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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革的浪潮
一、长办文革的初期
一九六六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长办的规划、设计任务变得十分繁忙。上半年，长江工大水工系的学生也跟着忙碌起来，在完成武汉市李家墩排涝站和黄河引黄灌溉工程的现场设计后，四月，又赶赴湖北陆水河水电工地，继续进行毕业设计和现场教学，并完成了大学的全部学业。学校考虑到同学们近一年来没有休假，决定让我们在六月初回家度假，然后正式分配到长办各业务处室参加工作。
当时，全国经济态势和政治气候的反差极大：一方面，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逐渐充足，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老百姓对国家的未来又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当局对知识分子的贬低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毛泽东认为：“学生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这句话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了“读书越多越反动”；进而主张把阶级斗争作为青年学生的一门主课。在一次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明朝的皇帝中出色的有二个，一个是太祖，是个文盲，识字不多；一个是成祖，是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以后到万历、嘉靖两帝，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国家就管不好，是害人的事。”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毛泽东再次将自己的不满集中倾泄到教育制度与教育工作者身上。毛泽东在致林彪的那封“五七指示”的著名信件中，尖锐地抨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归属为资产阶级的人，让我们大学生感到忧心重重。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一些共产党的干部，滋长了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不太尊重知识分子，也不太尊重党外人士。
此时，全国政治大震荡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六月二十六日，正在度假的长江工大的同学们突然接到学校通知：“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干部、大学生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每当全国经济形势稍有好转，毛主席就要搞政治运动？也不理解，文革运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由于文革初期，上级对运动没有统一的安排，报纸上强调开展正面教育。同学们回到学校后，只能天天听广播、看报纸，围绕着报纸上的内容，组织学习和讨论；同学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密切关注着这场政治风云的变幻。
长办党委考虑到所属单位多，战线长；为了掌握情况，领导好运动，按照中央的要求，向一些所属单位派出了工作组。长办工作组按过去搞运动的一套做法，凭档案和单位领导的主观印象，把职工划成左中右三等；把个别同志有过结论的老问题重新抬出来，让群众进行批判和清算，打“死老虎”；盛气凌人，压制不同意见。工作组还要求“注意保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不搞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长办工作组的这种做法，使运动非常沉闷，群众感到很压抑，一些被整的同志更是感到恐惧、不服和愤慨。
七月，长办党委向水电部和湖北省委发出电报，要求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当时，水电部和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对林一山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水电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刘澜波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非常看重林一山，被大家认为是保林一山的；而钱正英副部长和张体学省长认为：“林一山的问题严重，应该揭开长办的盖子。”被大家认为是批判林一山的。
后来，张体学和钱正英商量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七月下旬，由湖北省委派出以副省长王海山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长办。省委工作组带着林一山有严重问题的框框来到长办领导运动。他们让长办党委靠边站，发动干部和群众对其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样一来，长办大院一扫沉闷的空气，顿时活跃、翻腾起来了。揭发林一山和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大院。大字报揭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有的甚至触目惊心。大家对林一山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大字报中揭发林一山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林一山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滥用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在下面瞎吹嘘；二是林一山对湖北省委和水电部尊重不够，把长办搞成独立王国；三是林一山不突出政治，走专家路线，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四是林一山不突出政治，在长江工大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五是林一山在党委会推行一言堂，压制不同意见等。一九六七年一月，湖北省委和水电部党组把林一山的错误言行整理成以上五条，向中共中央和周总理分别写了报告，建议将林一山停职反省。当时已到发表《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各地出现自下而上夺权的时候，所以这个报告中央没有批。
省委工作组在长办依靠了一批揭发林一山和批判党委的积极分子，由此带来了长办文化大革命的暴雨狂风，在长办党委的领导层内、在干部之间、在群众之间，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派。
长办秘书长孔晓春，被王海山的工作组视为坚定的左派。孔晓春认为，林一山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长办的代理人，必须彻底打倒。一次，孙昌和孔晓春争了起来。孙昌说：“林一山能理论联系实际，在半工半读等方面有正确的地方。”孔晓春说，“林一山在长江工大，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孔晓春还说：“现在长办政治部有一条看不见的黑线；林一山大办农业时讲有钱出钱，就够得上是修正主义了。”
有一次，王海山对骨干发出号召：“要枪打出头鸟，文革要有个计划。”省委工作组对原长办党委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划线排队：“一类干部是坚定的左派，有孔晓春、赵立苍、罗红元、郭志伟，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积极，对林一山和原长办党委猛批狠斗，能紧跟省委工作组；二类干部表现一般，态度摇摆，属于争取的对象，有黄世忠、张魁元；三类干部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思想顽固不化，必须打倒，有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赵奔荆、于亚农、孙昌。”这份“绝密”的文件，是长江工大保守派的同学在省委造反时，从王海山的秘书刘伯涵的笔记本上发现的。这份名单与长办党委的排队程序截然相反。
就在此时,毛主席发表谈话，指出“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刘少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省委工作组决定撤离长办。十月七日，召开了一次由王海山主持的长办党委扩大会，林一山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省委工作组对这一阶段的运动做了简单的小结，他们认为：“长办的运动发展得很好，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通过揭发和批判，林一山和长办党委的问题很大，希望继续依靠革命的群众，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孙昌在会上就党的领导、阶级路线、斗争大方向等问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会议结束前，王海山说：“林一山的问题很多，要想想自己的问题；建议党委的工作叫李庭序多管管。”李庭序当场顶牛道：“请上面再派个秘书来！”
第二天，湖北省委从长办撤出了工作组。
二、红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化领域开始。毛主席认为，这个领域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了，要夺取这个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主席还奚落有学问的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后，还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些侮辱性的语言，令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批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人民日报》六月一日发表社论，号召学生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奋起响应，一场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来临了，它犹如狂风咆哮，席卷中华大地，令群山为之震憾，令江河为之胆寒。
毛主席通过几件事，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六月一日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八月一日给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毛主席号召红卫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特殊年代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对毛主席盲目崇拜，对国家前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崇尚“造反有理”，崇尚军人和暴力，鄙弃文化和鄙视文化人。它们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引导、鼓励、纵容下，制造了“红色恐怖”。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有抄家、打人、破四旧、揪斗干部、冲击政府机关等几波高潮。
