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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好的大学生活
一、改变我一生的通知书
第二次高考的落榜几乎成为定局，我的情绪无比低落，感到前途渺茫、无比悲伤，我对这种不公平的世道感到愤怒，但也感到自己太渺小、太无助、太无奈。一九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长江工程大学征求志愿的通知书。
我喜出望外，它给我带来了最美好的一线生机。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我乘车去上海。车窗外面的清风习习，天空晴朗，我的心情特别好，哼起了儿歌：“天上的朝霞迎着百花开放，地上的小鸟快乐地歌唱，早晨的风呀，多么清爽……”在上海人民广场东南侧的西藏中路口，有一幢小高层建筑是大陆饭店，这所大学的招生工作组设在这里，许多被征求志愿的同学已经到了饭店。曹立煌等老师接待了我们，他介绍道：“宏伟的三峡工程和长江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高级专业人才，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创办了这所大学。”他让我们看一本“壮丽的河流，伟大的事业”的画册，上面介绍了长江水利规划和水电建设的成就。听完介绍，我毫不犹豫在这所大学的征求志愿的表格上签了字。
长江工程大学的通知书，点燃了我成长为一名长江水电建设者的圣火；从此我的一生与长江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愿意为它奋斗一辈子。从大陆饭店回家后，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上大学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感到万分荣幸，非常自豪；我决心珍惜它，做一名刻苦学习的大学生和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九月下旬、十月初，从上海、杭州等下江地带招录的一批学生，怀着满腔热情到这所大学报到。
长江工程大学校址在武汉市。我坐了三天三夜的轮船，从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航程一千多公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成为我与伟大长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一路上我的心情特别好，轮船到达南京港时，停船两个小时，我上了岸溜达到山西路，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
我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了两只纸箱（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包裹（有棉絮、蚊帐、枕头）。轮船到了武汉港，我把包裹背在身上，两手提着纸箱，吃力地走上了码头的几十步台阶。出了码头，就看到长江工大的新生接待站，我的心头涌起一阵热浪，我终于找到了充满着希望和光明的大学。
接新生的同学和老师热情地把我们接上汽车。一路上，我们浏览着汉口的市容。这座城市还真不小，沿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感到很高兴。汽车把我们送到汉口黄浦路五十四号的大院里，这是一幢宫殿式的五层建筑大楼，琉璃瓦大屋顶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令人奇怪的是，大楼的门口看不到大学的校牌，却有站岗的战士，进了宿舍全是统铺。这让同学们感到很纳闷，校方向我们解释，这里是学校临时租用解放军兵站的房子。大家对这所寄人篱下的大学产生了怀疑，一种受骗感涌上了心头，有些女同学当即哭了……。总务处，特别是伙食科的赖永前等同志，费了很大的劲，才为同学们准备了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可称为佳肴的炖藕汤，哪知不少上海女同学只吃了一点点就倒掉了，这引起了老师和伙食科同志的伤心，他们不多言语，只是摇头，对我们这批“不知好歹”的学生表示不满。
二、出身不好学生大集合
长江工程大学，是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创办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的规模不大，上年春天，在本单位的在职干部中，招收了两个班，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我们这一届，学校计划设置水工、水电、工程力学、水文、地质、基础教育等六个系，共十六个专业，全校当时在校学生约有一千余人。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学校只设了五个系，基础系一直没有开设。我被分配到工程力学系水力学专业。据老师介绍，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开设高速水力学专业的大学，毕业后将分配到长江科学院，从事高速水流的研究工作。
同学们住下来后，通过交流和沟通情况，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所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竟有一半以上，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的几百所大学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班上就有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十分复杂：
有一些同学的父兄是国民党的将校军官，有一些同学的父兄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有一些同学的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处决、判刑、管制，还有一些同学的父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或者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汪洪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兵团司令廖跃湘的副官，是一位将军；电影“黑山狙击战”，描述的就是廖跃湘兵团被共产党包围后覆灭时的情景。
彭良椎同学的父亲，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与刘少奇是同学，回国后担任了国民政府湖南省湘乡县县长，他吃醉了酒后，竟然在国民党湘乡县县党部的楼上高唱“国际歌”，由于他的资历深，国民党同僚对他没有办法。更有意思的是，彭父把“国共合作”的模式搬到了自己家里：他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到蒋介石处培养，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位空军司令，军衔中将。他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参加革命，彭良椎的姐夫张映吾，出任过驻苏大使文化参赞。全国解放后，刘少奇要安排彭父出来工作，但是湖南省人民政府报告说，彭父已被人民政府处决。
夏文湘同学的父亲夏炯是国民党的将军，据说打仗很勇敢，外号叫“夏大刀”。早先打过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也帮助过共产党，解放战争中投向了解放军；但不久，人民政府以莫须有的“叛乱”罪名，将他处决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时，毛主席亲自点名，让夏炯上天安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到成都询问，四川省人民政府报告说，夏炯已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夏文湘同学曾经告诉我们：她出生时，母亲在湖南湘江边的一座破庙中难产，夏炯很着急，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她终于降生了，取名为文湘；而妹妹生在汩罗江边，所以取名为文汩。
