿，但是为了等待问题的解决，只能艰苦地挺下去。
在分配工作的一年中，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到处奔波，进行抗争。我们曾经四次回武汉，向学校反映情况和求助。多次到北京上访，向高教部、国家计委等部门汇报情况，要求帮助解决我们遇到的困难。由于设计院驻地在天津；省轻化厅、支左部队、前期的省分配办公室在保定；新成立的省革委会及其办事机构后期又搬到了石家庄；我们毕业的学校又在武汉；所以，我们不得不几十次地坐火车，频繁来往于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武汉之间。在联系中，我们还发了几次电报，打了好几十次长途电话。
在如此困难的日子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至今我还记得，在这一年之中，我们三人一共化掉一千九百多元。除去个人自带、家里汇款的九百六十四元外，各界人士向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借给我们三位困难的同学九百八十多元和二百多斤粮票。其中设计院借给我们旅差费一百九十五元，设计院的群众组织借款给我们二百五十五元，向支左部队借了五十一元，设计院的焦志红、闫宗昆、周立新、李富南、韩杰、马长彦、李国焕、章育齐、孔祥琳、王香如、诸葛等十多位朋友给我们借款二百三十四元。他们的真诚帮助，让我们终身难忘。
五、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最高当局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场较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重点：一是清理历史上经典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二是清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三是清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有劣行的群众、打砸抢分子、犯有重案和命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要求：各单位在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是他们在主持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单位成立了专案组，对有问题的人或者将对立面的一派群众进行审查。在审查中，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清查、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
有一个设计院介绍了这样的“经验”：
采取的方法有：为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各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牛棚”，用来关押监禁本单位的被审查人员；采取揭发批判、核实材料、当堂对质相结合；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
采取的形式有：各单位肃清流毒、批深批透的批判会，斗倒斗臭的斗争会，揭发、审讯、核实其罪恶的审讯会。
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把阶级敌人批深、批臭。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场“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运动中，在连续审讯、刑讯逼供之下，绝大多数人是屈打成招，被逼认罪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领导运动，宣传队说：“北京大学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当时北京大学有四千多名教职员工，全校竟有九百多人被“重点审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副校长翦伯赞夫妇、教务长崔雄昆、化学系教授卢锡锟夫妇、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数学系教授董铁宝等二十多人在运动中被逼自杀身亡。
北京农业大学，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十六人被迫害死。该校工会副主席安铁志，二月中旬从学校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植保系副教授吴维均，三月六日割腕自杀。兽医系副教授刘书芹，四月下旬在地下室自杀。同一天死亡的还有畜牧系副教授赵希斌。五月二日，农学系讲师刘中宣“畏罪自杀”。六月六日，兽医系副教授罗仲愚自杀。
清华大学当时有六千名教职员工，其中有五分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一百七十多人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华东师范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名师生被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被逼自杀。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逮捕、关押、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有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有六人，被判刑的有十六人。
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职工大约有九千多人，其中被抄家的达一千九百多户，被迫害致死的达二百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科学院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近九百人，其中被定为敌我性质的有一百多人。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立案审查，遭到非法监禁、残酷折磨、刑讯逼供。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被打成残废，四人被逼自杀。