“红色恐怖”的第一波高潮是“抄家之风”。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被抄家者的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有的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运动一开始，红卫兵就对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实施抄家和批斗；后来一些知名人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师、知识分子也被抄家和批斗。一时间，抄家之风席卷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后来有人统计，北京市有十一万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上海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人家被抄，江苏江宁县仅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多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的人家更是不计其数。
“红色恐怖”的第二波高潮是“打人之风”。在毛主席的支持、纵容下，红卫兵向一切“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开刀。遭到红卫兵抄家、批斗、毒打的有：老的“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新的“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是黑帮分子、叛徒、特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工作组成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所谓“黑帮分子”，是专指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被污称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将这些“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剃成阴阳头、脖子上挂着黑牌或大铁板，让其受尽折磨。
文革进入到第二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北京市教育局以及这三所学校的二十多个“黑帮分子”被红卫兵强行揪来，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军用铜头皮带抽打。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北京八中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浑身是血的温校长被骑车的红卫兵拖跑着拉到中山公园，昏厥在舞台上。
长办也有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造反派肆意批斗、凌辱，遭到打骂和抄家。
在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日子里，人的生命失去了法律应有的保障，有不少人被红卫兵折磨而死。此举引起了北京居民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封信里，毛特别提到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头头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北京大学一万多人面前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
毛泽东还亲自批转了一个文件，规定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公安机关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红色风暴越刮越烈，北京的学生们一下子全部行动起来了。红卫兵到处到处刷标语、发传单，到处打砸抢、到处造反、到处革命。红卫兵批斗老师、批斗校领导，进而批斗工作组、冲击校党委，北京的大、中学校乱套了。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社会名人，在这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承受不了连续不断的批斗，承受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也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莫须有的罪名，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悲愤交加，终于以自杀相抗争。
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革积极分子万人大会，号召大家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省长张体学在动员报告中，说了一段咄咄逼人的话：“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这些话，让干部和知识分子感到寒心，让红卫兵胆子更大，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争议。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打人和暴力也全面升级。愚昧和偏执，使红卫兵具有野兽般的性情，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后来，红卫兵又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殴打、虐待、打死和平居民。
有一份“内部”材料介绍，文革开始后，北京每天有几十人被红卫兵打残、打死；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城区的红卫兵成立了纠察队，他们私设公堂，把不同观点的同学抓起来，打死、打残二百人，直到地上血流成河；二十六日，打死一百二十六人；二十七日，打死二百二十八人；二十八日，打死一百八十四人；二十九日，打死二百人；三十日，打死二百二十四人；三十一日，打死一百四十五人；九月一日，打死二百二十八人。《北京日报》后来发表文章说，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的四十天内，北京市共打死黑五类一千七百多人，绝大部分是被红卫兵们打死的，狂热的红卫兵还蘸着人血在墙壁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
“红色恐怖”的第三波高潮是“遣返之风”。彭真市长说过，要把北京市居民的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意思是要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其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就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随之，农村也掀起了迫害地富分子的新高潮。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得到公安局大力支持。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的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北京有八万多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回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个大都市蔓延，多达几十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
正值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把他们封为“革命小将”、“革命先锋”，请他们上天安门城楼。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鼓励，赞扬了红卫兵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人压制红卫兵。
八月五日，毛泽东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动突然袭击，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其语句咄咄逼人、非常尖刻，将刘少奇视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也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涛狂潮。
“红色恐怖”的第四波高潮是“破四旧”。红卫兵声称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之前，必须先把旧世界彻底砸烂。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学校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走上街头，贴大字报、举行集会，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被说成是“封建迷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成为“破四旧”的扫荡目标。同时，砸毁寺庙，焚烧大量古书、字画；更甚的是数不清的珍贵文物、旅游景点惨遭毁坏性的破坏；同时还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红卫兵到处破坏，到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全国；国人对此无不感到痛心疾首。
全国笼罩在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图书、古董，也悄悄地销毁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图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三、让人心惊肉跳的对联
红卫兵崛起后，就将青少年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是指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而“黑五类”，是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不属于这两类的则称为“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团结的对象和助手。
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武汉煽风点火、搞大串联。他们把北京极左的经验带来了武汉。当时，他们带来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谁家是黑五类，谁家就该抄家。
有一天，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幅不堪入目的对联，横批是“鬼见愁”，污蔑我们学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北京和外校的红卫兵煞有介事地控诉旧教育制度如何包庇黑五类子女，把红五类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在这昏天黑地的年代，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都会感到大难临头，好像乌云笼罩了天空，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一幅这样的对联回敬北京的红卫兵：“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为“你们放心”。
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早已畸形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了出来，说成是头等重大的事情，家庭出身成了革命不革命的标准。那时候，在辩论会上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此时，不少红五类青少年纷纷穿上绿军装，腰间系一条用来打黑五类子女的军用皮带，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们在武汉街头、学校校园高唱着宣扬血统论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九月，造反派在武汉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广播：“我们这里不欢迎黑五类狗崽子！”在车站、码头，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农村去的黑五类分子。