谭先康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将，担任国民政府湖南省副省长。解放初，周总理写信给湖南省人民政府，要保谭父，但农会工作人员把总理的信扣下了，结果谭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楼枚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解放时留下来了，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判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大赦时放了出来。
朱庆福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据说在与日本人作战中被打死了。
张小苞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
杨长月同学的父亲是汪伪集团的少将。
郭蔚然同学的叔叔是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滕代文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生，上校军衔。
罗国澍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黄浦军校第三期毕业生，退役少校。
黄纯卓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黄浦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上校军衔，后来在湘潭战役中被共产党俘获。
胡祖戈同学的姨父，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大秘书陈布雷。
聂质逊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干部培训班的第三把手，一把手是蒋经国，二把手是后来任国防部长的王升。共产党解放江西时，他来不及逃走。后来到了北京，进了共产党的革命大学培训班学习了几个月。结业后，共产党派他北上，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阳市负责人。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的那年，共产党开始审查干部，他吓得不得了，去了新疆，后来遇到政治运动自杀了。
刘宗林同学的父亲，解放前是国民政府长沙市的市长，和平解放长沙的国共会谈曾在他家里秘密进行。
朱玮同学的父亲，解放前是国民政府上海市虹口区的区长。
陈京琍同学的父亲，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厅的厅长，留德学者。
宋玉辉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专员、李德贤同学的父亲、伍允铎同学的父亲、金宝华同学的父亲等，都是被人民政府处决的。
莫之灏同学的父亲，是浙江省平湖县一位大财主，解放前病死。他父亲在平湖有一座豪华的莫氏庄园，与四川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同样有名。这座莫氏庄园，现在是平湖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杨大明同学的父亲、王善如同学的父亲，都是右派分子。
刘木根同学的父亲是日本人的翻译、敬及棠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医。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还有很多……
众多家庭背景复杂的同学，在长江工程大学这所大学里大集合，简直让世人无法相信，好像是国民政府创办的一所高级干部子弟的精英学校。在当时全中国的几百所大学中，肯定找不到第二所。在讲究阶级斗争的极左年代里，出身不好的同学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是偶然的现象，但大家会从下文的招生介绍中，又会看到这是必然的现象。
三、舔北京饭店的碗底
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长江工程大学，是不是一所正规的大学，国家承认不承认这所大学的学历？同学们的脑海里蒙上了团团迷雾。
通过校方的介绍和一段时间的了解，同学们知道了这所大学的创办过程，并为自己能献身于长江水利事业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长江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江流域的面积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流域人口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二。
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一场世纪大洪水。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地区，除了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等几个重要城市以外，几乎是一片汪洋，灾民多达一千八百万人，死亡三万五千人。这场大洪水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治长江水患和综合开发长江水资源，成为最高当局经常思考的问题。四年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成都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
为了加强对长江水利工作的领导，新中国一成立，就设置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业务上受水电部指导，林一山担任第一任主任。不了解长办的人，以为它是个小单位；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办公室，是专门从事长江流域水利规划、大型水电工程设计、指挥和协调长江流域防汛防旱工作的综合水利部门；也是当时中央驻武汉市四个大单位之一，它有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数千人，其水文、勘测、防汛网络遍布在长江沿线的十八个城市和几百个工作点。
周总理对水利高度重视，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部水利史。从中国国情出发，擅治国者以治水为先。”在当时长江三峡工程上马之声高潮迭起的背景下，培养和造就大批水利专门人材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周总理就指示长办：要办一所大学。在第二年，周恩来又抓落实，亲自询问林一山同志：“大学办了没有？”林一山遵照这个指示，就大学的学制、招生、专业设置、教学方式等问题，向周总理和水电部拍了请示电报。经过上级的批准，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进行了紧张筹建，于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长江工大在武汉的长江俱乐部礼堂，举行了春季班学员的开课大会。长江工程大学副校长、留美博士、结构力学专家李荣梦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一所崭新的大学——长江工程大学从东方的地平线上诞生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长江工程大学就此应运而诞生。
这所新办的大学，当年的新生没有能够纳入到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计划中，后来征得国家有关部、委的同意，这所大学可以在高考录取结束后，扩招一批落榜生。
林一山认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大部份是优秀的，究其缘由，首先是他们挑选了高考成绩最优的学生入学，学生的高素质是塑造出优秀人才的根本原因。他联系长期革命的实践，运用唯物论的人才观提出：“长江工大的新生可以从高考落榜生中，精选一部分成绩优秀的青年入学；对于招生对象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可以放宽限制，但必须注重本人的政治表现。”并果断决定从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的上海、武汉、长沙、杭州、广州等地区招收新生。这样，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优异，因受唯成分论的影响而无缘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有幸被林一山这种独特的人才新思维，带到这所大学深造。