据后来的材料表明，由于掺入了可怕的派性，“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时期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在这一时期，吉林省有十二万名干部和群众被诬为“阶级敌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高达一万多人，被迫害致残的有二万多人。黑龙江省宾县，被打死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被打成残废的有三十多人。
江西省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还刮起了一场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风。在“群众专政、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三查”专案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查成了“反革命”，许多人被打成残废，许多人惨然死去，还有许多人妻离子散。
上海川沙县，有五千多人遭到揪斗，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多人被批斗，四十多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变成一场大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达一千六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四十多人，被迫害致残的有一百多人。”
广西钦州地区，有一千四百多人被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进行批斗，二百多人被打死、逼死。
一九六八年的这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大规模整人的运动，许多领导、学者、名人再一次被斗殴、被迫害，出现了许多人间惨剧，造成文革中第三波自杀高峰，这一年自杀的名人有：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四月初在书房上吊自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十月中旬在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被诬蔑为叛徒，四月下旬跳楼自杀。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在这一年自杀。
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在这一年跳河身亡。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在五月下旬绝食身亡。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在这一年跳楼自杀。著名化学家萧光琰，在这一年遭受批斗、拷打，十二月十日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中国近代音乐理论家沈知白，在这一年自杀。数学家樊映川，《高等数学》的作者，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一年被迫害致死。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为特务，四月八日服安眠药死于医院，尸体被解剖，目的竟是在体内寻找发报机。诗人远千里，六月二十二日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著名散文作家杨朔，八月三日服安眠药而死。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十一月二十二日病中跳楼身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四月十六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乒乓球国手姜永宁，五月十六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六月二十日在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清理阶级队伍”，造成这么多的人被逼身亡。这些人既有自杀者，又有被打死后伪造自杀现场谎称“自杀”的，他们都是受迫害而离开人世的。
六、河北省革委会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年初，为了改变“武斗升级，天下大乱”的局面，毛主席做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引导各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江西、甘肃、河南在一月实现两大派联合，成立了省革委会；河北、湖北、广东在二月相继成立了省革委会；紧接着，吉林、江苏、浙江等在三月成立了省革委会。但是，革命的大联合没有能够改变已经失控的局势，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各高等院校的武斗更是你死我活，无法收拾。
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毛主席又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由工人阶级全面接管各单位的领导权。七月底，毛主席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三万名工人，组成“工人宣传队”，让他们手拿红宝书，徒手进入各高校，制止和结束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学生们用大刀、长矛与工宣队进行砍杀，还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七百多名；这让毛主席十分愤怒，于是发出新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也就是说，各高校要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形势下，学生造反派不得不向工人投降，放下武器、交出管理大权，北京高校的武斗才逐渐平息。