长江工大的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的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报导，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系统的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也就是说，红卫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类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该，公安部门对这样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当时，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惊惶失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凡是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这个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一年后，大兴血案又在湖南、广西等地重演。一些知情人向我讲述了发生在湖南大地上，集体杀戮黑五类分子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一样。
湖南省道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是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号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四千多人，被迫自杀的有三百多人，真是惨不忍睹。大杀戮涉及全县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二千七百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及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整个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大杀戮的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道县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黑五类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当时中国民众中最弱势的一类群体，他们总是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做人，他们只求有口饭吃，从来没有更高的要求。杀戮这群无辜的人，天理难容，罪不可恕，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一篇长文“出身论”，它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篇文章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它第一次大胆地对“血统论”提出了挑战，文章尖锐地指出，“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敢于站出来，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
“出身论”的论点是：一个人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且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看一个人的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成为天生的“罪人”；平等是人类尊严的象征，不管出身好与不好，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文章敢于冲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批判了长期存在的一种极左思想。由于“出身论”喊出了弱者的心声，中华大地广为转载，真是家喻户晓。
不幸的是，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大员戚本禹宣布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三年后，这位青年思想家因批判“血统论”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处决。遇罗克去世十年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四、两次大串联
文革初期的两次大串联，是我这段时期过得最为轻松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下旬，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九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外地师生可以免费来北京来参观文化大革命。
这个通知令我们欣喜无比，我和王培松等七、八个同学，九月四日领到了火车票，就来到了首都。我们每天到北京的大学、机关看大字报，听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辩论，有时也看批斗“走资派”。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几位学生领袖，成为全国红卫兵心目中的造反英雄。
在首都，我们被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住宿、吃饭、游玩、坐车一律免费优待。听说毛主席最近还要接见一次红卫兵，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们便在京城整整等待了十多天。
九月十三日，住宿地的接待站通知我们，中央领导要接见外地来京的革命学生，希望我们不要外出，并派人去领票。第二天拿到了票，我们让王培松同学上天安门的观礼台，其它的同学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的指定位置。
九月十五日，我们吃过早中饭后，就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四周都有战士站岗戒严。在解放军战士的引导下，我们随着巨大的人流，一会儿走一会儿跑，好不容易在指定的地方安顿下来。这里离开天安门城楼有近一公里，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是人声鼎沸、欢呼雀跃，但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天安门广场，已成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我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等待着，非常乏味；不少外地的红卫兵，交替着朗读毛主席的诗词、唱语录歌、跳大批判舞。大约到了下午五时，广播里宣布大会开始，队伍立即出现了混乱，很多同学就拥到前面去，幸亏部队全力维持，才没有出现更大的混乱。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讲话结束后，我们以为毛主席会像往常一样站在敞篷车上检阅红卫兵，学生们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什么也没有见到。后来，在战士的劝告下我们才离开广场，此时，大家感到又累又饿，没有了神圣与狂热，也没有激动的心情。离开时，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籍，地上的鞋子、红宝书、废报纸到处都是。
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昨天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了红卫兵，被接见的师生有一百万人。由康生主持大会，林彪、周恩来讲了话。北京、华东、东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的革命学生代表发了言。
在八月和九月，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几百万青年学生，都感到神圣的使命已落到自己身上。于是，红卫兵们带着自己的理想和热血，佩戴着红袖章，挥动着红宝书，四处播种着造反的火种。我回到长江工大后，有的同学羡慕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荣耀和激动。
十一月上旬，在南京上中学的表妹小云凤突然串联来到武汉，同来的三位女同学是包莲芳、武加华、汤惠茹。我回校看到表妹的留条，急忙赶到一所中学的接待站找到表妹，带她来到我们大学的住地。表妹告诉我，她们四个人，包莲芳年龄最大，比她大三岁，有个姐姐在铁路上工作。她们已经到了北京、郑州；到武汉后，还要继续南下。这令我大为吃惊，表妹才十五岁，这么小的年纪，也敢出来走北闯南，真是胆子大得不得了！当晚我把她安排在女同学宿舍。第二天一早，表妹告诉我，宿舍里两派的女同学吵了大半夜。后来，我带了四个小姑娘一起到武昌，游览了东湖风景区，在洪山宾馆吃了饭。临走时，我给了表妹五元零用钱。
回武汉住了一个多月，两派的同学已经变得像仇人一样，大眼瞪小眼，大家拉长着脸。一些同学过去是好朋友，成为观点对立的两派以后，见了面像陌生人一样互不搭理，实在觉得无趣。我游离于两大派之外，在学校里太无聊了。我就决定和观点相同的黄晋诚、陆德源等老师一起离校，实施第二次大串联。
当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势头方兴未艾。红卫兵怀着梦幻和好奇，游荡在祖国大地上。由于大串联给国家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后来就提倡徒步串联。
我十一月十八日从武汉出发，先在北京游玩了六天；我们通过与外地红卫兵互换火车票，又去了上海，在我的家乡上海呆了半个月；后来又游玩了杭州的三潭印月、灵荫寺等；再西行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饱览了灵山秀水的景色；又折回长沙，上了岳阳楼；还专程到了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外出了将近两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在串联期间，最艰苦的日子是坐火车。当时，红卫兵太多，火车里挤得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所有的空间包括过道、厕所、行李架、座位底下都塞满了人。晚上，我也只能蜷曲在空气浑浊的座位底下，睡上几个小时。因为交通秩序的混乱，火车运行时间全乱了套，以前几个小时的路程，可能得走十几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
五、傅雷被逼自杀
大约在九月初，从北京传来大知识分子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
正当红卫兵风起云涌地大破四旧时，老舍的儿女提醒他，把摆放在客厅里的小古董、小玩艺赶快收起来，免得惹祸。想不到老舍听了这话大发雷霆，斩钉截铁、一字一蹦地喊出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又大声问：“这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市红卫兵小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焚烧一批市文化局收存的戏剧服装及道具，同时红卫兵把一批令人尊敬的文化名人押来批斗，他们之中有作家老舍、骆宾基、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等，红卫兵污蔑地把他们称呼为一群“牛鬼蛇神”，当场将他们剃成阴阳头，将墨汁淋在他们脑袋上，勒令他们围跪在熊熊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用铜头皮带抽他们的头，百般折磨长达十多小时。三十几名作家、艺术家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老舍的伤势很重，衣服上染满了鲜血，最后气息奄奄；这位中国的大文豪，一点不屈服，同施暴者进行了刚烈的反抗。第二天，不堪凌辱的老舍来到了太平湖边，把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小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他的口袋里装着印有自己的名片，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老舍投湖自杀，是对文化大革命最为悲壮的抗议，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我大串联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又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得知傅雷夫妇已双双自杀，这令我唏嘘不已。