有人讽刺林一山，说这是舔高考的碗底，林一山同志却说：“孔子弟子三千，而只有贤人七十。要注意发现优秀青年，培养水利建设的后备骨干，造就栋梁之材。我们是舔北京饭店的碗底。”意思是从大户人家吃剩的碗底也可以分享佳肴。
长江工大学生由于其家庭背景复杂，按照当时录取新生的政治标准，大多数同学的政审不合格，不少高考成绩优秀、而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拒于高校门外；在文革中，金宝华同学亲眼看到有一些学生档案袋的右上角上盖着“不宜录取”的蓝色印章就验证了这一点。但林一山独具慧眼，将我们吸收到这所大学来，在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六十年代左倾思潮笼罩下的中国高等院校里，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在长江工大“舔碗底”招生时，也把我“舔”进了大学，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使我终身受益。在这所大学里，与我一样有着强烈的上进心、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招录了不少。长江工大成为一个大试验室，它无可争辩的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宣扬和推行唯血统论是极其错误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同样能培养成为四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林一山的这种伟大实践，在几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而受到了批判，吃足了苦头，我们为林一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
入学第一年的冬天，学校安排同学们到各工地开展现场教学：水工系的同学开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地，该工程当时正在进行发电厂房施工，安装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水文系的同学去了江西万安水电站工地；地质系的同学去了乌江渡水利工地；工程力学系的同学则直接到长江科学院的土工、水工试验室，我参与的是制作长江三峡船闸模型。通过现场教学，使我们对所学专业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增强了学习的原动力。
长办的知识分子很多，复员和转业军人也很多。这一年的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曾动员了三千名退伍兵直接分配到长办工作。长办传达室的门卫中，有一位享受团职待遇的老红军，领导上多次要安排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文化，不愿意调动，表示一辈子要把长办的大门看好。
四、全国大饥荒（上）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广大农民被迫丢下手中的农活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库，大批成熟的庄稼没有人去收获，就烂在田里，造成极大的浪费，仅河南省就有一半的秋粮被毁弃在农田里。
各地农村在大刮浮夸风的同时，各级领导还在虚报产量，使当年国家向农民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粮食的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就这样，农民手中的粮食大部分被国家征走了，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加上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随意糟蹋粮食，几个月过去，本来不充裕的粮食就被消耗殆尽了。
作家苏晓康、罗时叙在一篇纪实文学中写道:一九五九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二百八十亿斤，而被“浮夸风”吹昏了头的河南省委竟高估产为七百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如此高的粮食征购任务，就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运动”，向农民强行追逼、收交粮食。不少地方都采用了凶狠的捆、绑、吊、打、抓等手段，对农民进行人身折磨，最后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粮，尽数掠劫而去。
随后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中国主动归还苏联贷款，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当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高中学生定量为每月三十二斤，初中学生为三十斤，城市居民为二十四斤。后来城市居民的定量一再降低，有的地方减少到只有十多斤，大家处于半饥饿状态。整个中国大陆食品匮乏，生活必需品十分稀缺，而且都要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两肉票、半块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后来连上厕所的手纸也定量供应了。
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带来的只是工业的跳跃，农业的衰退，国民经济的大滑坡。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批评说：“大跃进鼓励急躁情绪，浮夸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大多数老百姓和广大干部对此感到不安、焦虑、不满；对共产党产生了恐惧，对建设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直言批评毛泽东大跃进的失误：“全民炼钢铁浪费了资源和人力，党内浮夸风普遍滋长。”他的给毛主席的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彭德怀的实话实说令毛泽东大为恼火，认为是与他唱反调。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是上海南汇籍的大干部，早年深造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真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失误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后果，也遭到了无情打击和反复批斗，毛泽东给张闻天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从此，张闻天在政治上跌入了深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夫人刘英也跟着挨整、挨斗，儿子张虹生也受到株连。
毛泽东把这种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再一次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结果向毛泽东为民请命的几位无私者，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左倾错误更加变本加厉。许多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过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遭到了批判，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被批斗，不少正确的观点和议论竟被视作“资本主义思想”、“反对社会主义言行”、“散布右倾悲观论调”、“反对党的领导”而受到批判。上海地区有一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千多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和严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错误。
当时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严酷，大部分人谨慎言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从中央到地方喊着同样的声音，整个社会上已经听不到批评的声音。