毛主席的决策彻底剥夺了造反派手中的权力，疯狂了两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寿终正寝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失势，使派性消减不少，虽然派性没有完全打下去，但是各地的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十月，毛泽东又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统统下放到干校劳动、学习。
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我奔走于天津和保定之间，焦急地等待着工作单位的落实。但是，河北省直机关依然没有大联合的迹象，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七月，有人提醒我们，可以直接向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反映，要他们主持公道，认真、负责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于是，我们整理了一个“河北省轻化厅和设计院人事部门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的汇报材料，河北省“省直总部”、河北省计委和省文化局“红色造反兵团”热情帮助我们，把这个材料打印了出来。
我们了解到，新成立的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是李雪峰，第一副主任是刘子厚，省会已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我们在保定认识了河北省气象局的朱立建，他是省革委会的委员，我们在七月托他带了一份材料交给李雪峰主任。但一直到九月底，仍然没有回音，分配工作毫无进展，大家的心情十分苦恼。一天，我们在一起商量这件事，一致认为，可以请支左部队写个证明，然后直接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找主要领导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突然，吴效兰同学说，她家有个亲戚叫黄姨妈，过去在刘子厚家里当过保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商定由我们出路费，请小吴到武汉跑一趟，把黄姨妈接来石家庄，我们的事可以直接找河北省革委会的第二号大人物刘子厚帮忙解决。
于是，在十月一日，我们请省直机关的支左部队给学校革委会写了一个证明：“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你校毕业生姚治邦等四同学，于二月八日到达河北省轻化设计院报到，并且安排了工作，一直参加了该院长征战斗团的文化大革命活动。轻化厅设计院，据我们了解主要是搞土建、化肥建设的单位，不属于国防机要保密单位。”写这个证明，说明我们已报到工作，为下一步索要户口和粮油关系打下基础。
十月六日，吴效兰把黄姨妈真的请到了石家庄。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省革委会就设在一所中学里，条件十分差。省革委会的第二号人物刘子厚和夫人刘东就住在中学边上的四间简易平房里，门口有哨兵站岗，奇怪的是刘子厚和刘东各睡一个房间。十月十日，吴效兰见到刘子厚后，亲手把一份材料交给了他，刘子厚当时没有说什么话。后来，我们听黄姨妈说，刘子厚和刘东的处境并不好，有人贴刘东的大字报，说她有特权思想，批评她与刘子厚一起吃小灶，平时很少参加劳动和学习。
一周后，我们又请支左部队给河北省革委会写了个证明，请省革委会向学校催寄三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根据这个证明，河北省革委会秘书组给学校发了一个函件：“你校分配到河北省轻化厅设计院工作的姚治邦、李玉兰等三同志已报到工作，请学校把户口、粮食关系寄到天津市围堤道该单位为要。”
接着，我们又请支左部队给省革委会写了在天津办理户口落户手续的证明。经省革委会秘书长汪金山审批同意，省革委会秘书组给天津市革委会写了一个函件：“姚治邦等三同志户口、粮食关系已迁来，请协助办理他们在天津市的落户手续。”
十月中旬，共产党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文革前的中国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竟然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开除出共产党。我们对刘少奇遭遇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感到十分迷茫和不安：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会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判，竟然会在红卫兵组织的十万人群众大会上受到残酷批斗，现在又落到身败名裂、自身难保的悲惨下场，这实在让人感到文革的可怕，让人感到政治的恐怖，让人感到中国社会的黑暗。
这个时候，河北省直系统开始进入了大联合和斗批改的新阶段，设计院也进驻了工宣队。按照省直系统的工作部署，省级机关干部、职工将集中开赴唐山，进行斗批改学习。但是，当设计院人事部门收到学校寄来的我们三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介绍信后，围绕我们退留的两派之争又激烈起来了：冯冰等人，不肯把户粮关系交给我们；我们就吵着向他们索要自己的户粮关系。最后，两派都到省直机关驻天津市领导小组那儿汇报情况；由于情况复杂，李开印政委和杨部长等领导没有及时表态。我们的问题久拖不决，使大家变得消极起来，精神压力实在很大。宋玉辉、李玉兰不想再在设计院折磨下去了，表示愿意去黄壁庄水库工作。我们就打电话给河北省分配办公室，省分配办公室的负责人司晨冷淡地答复我们：“黄壁庄水库分配方案已没有，必须找学校解决。”十一月初，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又赶到石家庄黄姨妈那儿，把一封信和一份材料请黄姨妈务必亲手交给省革委会的实权人物刘子厚。