傅雷是我家乡南汇县的名人，曾在我的母校周浦小学读过书，因而他是我的学长。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儿子傅聪则是少年成名，是蜚声国际的钢琴演奏家。傅雷父子俩的成就，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铬，对译作精益求精。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传》以及巴尔扎克、梅里美等一系列名著，早已成为中国青年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他被错划为“右派”。
家乡人悄悄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八月三十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抄了傅雷的家，连花园都挖地三尺；后来在一只锁着的小箱子里，查到一面背面嵌着蒋介石像的小镜子，还查到一本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据此，造反派抓到了“铁证”，一面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特务傅雷！”“大右派傅雷要推翻共产党，我们就叫他灭亡！”一面逼迫傅雷夫妇跪倒在地上，交待自己的罪行。其实这箱子是姑妈寄放在他家的，但他怕连累别人，不能实说，只说箱子不是他的，这当然过不了关。九月二日，傅雷夫妇又被拉到大门口，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示众，被造反派残暴批斗。造反派專门打傅雷的臉，打他妻子的胸，他妻子跪在地上求造反派不要再打傅雷，夫妇俩受尽了人格侮辱，羞辱到了極點。当天夜里，俩人写下了遗嘱后，将一床浦东土布被单撕成布条，悬在铁窗横框上，然后双双上吊，含冤愤然离开人世。
傅雷活着的时候，深切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傅雷夫妇的惨死，是文革中最黑暗、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事隔十三年后的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文联和上海市作协为傅雷夫妇彻底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现在看来，傅雷的死，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代表了中国正直和节烈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政治暴力面前，用宁死不屈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反抗和控诉，让世人都来接受灵魂的洗礼。
文化大革命太可怕了，许多学者、名人惨遭折磨，最后逼上了自杀的道路。傅雷夫妇自杀后隔了三天，这所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九月六日开了煤气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这所学院钢琴系主任、傅雷生前的好友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
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的同学告诉我：该校物理系教师毛青献，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灯光球场遭到斗争，身上被浇了墨汁，他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该校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学生斗争时，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被打、游街，斗争会结束后不久，赵丹若突然倒地气绝身亡。
据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五百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由于死人多，女生在晚上都不敢靠近。在八月四日那天，北大西语系教授吴兴华，被红卫兵强迫喝下从附近化工厂流入水沟里的污水，他昏倒了，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中毒死亡。
文革是一场人间惨剧，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一九六六年被斗殴致死、自杀身亡的学者、名人、知识分子还有很多：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五月十七日服毒致死。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据说在八月中下旬，被红卫兵批斗、殴打之后，遍体伤痕出走、失踪，至今尸骨无存。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八月二日跳楼身亡。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八月四日跳楼身亡。陕西师大地理系教授黄国璋，八月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中共创建人之一、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五月中旬，被加上“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公职，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押送原籍，八月二十四日自杀。中宣部笔杆子姚溱，八月，被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身死。文艺评论家陈笑雨，八月二十四日游街后，投河自杀。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十二月十六日在天津身穿全副剧装后服毒死亡。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惨无人道地折磨和拷打着令人尊敬的文化名人、学者，以打人、杀人为乐趣。就这样，在那疯狂的年代，成千上万的教授、文化工作者惨遭杀戮。这些人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虐杀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间的。
许多人在问：如此丧尽天良、残忍无比、作恶多端的行为，为什么伟大领袖还要支持它？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当时，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段充满着血性和暴力的历史，只能是反文化、反人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
六、长办的两派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全国文革的形势如火如荼，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造反队如雨后春笋，纷纷竞出。
在运动初期，出现过两个工作组的长办，形势尤为复杂；因为工作组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群众的批判。围绕当权派林一山和省委工作组长王海山的问题，在十月前后，长办先后出现了“保林打王”的“红旗”和“保王打林”的“阵线”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攻击，互相谩骂，观点严重对立。应该说，两派组织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尽管大家无法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和意义。
两大派形成之后，派别的对峙和争斗不断加剧，家庭出身不好的压力基本消失，思想也变得相当活跃和自由：领导干部的权威顿时消失，任何人都可以向领导干部提意见，甚至可以揭发和批判领导干部的错误言行；一些党员干部的盛气凌人、主宰别人的定式和优越感也一扫而光。
大串联给武汉带来了大震动。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北京南下的革命造反大军，高举战旗，浩浩荡荡在湖北省最高的党政首脑机关安营扎寨，“万炮齐轰中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的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十月，中央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文革运动的做法，提倡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样一来，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泛滥，造反派理直气壮喊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接着中央又决定，将文化大革命的范围扩大到工厂和农村，于是一大批工人离开了生产岗位，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生产秩序陷于混乱。毛主席却认为：“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
年底，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长办党委和上上下下的各级党组织，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全部靠边站。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江工大出现两大派：一派是打倒林一山、批判长办工作组的“八一革命阵线”（简称“八一”），有二百多人，头头有严常、盛平章、宋其波等。他们的行为比较激进，严常称：“我不是大左派，就是大右派。”这些观点让人感到害怕；但他们写的“长江工大学制问题”等大字报，我也表示同意。另一派是保林一山、批判省委工作组的“九一五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五”），也有近三百人，头头有丁和文、戚务山等，参加者多以党团员和学生干部为主。后来，工力系的莫之灏、罗国澍、陈云翼、滕代文、倪季良、肖正廉等同学成立了“五四战斗队”，观点与“九一五”相近。
我既不同意“八一”的过激行为，也不太赞同“九一五”的保守心态。在运动初期的几个月内，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冷静地观察着长办运动发展的趋势，在革和保的问题上寻求自己的选择。十一月，几个志同道合者联络在一起，寻找第三条道路，成立了“八一八战斗队”（简称“八一八”），成员不到二十人。参加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聂质逊、伍允铎、徐瑾、郭蔚然、刘宗林、范儒衍、王振毅等；长办的老师汪定洋、崔志豪、陆德元、黄晋城、闫听颌、李湘翘；中学生何雪清等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个组织的头是王培松、罗德祁。我们的观点比较独立：要对林一山的历史和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调查，如果没有重大问题，倾向于保林一山；孔晓春是造反派的后台，要对其叛变自首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待掌握确凿证据后，坚决打倒他。我们总的观点是“保林打孔”，是倾向于“九一五”的，也就是倾向于保守派的。