彭德怀被整肃之后的第二年，毛泽东的豪情不减，鼓吹继续大跃进。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结果使社会生产力再次遭到大破坏，把上一年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使中国困难的经济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误，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陷入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大幅度下降，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接着出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工业大幅度减产，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商品奇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一九六一年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中国局部地区的农村出现春荒和夏旱，中国的老百姓开始生活在严重缺粮的困境中。一些人民公社的食堂只能供应稀粥汤，当时河南信阳地区有一首公社食堂的顺口溜发人深省：“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
当一场大饥荒悄然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的定时炸弹。后来粮食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不少人饿得走不动路、出不得屋。为了活命，不少农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偷偷挖集体农田里的土豆、红薯或能充饥的农作物；饥民把绿色的植物，甚至连树叶、草根、棒子芯、野菜、槐树花、树根统统拿来充填了肚皮。
上海的灾情比较轻些，饿死人的情况听说得不多，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要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乡亲们告诉我：“那几年，大家一年中没有吃过几顿饱饭，连栽秧、打谷子等农忙季节，也只能吃半干半稀的瓜菜饭。”我假期回到老家，家里招待我的就是大量冬瓜和少量大米烧成的冬瓜饭，缺粮的时候只能煮粥，还要加上许多野菜。母亲曾偷偷对我说：“现在的日子实在难熬，家家户户都吃不饱肚子。在蔬菜地里劳动，肚子饿得没有办法，乘队长不在时，就顺手摘些黄瓜、番茄、豆荚生着吃；挖山芋时大家一边挖一边吃，吃得满嘴唇都是泥巴。”
在三年困难期间，我家有一个亲戚，是南汇县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为儿子结婚办喜事，请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吃不饱肚子的客人在这种场合，都会敞开肚子尽量多吃一些。饭后，母亲问一位老婶娘吃饱没有？老婶娘笑着说：“我把明天的饭也吃进去了！”老婶娘回家后的当天晚上，就感到肚子难受，浑身不舒服，第二天就死了。医生说，她是吃得过饱而撑死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伤感不已。
在上海农村，到处可以看到从安徽、河南等灾区出来逃荒要饭的人。他们要饭时，会拿出大队出具的证明给我们看：“当地农村遇到自然灾害，农民没有粮食吃，村里同意外出度荒。”灾民们还神秘地说：“村里已饿死许多人，再不出来大家全要饿死了！”
在严重的灾害面前，一些地区的领导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极力向中央隐瞒灾情。甚至高报粮食产量、制造粮食丰收的假政绩。在大饥荒的最高峰时期，安徽、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省区还向其它地区大量调出粮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灾荒比山东更为严重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竟然被调到山东去当第一书记“救灾”，可见安徽省委这位主要领导隐瞒本省灾情的本领之高。
五、全国大饥荒（下）
上了年纪的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段“全民挨饿”的悲惨岁月，这吃不饱肚子的三年，最高当局称是“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习惯地称呼是“三年大饥荒”。
大饥荒持续到第二年和第三年，各地农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在饥荒严重的地方，一个村、一个村的农民大批饿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惨绝人寰的世纪大灾难中。
饿疯了的人们，满地疯转，捞着啥吃啥。野菜、草皮、树叶、蚯蚓都能成为腹中之食。还有不少人尝过观音土，一撮泥一口水，吃得肚皮沉甸甸的，吃过后又转化成肚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全身痉挛的时候，就只能用灌服生菜油、桐油、蓖麻油来救治，有的人最后是泻死的。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严重死亡事件，由于江苏省领导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得到缓和。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不少农村干部就“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请求上级拨放粮食救灾。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这样批评宝应县委书记徐向东：“真是个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粮食他还不要。”结果，宝应县有三万五千多农民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二，该县因死亡、外流而失去的劳动力就约占百分之三十。
最高当局的眼睛被浮夸风吹瞎了，在如此严重的灾情面前，仍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既不开仓放粮，又不进口粮食。让国人感到十分愤怒的是，各地农民正在成百万、成百万地被饿死，而中国的粮食却还在一船、一船地运往国外，支援亚非拉地区。与前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全国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但运往国外的粮食却增加了二百多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农民的口粮。
在全国性的大饥荒面前，不少地方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就外出逃荒要饭，到城市、到农场、到灾情轻的地方：有的走西口到新疆、有的北上到内蒙、有的出关外到东北。有些地方官，为了向外界隐瞒灾情，采取了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政策，就是“饿死可以，外逃不行”。因为当时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盲流”。如灾情严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县、乡两级政府，安排民兵日夜把守在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防止灾情泄漏。
为了求得吃饭活命，还是会有一些农民往外跑。我听溧水的一位老乡说过：“在那悲惨的年月，有的农家竟然用一碗稀饭就娶了一个外地逃荒要饭的姑娘做老婆。”
后来，中央下了文件，要求各地将浪迹于各城市、林区、矿区的“盲流”进行清理、遣送回原籍。河南驻马店镇将一些“盲流”强制收容，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下令将“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更有成千上万的“盲流”被收容安置到劳改农场，过着犯人一样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感到绝望，地处边境的不少居民冒着生命危险逃到了国外：如云南的边民大量逃亡缅甸；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逃到香港；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地区的六万余人在一些人的挑唆下，集体逃往苏联；对这件事，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