此时，设计院工宣队答应让我们一起去唐山，参加学习，并研究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十一月八日晚上，省直机关驻天津领导小组和院工宣队又突然决定：三位新同学不去唐山参加学习，让设计院的人事干部冯冰陪同我们一起到石家庄，由河北省革委会出面解决我们三人久拖未决的分配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和冯冰一起到河北省革委会秘书组，由甄局长接待了我们。冯冰和我各自汇报了情况，甄局长说：“这事由省革委会讨论一下，查一下当时分配的要求，然后由省革委会做出决定：该上唐山学习的就去学习，该去水库工作的就去水库工作。”
十一月十四日，冯冰和我们三位学生，被通知到了河北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我看到桌上放着上个星期我们给刘子厚的一份材料。分配办负责人司晨讲了省革委会的研究意见：“一是省轻化设计院搞三线项目，因你们的政治条件不符合，学校已经将你们改派。二是宋玉辉、李玉兰两人要做出深刻检查和详细交待，然后可去黄壁庄水库报到。三是姚治邦的分配单位在岳城水库，属于水电部，河北省不管，由学校联系解决。”河北省革委会这个终审裁定，令我们彻底失望：曾寄予厚望的河北省革委会的第二号大人物刘子厚，一点也没有帮上我们的忙，我们一年来的抗争总以失败而告终，胳膊确实是扭不过大腿的。
我感到无奈、凄楚、绝望，我的眼前一片黑暗，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孤立无援的境地。但我清醒地意识到：要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只有一条路，就是必须依靠学校和水电部的帮助。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我在石家庄利用省分配办公室的电话账号，给长江工大革委会办事组赖祖文同学，打了一个长达四十三分钟的电话，将河北省革委会最后的决定告诉了学校，要求学校帮助我联系和解决去岳城水库工作的问题。
学校接到我的电话后，感到事态严重，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为了推卸责任，学校革委会用办事组名义立即给我们发了函：“关于你三人的分配问题，早交河北省分配办公室和省轻化厅设计院处理。他们一会儿说不收，一会儿说收，反复不定。分配过程由不接收、改变分配方案、最后接收等等，均以河北省分配办公室和设计院给学校之函件为转移。现如何变化，应由他们负责到底，学校无任何责任。”
后来，我们请李玉兰回到学校，寻求学校的支持。正巧，长江工大刚刚进驻了工人宣传队，学校革委会的大权由工宣队执掌。李玉兰向学校工宣队的领导详细汇报了我们的遭遇，恳请工宣队给予帮助。同时，我也给边春起老师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我们的不幸，要求他给予关心和帮助。工宣队领导对我们的遭遇非常同情，答应由学校工宣队给岳城水库发一个函，说明情况。学校革委会主任严常此时承认说：“学校没有调查研究，有一定错误。”工宣队领队说：“学校原来就有错误；后来你们几人加入派性也不对；但学校要促使解决你们的工作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设计院两派终于实现了大联合，并准备开赴唐山进行斗批改学习。十一月底，宋玉辉、李玉兰两人向省分配办公室写了书面检查后，获准到黄壁庄水库报到，同时也把我的行李带到了水库。这一天，我也离开了设计院，一个人到了北京，开始到水电部进行上访。
十二月初，我找到中央水电部分配办公室的李济生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一年来的不幸遭遇，请求水电部给予帮助，让我到岳城水库报到；李济生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一口回绝，要我回武汉找学校去解决，水电部不管这个事。第二天，我又去找他，恳求他的帮助，李济生同志的语气有了些改变；他对我说，水电部正在向学校和河北省了解有关情况，要我过几天再来。第五天，李济生对我热情起来，他对我说：“我们已与学校和河北省联系过了，情况与你讲的差不多。但事情不是很快可以解决的，要回去等候。”他让我到水电部财务处借了三元钱，作为到保定的路费。
十二月八日，我回到了保定，耐心等待水电部分配办公室的联系。晚上，我在支左部队小吴的帮助下，住进了省木材公司空空的宿舍楼。在保定的最后几天，正是农历十一月中旬，此时的河北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晚上的气温已是零下十多度。
晚上，我只有一条不到三斤重的小薄被，无法御寒。面对这个冰冷的世界，我把脱下来的衣服全部压在身上。为防止翻身时不小心把上盖的衣服掉下来，我用带子把脚部、膝部、胸部的被子扎成三道，睡觉时，我慢慢地钻进被子，然后，再把头蒙起来；睡下去后，我尽量一动也不动，这是保护自己不被冻死的唯一自救办法。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又到了水电部，李济生同志十分热情地对我说：“长江工大工宣队已向水电部军管会书面汇报了你改派岳城水库的有关情况，与你所讲述的完全一致。由于岳城水库人员正转移到大三线白龙江，最近已与白龙江军管会主任钟书义商妥，你可直接到白龙江水电站去报到。”李济生当场为我写了工作介绍信，又让我到水电部财务处支领了八十元旅差费。我小心地对李济生同志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白龙江军管会再不接收我怎么办？”李济生笑着回答我：“河北省以家庭出身不好的理由拒收毕业生，这是派性作怪，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为了感谢李济生的帮助，我把两枚精制的毛泽东像章送给他，李济生高兴的接受了。
这个安排让我一颗久悬的心踏实了，我终于重新有了工作单位，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河北省分配办公室和轻化设计院的人事干部不让我参加省内小三线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而白龙江水电站是当时全国大三线建设的重点水电工程，中央水电部分配办公室竟然让我直接到大三线，参加国家重要工程的施工和设计；这二者的反差如此之大，也是一对太大的矛盾，生活本身开了我一个大玩笑，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一年来毕业分配的风波，我经历了一条充满血泪和布满荆刺的崎岖小路，我用“不服输、不低头”的精神，挺了过来。有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我坚信，风雨之路已经成为过去，明天一定会是一个布满阳光、充满希望的一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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