从十月份开始，长办党委一班人，被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受到残酷的批斗。林一山，这位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苦难历程。
在文革中，林一山经历过无数次的批斗。每一次批斗，都要折磨好几个小时，对他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身强力壮的造反派，让他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黑牌，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还要深弯着腰，俗称“坐喷气式”；造反派的脾气很凶狠，经常对林一山拳脚相加；造反派也很不文明，既不给人喝水，也不让人小便，此时，林一山的脸色就会发青、发晦，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汗水浸湿了衣衫，林一山强忍着极度的痛苦，从不讨饶。有时造反派扛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林一山被押上汽车，在高音喇叭尖叫声的伴随下，游斗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里；等到游斗回来后，林一山临危不惧，总要大声地对造反派说：“你们胜利了，我也胜利了！”言下之意，我也坚持下来了。由于林一山被造反派关押在地下室，长期见不到光明，后来他的视力下降很多，眼睛经常流泪。
年末，武汉市形成了以“三钢”和“三新”为核心的造反派指挥中心，造反派的势力大增。
十二月九日，长办“红旗”为改变自身的保守派印象，改名并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长办工人联合总部”；二十天后，与造反派联姻，加入了“武汉工人总部”，成为“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阵线”的人马为主体，又吸收了外业单位的人，发起成立了联合造反司令部，即“长办联司”，头头是顾建棠。
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夺权的瘟疫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一月二十三日，“长办联司”和“八一”也导演了长办的“一月风暴”：当天，他们搜查了勘测处和水文处的保卫科，逼迫政工人员交出公章、交出“黑材料”，制造了震动长办的夺权事件。
勘测处保卫科的谢楚翘同志向我介绍：凌晨二点多钟，我睡在保卫科里，“八一”和“长办联司”敲开了我的门，一下涌进了二十多人，要我把公章交出来，他们砸开了档案柜，抢走了手枪九支、子弹二百多发、照相机一台。我要他们打一个收条，他们说：“打什么收条？这是夺权！”也是在这个晚上，水文处保卫科也被他们抄走手枪六支、子弹近一百发、档案材料一箱。
从此，长办也和武汉市的机关一样，开始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后来，“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为了跟上文革的步伐，也开始批判长办党委。林一山就成为两派群众出气的工具，接受批斗的频度越来越高；这位大领导，虽然大会批、小会斗，吃尽苦头，但他的心态尚好，批斗会随传随到。二月二十日，野外作业的五○五地质勘探队职工专程来武汉，召开批判长办党委大会。
三月八日，长江工大“八一”突然查抄了林一山的家，造反派抄走了一些认为有问题的物品和资料，在林一山的坚持下，造反派把带走的东西开列了一份清单：
“金戒指一只、废金一块；小粒子弹一百六十八颗、火药一罐；林一山学习笔记本一本、张彬的学习笔记本一本；刘少奇与林一山的合影六张、刘少奇单人照片一张、‘国民党反动军官’相片一张、合家照四张；私人信件八封；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有关文件十六页；长江工大教学总结材料四份；林一山写的长江治理和华北平原水利规划的论文二份；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对林主任的意见、各处室的讨论情况材料五十页、检查三份；《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国际意义》学习用书三本；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图片和苏修的明信片等；还有一些文革传单：我们的看法（四三三工地）、看铁杆保皇派的宣言、看八一阵线的卑劣手段、事实真相等。”
三月初，“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因观点不合，退出了“武汉工人总部”。三月八日，它吸纳了长办外业单位相同观点的人，召开了“新长办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长办造委”）成立大会。长办九十多名科长以上干部签名亮相，支持“长办造委”，晚上还邀请了武汉豫剧团来演出，以示庆祝。
七、拘留十一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我穿了件旧棉袄，到长办大院书写大字报，对 “八一”和“长办联司”四天前的夺权行为进行批判和声讨，大字报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你们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无意中，我在大字报上少写了一个“向”字，变为：“要你们毛主席低头认罪”！其字面的直义竟被理解为“要毛主席低头认罪！”这是天大的不敬，有杀头之罪。大字报张贴后，这个书写错误当即被“长办联司”的人发现。有人喊：“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姚治邦！”我知道出了大乱子，吓得直打哆嗦。当时，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我无法逃离大院，只能躲在红楼里不敢出来；如果我出来，肯定要被打死，至少要被打成残废。事情越闹越大，大院里挤满了人，“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可能是我们这一派的人，紧急与长办支左的武汉军区一五二部队商量。后来由部队把我送上吉普车，一位军官对我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们把你送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否则，你要被他们打死的！”吉普车从长办大院的后门驶出后，直接把我送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球场街拘留所，开始了我一生中最为灰暗的岁月。
一进拘留所，狱警收走了我的腰带，把我关进了一间牢房，过上了囚犯的生活。我的囚室很小，不到六平方米。每天只吃两餐，每餐是用一个瓦钵子装的三两米饭，菜是一勺子煮萝卜片。由于我的心情不好，一钵子饭总是吃不下去，所以我每顿饭要拨一半给难友。两餐饭后各放一次风，每次二十分钟。同室的难友是武汉市制革厂的一个老工人，也是无意中说了错话，被群众扭送进看守所的。这位可怜的难友，在本单位武斗时，被打断了一只手，在拘留所里还绑着石膏。在交谈中得知，他的老婆竟然是我的同乡，也是上海周浦人，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遗憾的是出来后，我在长办大院看大字报时只遇到过他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拘留所里，我没有受到鞭打或责难；我要来了笔和纸，多次给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申诉。
“八一八”的罗德祁、范儒衍、刘宗林、聂质逊等同学为让我早点出来，到处奔走，全力营救。
令人称奇的事发生了，并多少带有点喜剧色彩：一周后，我们的对立面，我的同班同学、长江工大“八一”的陈开淳，在写大字报时也写错了字，我们一派的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也把他揪进了拘留所。作为交换条件，两派达成惊人的共识：姚、陈两人在大字报上写错了字，都是粗心大意，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双方出具证明，到公安局办了手续，就把我们放了出来。我出来之前，管理人员帮助我理了发，善意地提醒我，今后做事不要粗心。出来时，狱警把我的腰带和在里面写的信全部还给了我。出狱那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再过三天，就是一九六七年春节的大年初一。
回到学校，“八一八”的同学告诉我：出事的那天晚上，“八一”和“长办联司”的造反派包围了长江工大的宿舍楼，要“九一五”和“八一八”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九一五”准备了不少石灰水，以便在造反派攻占宿舍时使用。多亏支左的一五二部队的战士迅速赶到，在宿舍楼四周站岗、放哨，对我们进行了保护，才没有出更大的事。
在那个年月里，写错字、讲错话可能会大祸临头，对立面的群众会大做文章，对你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罗织罪状。我的家乡南汇县因文革中喊错口号、写错标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的就有七十多人。
事隔十二年后，我在白龙江工作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决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甄别。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给我寄来了平反决定：“姚治邦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因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以严重政治错误’一案拘留，拘留达十一天。根据党中央关于落实党的政策指示精神，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甄别，属于错案，应予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原预审卷宗材料予以销毁。”从而了却了发生在文革期间一场所谓“现行反革命”事件的公案。
八、抓叛徒孔晓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武汉军区安排一五二部队和七六六部队到长办支左。由于支左部队同情和支持长办的保守派，引起了“长办联司”的极大不满。于是，长办的造反派和支左部队发生了磨擦。
二月三日起，“长办联司”赴支左部队造反，要求支左部队承认其为革命造反派，夺权是革命行为，要求部队撤走驻军，要求交还广播器材。二月六日，“长办联司”贴出“炮轰一五二部队党委，打垮任参谋长的嚣张气焰，支左的负责同志靠边站”的大字报。同时，“长办联司”七兵团贴出大字报，要站岗的解放军独立思考：“你们在这里为谁站岗？你们进驻长办，是支持革命造反派，还是支持保皇派？你们保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四月，长办的造反派与武汉市的造反派一起，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我们对这样的局势感到非常担忧。
四月十一日，长江工大“八一八”召开了会议，提出了几条重要的意见，作为指导今后运动的方针：一是我们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否则要犯方向性错误；二是要批字当头，帮助林一山，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要进行调查；三是要揪出“长办联司”的后台孔晓春，抓紧外调，把重点放在孔晓春被捕这一段历史的调查上。
这个意见，与中央文革小组三月的指示不谋而合。当时，中央号召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组织各种专案组，把隐藏在党内的一些叛徒揪出来。
当时长江工大“八一八”人数很少，在学校和社会上无足轻重。搞调查研究，可以避免介入两派无谓的争斗，也是使我们这个小组织在学校和长办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在今后的运动中获取更多发言权。
对林一山、孔晓春的外调工作，主要由我负责。为了做好外调工作，聂质逊同学和我一起，对孔晓春的革命经历、本人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文革中揭发出来的重要问题加以汇总，制作调查提纲。不但要调查一九三二年保定二师学潮的基本情况，而且要了解孔晓春入狱后的表现、出狱的过程、本人向组织交待的情况。