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内地对“盲流”围追堵截，遥远的新疆对“盲流”却拍手欢迎。三年困难期间，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内地逃荒来疆的农民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介绍其参加工作；等饥饿的农民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这个农民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
我们的学校里不断传来各地饿死人的消息，在互相传递的消息中可以分析出：在这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农村饿死的人多，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区饿死的人多，浮夸风严重的地区饿死的人最多。饿死的人群中，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没有听说干部饿死的；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说是在大饥荒中，“先饿死牲口后饿死人，剩下干部一大群。”从全国范围来看，四川、安徽、河南饿死的人最多，湖南、广西、甘肃、山东、湖北、贵州、云南、青海、江苏、河北、山西、浙江、甘肃、宁夏、辽宁等省饿死的人也相当多。
“反瞒产私分，从农民碗里夺粮”，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反瞒产私分”与上百万农民被饿死同步发生。我看到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四川原有人口七千万人，三年大饥荒中，竟然有近一千万人被饿死。其原因是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奉行左倾路线，在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开展了一场“反瞒产私分”的运动，从全省“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这个省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千几百万吨，可是一九六○年四川省委公布的数字是三千多万吨。在“反瞒产私分”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使国家粮食征购数高达近百分五十。在本省粮食奇缺、到处饿死人的情况下，这个省的主要领导人竟然号召：“调出粮食、支援全国”，导致全省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
四川荣经县县委书记后来沉痛地回忆道：“大饥荒的岁月，全县人口饿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来埋尸的这些人挨着饿挖坑，这是重劳动，有的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令人战栗的腥风血雨历史啊！”
一位作家在一篇报告文学中写道：“三年灾难中，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近一百万人，有的地方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其中息县就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多个村子、五千一百多户死绝。光山县有五千六百多户死绝，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
安徽阜阳地委原宣传部长透露：“原有八百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二百余万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大跃进亲历记》中直言：“三年自然灾害中，凤阳县就死绝八千多户，二十七个村庄的农民死光。”他万分感慨地说：“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盛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凤阳县的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一九六○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现在说起来，既对不起冤魂，也对不起祖先。
东北地区饿死人比较少，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是向苏联借了粮食。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一书，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一九六一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决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湖北的同学告诉我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荆州地区京山、钟祥、荆门三县，是湖北第一粮仓和鱼米之乡，在三年大饥荒中竟然饿死了近十万人。但是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外：这个地区的洪湖县却没有饿死一个人，其原因是洪湖县的县委书记李金玉，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压力，大胆与上级的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实事求是，不搞浮夸风；为了老百姓的生计，在全县实行了允许在自留地种粮，允许在农村养鸡、养鸭、养鹅，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这些土政策，使老百姓度过了饥荒。老百姓动情地说：“李金玉心中有着老百姓，救了这么多人的命，是个功德无量的好干部。”然而，人民的好干部李金玉，却遭到了长期批斗、长期审查的不公正待遇。
后来，安徽、河南、湖南、贵州、甘肃、贵州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责任田”，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泽东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就提出：“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人性在阶级斗争中被泯灭殆尽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对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三年大饥荒期间，到底饿死多少人，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没有公开的报导过。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一个四川省就饿死了一千万人，全国饿死的人肯定会有好几千万。下面一些官方的信息仅供参考，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局限性，统计的资料肯定是保守的，估计出入也较大。
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分析，三年灾难中，饿死的人数大约在一千七百万至二千二百万之间。