我们的调查工作做得十分深入、细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九日，五月三十日至七月二十五日，我两次离开武汉进行外调，时间长达三个月。我和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调查员一起，深入到天津、北京、河北、四川、广州、云南等地，先后访问了与孔晓春同时被捕入狱的臧伯平（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行政九级）、刘凯（时任北京第六二一部队副部队长，行政九级）、王尔鸣（时任中央西南局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行政十级）、朱韜（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行政九级）、习从真（时任云南省经委副主任，行政八级）、王冀农（时任保定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行政十四级）等重点对象。
同时，我们还调查了同案人的几位亲属；当年保定监狱的几名典狱长、看守人员、厨师；查阅了许多档案材料、伪报资料。通过艰苦细致的内查外调，基本上查明了孔晓春在当年保定二师学潮中的有关情况。
孔晓春是河北满城人，原名孔德衡。一九三○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次年加入反帝大同盟，第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共产党领导的保定二师学生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的血腥镇压，牺牲数人，孔德衡等人被捕。
根据孔晓春对我们的交待：被捕后，在敌人审讯时，他供认了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供认了入党介绍人是曹金月、联系人是朱瑞祥；供认了保定二师护校委员会领导曹金月、贾图良、杨鹤声和纠察队长刘玉琳等负责人的名单。由于叛徒的出卖，曹金月等四位同志惨遭杀害，有十八人被判刑，孔德衡判了十年。入狱四年后，孔德衡等十名家属联名向当局具保，要求开释，并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自首书：“前因误入歧途，致被判取羁押，今蒙冀察委员会宋委员长、刘委员、万委员恩释，此后再不会有轨外行动，倘有不法情形，甘受法律严厉之处分，此结。”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到孔晓春老家满城县调查时，孔晓春的原配夫人从一只箱子的底部，竟然找出了一张她珍藏三十年的十二寸大照片，问我有没有用？我一看，欣喜万分。原来这是孔德衡等十人出狱时，与当时释放他们的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刘哲、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清苑县肖县长的一张合影。就是这张合影，成为孔晓春叛变行为的一件有力的证据，也成为孔晓春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孔晓春从革命左派的宝座上跌了下来，变为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从而接受群众的批判。
孔晓春被捕、具保出狱的情况，过去已经向组织上做过交待；但在入狱后审讯时，向敌人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认入党介绍人和护校委员会负责人等重要情况却长期隐瞒着，在我们向他调查时，他才告诉我们。对照当时中央政策：凡是被捕、被俘后，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都是叛变行为。其中，属于被捕后向敌人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以及发表反共性质的声明、自首书、“悔过书”的，应以叛徒论处。
我们在对孔晓春及其同案人进行调查时，没有搞逼供信，没有搞打骂，而是用事实和材料向其做工作；而孔晓春及其同案人也相当配合，有什么，说什么。他们对我们细致的调查工作十分佩服，认为能将三十多年前的情况搞得一清二楚，这是他想不到的，所以感到口服、心服。
根据外调材料，我们掌握了孔晓春自首的确凿证据后，向“长办造委”做了通报。因为揪出了“长办联司”的后台，大家感到无比高兴，专门出了一期“揪叛徒专号”的报纸，成绶斌同学参加过该报的编辑、排版和校对工作。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三日、五月五日，“长办造委”乘势在灯光球场召开了三次斗争孔晓春大会。这件大事，“长办联司”是想不到的，感到十分被动。从此，孔晓春不再是“长办联司”的红人，在受到“长办造委”群众愤怒声讨的同时，也遭到“长办联司”群众的严厉批判。
五月底，我们几个单位的调查员在保定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形成了由我参与起草的调查报告，详细汇总了一九三二年保定二师学潮中被捕人员入狱后叛变、自首的情况，这份调查报告由河北省军区芦政委代为上报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的文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广大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揭露了刘、邓黑司令部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为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
林彪、江青等诬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几起重大案件。由于党中央向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发出了清晰而错误的信号，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抓叛徒”的高潮。把许多已有正确结论的干部的历史问题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大批新的冤假错案，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大批革命干部被残酷揪斗、惨遭迫害，不少人被摧残致死。
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我专程到昆明，向原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同志调查林一山的有关情况，这位山东籍的大干部十分健谈，对于三十年前参加革命的情况回忆得很清楚。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半年后，这位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赵健民，被康生指控和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将其逮捕；云南赵健民案，造成一百多万人受到牵连，一万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多人被打残的惨案。
又相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以更冷静和更宽容的态度来重新审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革命战争的年月，由于残酷的环境，一些革命者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悔过书、以及发表反共声明等，这不但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也是为了保全革命的力量；它既是被迫的，也是违心的。对于这些历史问题，只需要向组织讲请楚，不应当揪住不放。最重要的是看他今后能否继续革命、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九、访问钱正英副部长
根据长江工大“八一八”的工作计划，我们进行了分工，对林一山的调查，分几个小组进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上午，我来到水利电力部，在209会议室单独访问了钱正英。钱正英时任水电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是行政八级高级干部。这是我第一次与高级领导干部面对面的长时间交谈。钱部长看我有点紧张，主动问我：以前有没有见过她？我回答，见到过二次：一九六二年夏天，我患了血吸虫病，在长江医院治疗，您代表水电部领导来医院慰问；去年的“三八节”，我在郑州黄委会听过您的报告。钱部长亲切地对我说：“那我们是熟人了，你要了解什么情况就谈吧！”
我请钱部长着重谈谈对林一山的看法。
这次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从九时十五分到中午十二时三十分。钱部长很真诚，对我这个小人物提出的问题，亲切而详细地作了回答：
大约在去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曾经要水电部党委，围绕林一山的问题具体了解长办各派的情况，我找长办的各派都谈了话；了解以后，我们认为林一山有严重错误：一是滥用周总理和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在下边瞎吹嘘，压制不同意见；二是林一山直接或间接地与长办“红旗”有联系。
去年八月份，我在武汉参加全国农机化会议，我向张体学省长建议：“长办十七年来，是一个独立王国，派个工作组有利于揭开长办的盖子，揭开林一降母亲印！本菸宜谂晒ぷ髯槲侍馍希跞沃赜胝盘逖в胁煌饧跞沃叵氡Ａ忠簧剑盘逖衔忠簧降奈侍獗冉涎现兀夤ぷ髯槭钦盘逖е鞒峙傻摹?SPAN lang=EN-US>
我请她谈谈对长办两派的看法。她直率地说：长办的“红旗”是保林一山的，林一山与“红旗”有联系，是影响“红旗”的；而长办的“阵线”是揭发林一山的，“阵线”的方向有利于革命。我的看法是，应该支持造我们反的人，千万不要支持保我们的人。林一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和批判自己，并做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才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从访问中可以看出，她对林一山还是比较尊重的，认为：“林一山很有才能，但嘴巴不好，喜欢信口开河。”采访结束，她认真地看了访问记录，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请办公室盖上公章。还建议我下午去访问对林一山比较熟悉的刘澜波副部长，她亲自给刘部长打了电话，帮我约好了具体的时间，她一直送我下了楼梯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下午三时到五时十五分，我到北京灯草胡同，访问了水电部的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澜波。刘澜波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行政六级高级干部。当时，水电部的部长是傅作义，因为傅作义是民主人士，所以水电部的党政工作由刘澜波副部长主持。刘澜波部长为人宽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受了很大的冲击，在访问中竟然没有一句怨言；对林一山同志，非常客观地评价了其功过。
刘澜波部长认为，林一山业务能力很强，肯钻研，对水利问题有很深的见解，是我们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专家。林一山同志的特点是博闻强记，说话说得多，在山东是有名的“小钢炮”。刘澜波曾经当着林一山的面说：“天上你知道一半，地上你全知道！”可以看出，他对林一山有很大的好感。刘部长想了一下还告诉我，林一山与张体学关系比较紧张，林一山曾经说过：“要不是王任重在，我不愿意留在湖北。”
刘澜波部长还介绍了一些情况：林一山被批判后，给周总理和水电部写了信，周总理十分重视，特地把信转给了水电部。有一次，周总理与刘部长谈论林一山问题时，周总理说：“林一山有错误和严重错误，可以批判；但不是三反分子。”有一次王任重也对刘澜波说道：“林一山不是敌我问题。”
五月一日晚上，毛主席出席了天安门广场“五一焰火文娱晚会”，我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由于距离比较远，我根本看不清毛主席的身影。