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这么多的这场大災难，最高当局有些什么责任？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轻描淡写地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关于这场世纪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分析有三条：自然灾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却针锋相对，直言不讳指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这些言语，在几年后的文革中遭到了毛泽东的清洗，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当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后来说出了真话：“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在和平时期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事件，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愧对老百姓，是应该永志不忘的沉痛教训。”
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分析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历史往往在远距离的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晰，我相信历史学家肯定会对此写出客观而公正的结论。
六、度过饥荒岁月
长江工大创办初期，正遇上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时期，广大群众处在全民挨饿的严酷形势中。后来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紧缩经济、精简机关工作人员、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同时全民动员，大搞农业，大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一九六一年，中央决定在三年内，全国下放二千万人。长办当年共精简职工二千六百人，超额完成中央要求精简百分之二十的任务。长江工大就经历了这段特别困难的时期，不少师生情绪不稳，信心不足。
当时长江工大学生的情况比老百姓要好得多，因为每月的粮食定量有三十九斤。学校膳食科对伙食进行了精心安排：在主食中搭配有大米、玉米、高粱米、蚕豆、小碗豆、红薯干；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吃过观音土，吃了以后肚子发胀。那个时期，肉食每月定量只有几两，荤菜更是少见。可能是油水少，也可能是肚子撑大了，同学们普遍感到吃不饱。长江工大学生的日子还算好过，据说，安徽大学的学生还吃野草、吃树叶以维持生命。
大学生们饥不择食，为了填饱肚子而各显神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邮寄来饼干、点心、炒面粉等食品，这些同学在饥饿时就背着人悄悄地吃上几口；经济条件一般的同学，在肚子闹饥荒时，会到学校东侧惠济路口的饮食店，吃碗罗卜汤、玉米糊或吃块玉米做的“跃进糕”充饥；一些广东同学会挖田鼠、挖青蛇、捉野兔，将它们开肠破肚，烧成美味佳肴；一些没有本事的同学只能去挖野芹菜、蒿菜吃。
那时候，同学们很友爱，假期回校，总会把好吃的食品奉献出来让大家“共产”，上海同学拿出的是放些葱花的盐，湖南同学拿出的是辣椒粉。
一九六一年四月，长办抽调八百多名职工和学生，赴武汉市郊东西湖筑堤围垦。由红军老干部、长办副主任李庭序带队，经过四十五天艰苦劳动，共围垦湖田四千五百亩，建立了长办第一个农业生产基地。
东西湖农场位于武汉的远郊，地势十分低洼，是一片沼泽地。我们开赴农场时，满目荒芜，里面长满了湿地荒草，足有半人高。我们在那里围垦造田，刀耕火种，种植粮食。东西湖农场，土质肥沃，我们春天用锹把在地上凿个穴，播种稻谷；然后到秋天再去收割。赤日当头晒，在田野里从事又苦又累的农业生产劳动，感到又渴又热，我们品尝了“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亲身感受。东西湖农场的野味很多，有野鹿、黄鼠狼等，同学们在收割庄稼时，捉到不少野鸭、野猫。有一次同学们捕获一只野猪，经拔毛、开膛、清洗后，再扎住四脚挂起来烧烤，烧烤后的野猪浑身全是油，参加劳动的每个班级都分到一大块，吃起来香喷喷的，令人难忘。
在东西湖农场劳动期间，罗晓群与聂质逊同学有一次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偷偷地游过几条河，钻进湖区的一个藕塘里，把莲子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两人还脱下长裤，一端打了个节，把莲子装满了裤管，准备带回住地享用；由于聂质逊个子矮，力气小，负重游泳时差点儿出事；罗晓群同学见状，奋不顾身，帮助聂质逊游回住地。这次秘密行动没有被带队老师发现。那时，为了管饱肚子，同学们还学会了抓鱼，并用火烤了吃，虽然没有放盐，但吃起来还特别香。
长办党委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了大办农业紧急会议，部署节约度荒。八月，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长办成立农业委员会，决定利用自身的优势实行生产自救，在长江边滩湿地，围垦造田，开荒种粮。那时人们尚无环保意识和生态平衡的观念，只知道种出粮食，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年末，长办建立农业生产基地两万八千亩，当年收获粮食一百万斤、蔬菜二百万斤。这一年，我们学生一方面学习基础理论课，一方面按照长办的调遣，参加了堤角、东西湖、九沟等农场的劳动。
这一年冬天，学校组织部分同学为农业基地积肥。同学们不怕脏，不怕累，也不怕难为情，拉起了粪车。武汉人管拉运粪车叫“下河”。同学们一清早起床，三个人为一组，一边拉着粪车，一边高喊着“下河！”挨家挨户把马桶里的粪便倒灌在粪车里，再把灌满大粪的粪车拉运到远郊的易家墩农场。当时大家都吃不饱，拉上一台三、四百斤的粪车，来回一趟三、四十公里，实在很不容易；回来的路上，只能用自带的一小根白罗卜或乌笋充饥。有一次拉着粪车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穿越道轨时，人小力薄的上海籍刘木根同学实在支持不住，从台阶上滑倒了，粪便溅了一身，全身臭烘烘的，弄得十分狼狈。
劳动确实能改造人，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少爷”、“小姐”，吃了这么大的苦，遭了这么大的罪，不但坚持住，而且能挺过来，其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长江工大学生就餐时的狼狈情况：同学们在食堂打了一碗粥后，就边走边喝；有的同学在喝完之后，还要用舌头将碗舔干净。我记得，不少广东同学用陶盆到食堂打饭，一次能打一斤多饭和菜；陶盆其口大而浅，外面粗如砖瓦，内面涂有黄釉，称之为“黄盆”。
由于营养缺乏，不少老师和同学得了浮肿病、肝肿大、闭经病，俗称营养不良的“新三病”。我们班上的徐润华、刘宗林同学患了严重肝炎，双眼发黄，身体虚脱，被送进了长江医院进行诊治。得了浮肿病的人，用手指在额上按一下，一按一个凹坑；有的浮肿病人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
随后，全国教育战线大收缩，学校大精简。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全省中央部属高等院校由二十所减少到九所，地方所属高校由四十八所减少到十二所，在校学生由五万三千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省直机关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长江工大要停办。
长办党委从保存技术人才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长办不搞“大砍一刀”，按照“自己养活自己”的办法，实行生产自救和自保。
形势十分严峻，险些被撤销的长江工程大学被长办党委保全了。然而“自己养活自己”的决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在不容易！为了实现自保，长办党委对长江工大做出了重要改革：决定按江西劳动大学半工半读的方式办校，学制由五年改为七年，实行“二、四、六、七学制”，就是规定每年有假期二个月、劳动四个月、教学六个月，用七年时间完成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五年所学的课程。这个方案曾由长办党委派教务处王秀成同志到北京向水电部请示，并获得口头批准。
为了适应大办农业的需要，学校又增设了农田水利系。我也被学校调整到了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系，我为此闹了点小情绪。后来，农田水利系合并到水工系。