第二天晚上，我访问了水电部政治部主任张加洛。他是行政九级高干，住在北京手帛胡同二十号，与钱正英住同一院子。我向张加洛主任了解林一山的情况后，正要告辞，张主任要我谈谈长办两派对水电部的领导和他本人的看法。我说：“长办两派的派仗打得很凶，对水电部的运动不太了解，所以谈不出看法。”
一些大干部，过去十分威严，老百姓确实见不到他们。但在文革中，见到他们容易多了，这些领导没有了架子；与他们谈话，态度真诚，和蔼可亲。
在这个月，长江工大“八一八”的王培松、聂质逊同学访问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当时被保护在武汉军区一座别墅里。一进门，面带病容的王任重主动伸出手来，拟与来访者握手；王、聂同学考虑到王任重已经被革命群众“打倒”了，为了划清界线，没有敢同他握手。王任重很大度，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难堪。
在访问时，王任重落落大方，有问必答。在回答“有人写大字报，说林一山写的报告，毛主席看不懂”的背景时，王任重解释道：“这是指毛主席要林一山写一篇三峡泥沙问题的文章，林一山写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林一山指出，文章中的技术术语太多，毛主席会看不懂，建议写得通俗些；同时建议林一山，毛主席的眼睛不太好，写的字要大一些。”王任重对林一山很推崇，认为林一山是一位红色专家。访问结束，请他签字时，王任重看也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长江工大“八一八”的刘宗林、郭蔚然同学为调查林一山的问题，还专门访问了李立三和张闻天。
李立三，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一九三○年五月担任过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但他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在访问结束后，请李立三在记录上签字，这位老领导很仔细地看了访问记录的每一个字，凡记录中提到林彪之处，均一一在林彪之前加上“副统帅”字样，然后签上了自己苍劲有力的大名。此时，这位历史名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革命群众批斗的主要对象。他受尽了大弯腰、喷气式、站高凳、揪头皮，甚至拳打脚踢的各种折磨。有几次批斗会，李立三已不能站立，只能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接受批斗。大约在六月下旬，这位患有高血压症的六十八岁老人，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了多达十四次的无情批斗、残酷殴打之后，实在承受不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折磨，留下了一封致毛主席的遗书，就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他的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又被当局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而逮捕。
解放前夕时任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闻天，在这场腥风血雨的文革中正处在被打倒、被审查、被批斗的困难境地，在我们问及“高岗反党集团”一事时，张闻天竟然给了一个我们令人想不到的回答：“高岗不是反党集团，我过去是这样认识的，现在还是这个认识。”
十、林一山，我敬重你
长办两派，当时对林一山的评价截然相反，造反派把他称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打倒；保守派则认为，林一山是一位领导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好干部。通过第一手的调查，我的结论是：“林一山确实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红色专家，是我最敬重的领导干部。”
林一山，山东文登人，一九一一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并任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离校，负责山东半岛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曾任胶东抗日部队司令员。之后，调任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由于受到高岗的排挤，一九四九年大军南下后，林一山改行水利工作。
十七年来，他组建了国务院建制的、专业门类齐全的我国最大的流域机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在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建设了一支政治和技术都过得硬的水利科技队伍。他主持制定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长江治理开发的纲领性文件；在他的领导和长办水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荆江分洪、丹江口、陆水、万安和后来的清江、葛洲坝、三峡、南水北调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规划、勘测、设计和科研工作。他不但治水经验丰富，而且治水思想独具特色，其治水方略成为我国水利界的宝贵财富。
我在上大学期间，非常喜欢听林一山的报告。他的讲话，很生动，套话少，知识面宽，技术性强。
一九六四年十月，林一山在共青团“长办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为水工技术的不断革命而斗争”的重要报告，要求长江青年在水利技术工作中，以敢想敢干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革命精神，打破各种框框，不断革命，为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而努力。在这个报告中，林主任对长办的水工技术革命讲了一些方向性的意见：一是快速施工，研究采用混凝土块预制安装坝、大爆破筑坝、当地材料不清基筑坝等大坝快速施工技术。二是分期筑坝，这是根据“长江大、工程大”的特点，提出了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方案，以克服大型工程施工年限长、积压资金多的严重缺点。三是改进水力机械，希望研究出适合分期筑坝时水头变化幅度较大的水轮机和深孔高压闸门。四是简化导流工程，提出采用过水围堰、用灌浆技术处理深覆盖层等新思维。
这些高屋建瓴、耳目一新的论点，被一个未曾专修过水利、也不是教授和工程师的林一山第一个系统地提了出来，令长办的专家和大学生们大吃一惊，深感敬佩。而这些观点，当时国内和世界上的水利专家还刚刚有所设想，刚开始研究。
由于林一山学识渊博，又十分注重学习与调查研究，尤其善于在工作中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很快由外行变为内行，在我国水利建设事业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被毛主席誉为“长江王”，也深受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赏识与信任。
我对长江水利事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离开长办后，仍然非常关心它的一切。后来传达的一个中央文件让我兴奋不已。
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湖北省革委会突然宣布：林一山被解放。下午他赶往北京参加当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当他走进黑压压的会场时，周恩来总理带头为晚来参会的林一山鼓掌，掌声响成一片，林一山仿佛从梦中惊醒，整整四年的噩梦过去了。
一九七○年，正是文革处于非常紧张而微妙的时期，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等一些领导同志，为了让毛主席健在时，能实现“高峡出平湖”的宿愿，突然联名提出修建葛洲坝工程的动议，作为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形象工程。周总理出于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的考虑，同意和推动了这项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的兴建。
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七十七岁诞辰纪念日。为了给毛主席祝寿，中共中央刻意安排在这一天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文件，毛主席的批示是：“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然而，这个工程作为三峡的组成部分只作过规划，当时还没有做设计。被解放不到一年的林一山，耿直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年代，不顾自己的安危，竟然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兴建葛洲坝工程可能出现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反对先于三峡工程之前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书》。中共中央在传达毛主席批示时，也把林一山的意见书一起向全党发表。大家非常敬佩林一山的正直和胆略，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果然，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葛洲坝工程，开工建设的头两年，就遇到了许多原来想象不到的困难和各种干扰，特别是它遇到一系列重大的技术难题和质量问题，工程到了无法进行下去的地步。事实证明，林一山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面对一个严重失误的工程，周总理尊重科学、尊重技术，果断做出了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修改设计”的决定。周总理还明确规定，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任务由湖北省移交给长办负责完成；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实权人物袁宝华、谢北一、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耀骥、沈鸿、廉荣禄、林一山九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担任主任。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林一山说：“你要是把葛洲坝工程做成了，你就给党立了大功！”
就在林一山受命于危难之时，林一山突然倒下了，经医院检查确诊右眼患癌。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亲自安排林一山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又亲自批准了手术方案，总理的关切和殷殷之情，令林一山倍感温暖。林一山哪里知道，此时，敬爱的周总理已被确认患有膀胱癌。两位癌症病人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挑起了挽救葛洲坝工程的重任，成为中国水利史上最不幸的一段佳话。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不负众望，对工程实施了全面领导，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由于周总理力挽狂澜，施展了天才般的领导艺术，也在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辛勤努力下，终于将这一濒于失败的工程挽救了过来，把它引到了成功之路，并臻于完善，建成了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葛洲坝工程；这在当时文革的特殊年代，堪称奇迹。
十一、当逍遥派