面对如此巨大的变革，特别是每年必须参加四个月农业生产劳动的决定，许多同学想不通，感到这样的变革过于残酷，让人没有希望，让人无法忍受。陈京莉、毕仁麟、高寿松等同学，包括我的同乡张文耀、张小苞、葛昌钰在内的二百多名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对于这些同学的出走，我感到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女同学楼枚离开了学校后，当年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由于我家实在太贫穷，回家没有出路，更没有好日子；学校再苦，也比家里好，我就留了下来。
对留下来的同学，学校加强了形势教育，通过大量工作，同学的情绪逐渐稳定，信心得到增强。同学们都决心与长办的广大职工一起，积极参加农业劳动，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度过当前最困难的岁月。
七、大战柳山湖
一九六二年初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长办干部、职工的粮食供应不足问题，长办党委做了一个大胆而且正确的决策：围垦柳山湖，大面积种植粮食。林一山主任在动员报告中风趣地说：“水抽干后，鱼吃不完，可以学习巴西人的办法，磨成鱼粉发展饲养业。”于是，长办调集了机械设备，组织了不少干部、工人，还有我们全校大学生来到了湖北嘉鱼县，实行围湖、造田、垦荒、种粮。
五月的一天，我们早上乘上小轮船；中午，每人领到了二、三个高梁面团子做午餐，同学们戏称圆的团子是“铅球”、扁的团子是“铁饼”，这种很粗糙的东西咬也咬不动，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到了下午，大家肚子饿得不得了，男同学就把“铅球”和“铁饼”全都吃光了，女同学就把剩下的“铅球”和“铁饼”，用小刀切成薄片，全部捐献给男同学享用。
来到围垦工地，在一片荒芜人烟的田野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离起码的生活条件也不具备。同学们用自己的双手，搭建了简易的芦席棚，以挡风雨。工地的条件十分艰苦，整个工棚里，只有班主任薛四林老师及患有关节炎的熊克刚同学，可以用几块木板架床；其它同学则在潮湿的地上直接铺上棉絮和被子，睡在上面，整个被子湿粘粘的。有时青蛙就在枕边呱呱叫，青草会在被褥的四周冒出来。由于工地卫生条件差，我们经常受到小虫的叮咬。
我们在柳山湖边缘，圈出近二万亩的湖面，用机械和人工挖运土方筑成土堤，再用抽水机将堤内的水排干，平整土地后种上水稻，收获粮食。修建挡水土堤是围湖劳动的主要任务，土堤高四至五米，顶宽三米，土堤长度有五公里以上，土方的工程量很大，但必须抢在汛期前完工。
由于挖土机、汽车、拖拉机等机械设备不足，修筑土堤的土方挖运任务主要依靠我们身强力壮的大学生。柳山湖土壤为淤泥质粘土，土壤含水量高，我们用铁锹把粘土切割成土块，每块大约二十斤重。当土堤的运距较近时，同学们排成长龙，一块一块地将土块传至堤上；当土堤的运距较远时，则将土块铲在铁丝编织的竹筐中，靠同学们挑担运送。我们年轻人激情昂扬，谁也不甘人后，在十里长堤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劳动竞赛的指标节节攀高，记得那时每人每天挖运的土方量达到四、五立方米，一个人挑着一百来斤的重担要跑好几十个来回。在工地上，我们这些学生，每天挖土、抬土、修筑堤坝，肩膀磨出了茧，脚底打起了泡，仍然咬着牙支撑着，大家被重体力劳动累得腰酸背痛。
同学们最揪心的日子是下雨天。老天一下大雨，芦席棚里到处会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同学们就把脸盆、脚盆、口杯用来接漏。接漏的声音叮叮咚咚，犹如一曲动听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交响乐。就这样，我们在夏日多雨的围垦工地上，吃着高粮面，睡在潮湿的地铺上，艰难地度过了两个多月。
六月的大暴雨，引起外河水位暴涨，柳山湖围垦工地刚修建的大堤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随时会被洪水淹没。于是，我们不顾自己的安危，整个身子泡在湖水里，连续几个小时从水下取土加固堤坝。大学生们感人的事迹在《人民长江报》上做了长篇报导。第二场大暴雨，造成外河的洪水逼近堤顶，形势十分严峻，同学们奋不顾身地用身体组成人墙，同洪水拼搏；但是洪水上涨的势头没有减慢，眼看大堤会被洪水吞没，长办党委部署大家紧急撤退。当我们全部撤到轮船上，长办组织了爆破工把大坝炸开了一个缺口，滔滔的洪水从缺口处汹涌澎湃冲进堤坝内，大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乘坐的小轮像汪洋中的一叶小舟；现在想起来，还是感到十分后怕：当时如果撤退不及时，可能会出很大的事故。
由于长办坚持大办粮食和“自己养活自己”的正确方针，实行生产自救，长办的饥荒逐年得到缓解：一九六二年秋收后，长办职工和长江工大师生每月增加了粮食和食油补助量；一九六三年粮食的供应情况进一步好转，这一年夏收时，由于劳动力紧张，长办九沟农业基地种的粮食来不及收获，当地的老百姓跑来凑“热闹”，趁着夜色来临，划着小舢板船偷偷来抢收宝贵的粮食，长办的同志也没有追究此事，因为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于是在当地老百姓传开了这样一句佳话：“长办，长办，一人一半”。
八、家乡出名人
一天晚上，在柳山湖劳动的工棚里，众多单身汉闲着无事，为打发时间，有人提议，今晚要敞开心扉，进行星夜倾诉，每人都要如实交待自己的恋爱史。
邓万阶同学年龄稍大，上大学前已在湖北汉川农村结了婚，他向我们介绍了父母为他包办婚姻的经过，无非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等俗套。
轮到湖南土家族的孙尔雨同学，大家要他介绍民族风情及本人的风流韵事。孙尔雨同学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眨巴着眼睛，高声朗诵：“天上的星星千万颗，而我只有老婆一个；就是这一个，也已经太多太多！”引得同学们大笑。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怎么会引用这样的诗句，袒露自己的心声，或许是他对土家族的娃娃亲很不满意。这个老夫子，迂腐得叫人喷饭：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他与同学争吵而生气，孙尔雨大骂这个同学：“你强奸了大学生的名誉！”
大家也要我倾诉心中的秘密，我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生：
“高中与我同桌的女同学叫陈惠中，家庭出身是地主，因得了肺病而没能参加高考，而我当年也未录取，于是她曾邀请我一起去新疆，因我不赞成而没有去成。第二年，我们再次参加高考。高考结束那天，我们在外面吃饭，她要请我吃饭，我坚持各人分别付钱。我考上了大学，而她却没有录取；她写来了许多信，我一直作为同学关系与她通信。有一次来信，她告诉我，她与一个乡村小学老师谈恋爱，失恋了，信中问我怎么办？……”众学友哄笑着，对我说：“这是人家在暗恋着你，你竟无动于衷！”我当然不承认。后来，爱开玩笑的金宝华同学给我起了一个“姚邦东”的外号，即在我的名字取首尾两个字，再加上一个东字，意思是姚与陈相结合，这个外号叫了好一阵子，弄得我哭笑不得。柳山湖围垦劳动结束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从学校阅览室看完书回到宿舍，只见我的床前贴上了大红的“喜”字，两边还有红纸对联，金宝华和张小苞同学硬要为我庆贺“新婚之喜”，他们还在我的胸前强行挂上了大红花，大闹我的“洞房”。这次突然袭击，把我搞得甚为狼狈，我又急又羞，对金宝华的恶作剧很为恼火，有三天没有理睬他们两人。
在一个休息日，我和几个同学徒步来到嘉鱼县长江边的古赤壁遗址。在江边，看到了传说中周瑜手书的“赤壁”摩崖石刻。据说，这里是孙权、刘备联军火攻曹操战船，大破曹军的地方。当时火光冲天，将江岸石壁照得通红，“赤壁”因此而得名。
还有一天，我们班上几位同学在一起摆谱，各自吹嘘自己家乡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湖南湘潭籍的谌继辉同学摇头晃脑，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他傲意十足地唱道：“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湘潭出了个毛泽东！”显得得意洋洋。穿黑衣服的贺克平同学，是宁乡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他一面微笑着、一面慢悠悠地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我们宁乡人。”