一九六七年，武汉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月初，武汉和北京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长江日报》所在的红旗大楼。二月八日，造反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号召“全市的造反派团结一致，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使全武汉、全湖北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第二天，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在解放军支持下接管的；这样在群众中造成了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假象。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接二连三进行批斗、游街，把武汉弄得人心惶惶。二月十一日，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武汉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严肃批判了“二八声明”的错误观点，并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
接着，军区又发了一个通知：“凡我军内部人员，对严正声明有不同意见，应按组织系统提出。不准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宣传，不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我军。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予严加追究！”同天，武汉军区党委研究，决定把参加支左的部队从长办撤出。
七月上旬，我与有关单位的调查员协商，决定在保定再次召开专案调查组的联席会议。我与“长办造委”的关敢生、方先云、李鉴平等同志商量后，他们请我继续调查孔晓春，并参加联席会议。
七月十八日下午，我到保定后，在河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下来。并与南开大学李素贞、西南局财办老钟一起就专案调查的进展、联席会议的会务等情况，向河北省军区芦政委进行了汇报。
七月十九日，“关于保定行营专案调查联席会议”如期在河北省军区召开。参加会议的调查员还有南开大学庞大文，北京六二一部队盖春泉、王建国，云南省经委施传坤、番兴成，中央监委驻华北局监察组何秀文、高敏，中央工交政治部程文学，中央军事博物馆李国忠，保定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李振中，石家庄国棉四厂蔡康伦等。会议共开了四天，交流了各单位专案工作的情况，协调了下一步外调工作的分工：
“由中央工交政治部、西南局财办负责调查本案知情人周大烈等人的下落；由南开大学、北京六二一部队负责做知情人王清和的工作；由长江工大到吉林调查知情人张德福的下落；由军事博物馆调查保定行营三十六人的判决书；由长江工大和北京六二一部队、军事博物馆去河北省档案馆查伪报；由南开大学了解《振民日报》情况等。”
七月二十三日，我与盖春泉、庞大文、施传坤、番兴成、李国忠一起去定县，到河北省地方志研究所查询有关档案，结果无果而返。
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与北京、武汉打电话，不知什么原因，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这时候，有小道消息说，武汉发生了“武装叛乱”。同行的调查员都感到事态严重，劝我赶快去北京，了解真相。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我乘火车到达北京。火车站里的旅客人人都在谈论“武汉事件”，北京此时正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誓师大会。陌路人告诉了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现实：几天前，武汉出现了围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反革命事件”。对于突变的形势，我当即决定中止调查；鉴于目前局势混乱，我不宜回到武汉，只能先到江苏、上海住一段时间再说。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我乘火车离开北京，分程抵达邯郸、郑州、徐州，于七月三十日凌晨到达浦口，因为没有轮渡过江，我只能住在浦口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上午九时，到达南京中山南路的姑妈家，在那里住了几天。
有火炉之称的南京，这个夏天，酷暑难熬，太阳像火一样悬在天空，炙烤着长江两岸的土地。夏日的夜晚，广大市民都聚集在院落里、楼房里、大街小巷纳凉，到处是穿背心短裤，或袒胸露背的人群，到处是喧哗、嘈杂、闷热；老百姓一面摇着蒲扇、一面绘声绘色地互相交流着有关武汉反革命叛乱的恐怖消息。
八月四日，由于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公交车不正常，我于凌晨四时，从三山街步行到中山码头，六时过江到浦口，乘长途汽车，于中午到达洪泽的大哥家。
我避难在大哥家，大哥对我很照顾，每天买些洪泽湖的小鱼小虾，让我吃吃玩玩，整整逍遥了两个月。我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当起了一个真正的逍遥派。
十二、武汉“七二○事件”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有关“七二○事件”的过程和真相。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从文斗演变为武斗，从大辩论演变为钢钎战、硫酸战、弹枪战。局势的发展像迷宫似的，千变万化，且超出了常理，令人目瞪口呆。
四月中旬，武汉市“工人总部”与保守派的武斗事件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的支持下，造反派不断挑起事端，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施行谩骂、围攻和殴打。后来，这种扰军的事件愈演愈烈，就连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五月初，中央文革大员接见武汉造反派时说，武汉问题的实质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并面授机宜：“你们的口号，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自此，武汉地区歪风四起，派性武斗急剧升级，惨案不时发生。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武汉造反派底气十足，杀气腾腾。
五月十六日，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的武汉市群众，发起成立了“百万雄狮”组织，参加者号称有一百万人之多，它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和与它对立的“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武汉地区的局势变得更严峻了。
七月中旬，毛泽东做出巡视大江南北的决定。十四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先期抵达武汉；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等人陪同下也抵达武汉。周恩来想通过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将武汉问题妥善解决。为了避免一些矛盾，周恩来指示：“中央代表团到了武汉暂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作倾向性表态。”
谁也没有料到，谢富治、王力在抵达武汉的当天夜里，就违反周总理的指示，迫不及待地与造反派谈话，看大字报，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造反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欢迎毛主席派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军民和“百万雄师”忧心忡忡：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连一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造反派怎么会知道?
在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的中央汇报会上，谢富治凶狠狠地对陈再道说：“你们支保打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周总理也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秉性耿直的陈再道司令员对毛泽东直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十八日晚，谢富治和王力等人窜到武汉水电学院造反派总部，煽风点火、输精打气，王力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出动许多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四处播放王力所作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造反派的嚣张，激怒了“百万雄师”，混乱局面与日俱增。武汉军区领导为了尽快稳定局势，要求谢富治、王力出面接见“百万雄师”代表，谁知王力只是冷笑几声，拒不接见群众。
中央文革大员支一派、打一派的行径，激起了中原大地的怒吼。此时，有人造谣：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要搞武装暴乱！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决定让毛主席紧急离开，从来不肯坐飞机的毛泽东，在这种时候破例坐上了飞机急忙离开了武汉去了上海，其它中央领导也当天飞回到北京。
七月二十日凌晨开始，“百万雄师”调出二百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市区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人也加入游行行列。独立师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在街上向中央文革示威。
武汉军民群情激昂，一时间，反对谢富治和王力的吼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贴满了街头，武汉大街上还出现了“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等大标语，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又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应该说，武汉军民与中央文革这场不寻常的较量，是一种充满豪气和大无畏精神的革命壮举，这种行动在全国是罕见的，这就是武汉“七二○事件”的全部过程。
后来得知：“武汉事件”发生后，“百万雄狮”被中央文革点名，成为“反革命组织”，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造反派掌权后，对参加“百万雄狮”的群众和家属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迫害，武汉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成千上万的人被抄家、被批判、被游斗、被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被打死。仅武汉市就被打死六百多人，打伤、打残六万多人，真是骇人听闻。这是武汉极其黑暗、极其残酷的一段历史。
我因“武汉事件”的影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孔晓春的调查过程中，有一千几百多元出差费用始终没有报销；因站错了队，在毕业分配中又吃足了苦头。
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隔十一年之后，“武汉事件”的铁案又被翻了过来，革命和反革命又重新调换了一个位置。在平反昭雪大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新的中央文件：“当年的武汉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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