我介绍自己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县，在浦东南汇县长大，我说：“我们那儿的名人很多，有黄炎培、胡适等……”大家说：“黄炎培的功劳比不上毛泽东、刘少奇，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我接着说：“曾经当过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是南汇人。”大家说：“那是三十年代的总书记。”我又说：“国母宋庆龄是川沙人。”大家连说：“宋庆龄是名人，是名人！”后来又追问浙江籍的王振毅同学，王振毅同学个子小，讲话嗫嚅，是奉化人，他小声的说：“我们奉化出了个蒋介石，可以说是个反面的名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谌继辉同学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被毛主席、刘主席打到台湾去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实际上，出生于上海的名人还很多：有共产党高官陈云、有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还有担任过上海公学校长的大文豪胡适等。
在上海从事过革命工作的人物也很多，有国父孙中山、陈独秀、恽代英、向忠发、蔡和森、顾正红、向警予、邓中夏、王若飞、秦邦宪等。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在上海围剿太平军，在华山路上还有李的私家花园。杜月笙、蒋介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大文豪鲁迅、文学家郁达夫、文学家巴金、茅盾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散文家徐志摩，早年就读于上海。在上海做出学问的名人还有：科学家徐光启、教育家陶行知、史学家钱大昕、文物专家哈同、新闻先驱章太炎等。
九、感染血吸虫病
长办东西湖、何家邦、银莲湖、柳山湖四大农业生产基地，都是湖北省血吸虫肆虐的疫区。在柳山湖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每天要接触疫水。在出工前，我们虽然在手脚外露部位涂上了血防油膏，穿戴了手套、长统胶鞋等防护用品，以防感染。但那时我们缺乏防护意识，同学们长时间在疫水里取土，甚至还在疫水里游泳、抓鱼，一泡就是几个小时。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重体力劳动结束后，同学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回家休息。在上海老家的一个多月，我时常有些低烧，后来又感到浑身乏力。暑假后我回到学校，听说不少同学都患了急性血吸虫病。
我的家乡南汇县，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一九五三年，全县二千五百多位青年参军前参加体检，检查结果：血吸虫阳性的人竟达三分之一。得了这种病就会有发热、腹泻、乏力、肝区不适等症状；中期病人，会引起肝硬化、肝脾肿大、腹水和食道静脉曲张；晚期病人，腹胀如鼓，所以，家乡人称这种病为“肚饱病”。血吸虫病的死亡率很高，解放前夕，周浦镇西的朱家宅六户人家中有八人死于“肚饱病”。毛主席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就是这种病的写照。
我在十三岁和十八岁时，曾两次患过这种恶病。那时，我的肝脏出现了肿大，脾脏肿大二指，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我痊愈出了院。而我有一位病友，是个“三房合一子”，就是父辈弟兄三人，只生了这根独苗；他在血吸虫病的治疗中，因药物反应严重，不幸去世。因此，我很害怕自己第三次感染上这种令人恐怖的疾病。
经长江医院检查，我被确诊为急性血吸虫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经普查，长办参加农业劳动的干部和学生，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的有八百多人，参加柳山湖围垦的长江工大同学，有四分之三患了这种病。这么多的人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引起了长办和水电部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长江医院缺少床位，就把青年大楼的一、二层全部腾出来收治病人；长江医院缺少医务人员，就向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借调。
当时对血吸虫病患者的治疗，采用一种“以毒攻毒”的锑剂治疗法，二十天为一个疗程。锑是重金属，病人注射后，使寄生在静脉中的血吸虫中毒而死，但是病人的肝脏、脾脏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治疗过程中，聂质逊同学曾经昏倒在洗脸间内，后来疗养了一段时间后再继续治疗。而我已是第三次感染血吸虫病，对注射锑剂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这一次治疗，打到第十针后，我的身体反应很严重，胃部恶心，一点也吃不下饭，体质极度虚弱，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况，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医生害怕出现医疗事故，决定停止治疗，让我阳性出院。临走时，医生再三叮嘱我：“出院后，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一定不能喝酒，也不要太劳累，否则容易出问题；如果保养得好，也可以活到四、五十岁，甚至更长。”在医院治病期间，水电部钱正英、冯仲云两位副部长还专门到长江医院看望我们，表示慰问。
我死里逃生后，一直牢记医生的嘱咐，几十年来注意身体保养和锻炼，坚持不喝酒，现在竟然活到六十多岁还在世，应该说，这是一个奇迹。
十、爆炸声惊动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台湾的蒋介石正在起劲地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当年盛夏的六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我们的教学大楼、长办的新大楼突然发生爆炸事故，新大楼西端的五层楼房全部倒塌。同学们刚从柳山湖劳动归来，被这突然来临的事故吓呆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学校的老师一脸严肃，不肯多说什么。大家认为，这是敌人的破坏事件。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立刻封锁了现场。
公安部门的领导说：“会不会有人与蒋介石内外呼应，进行阶级报复？”要求长办各单位排查可疑人物。由于长江工大大多数同学出身不好，无辜的同学们被作为怀疑对象而受到监视。公安部门如临大敌，首先在宿舍区布置了不少便衣，并通知我们学生一律不得外出。我每天要到广播站去，不知何故，四楼广播站门口也站了两位便衣。我们被告知：“所有的同学被禁止到四楼的平台上，连做早操也不允许。”在学生宿舍楼的西面五百米处是中共武汉市委的大院，市委的大门口也加强了警戒。这件事对我们同学的压力很大。
后来查明，这根本不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是新大楼的地下室放置了汽油和胶卷，由于汽油浓度大，加上盛夏天气的温度很高，引起了自爆，造成了一场虚惊。
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好在武昌，闻讯后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当他得知该大楼里存放有数以吨计的一百多年来长江水文资料，是很宝贵的财富，就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打电话，询问林一山：“放在新大楼里的资料有没有受到损失？”林一山汇报道：“新大楼里存放有大约二十多万件技术档案资料，经抢救清理共损坏二万五千多件。”当毛主席知道这些资料基本完好后，又指示林一山：“要把珍贵的长江原始水文资料和整理好的水文成果，复制三份分藏各地保管，一是防止意外事故造成损失，二是应采取的备战措施。”
后来有人分析，由于当时毛主席在武汉，为了确保毛主席进出中共武汉市委大院时的安全，对与武汉市委不远的长江工大学生宿舍楼进行监控和警戒，是保卫毛主席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可能与新大楼地下室的爆炸一事没有直接的联系。
十一、周总理接受赠礼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将农村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分给农民作自留地，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地；准许农民把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卖；这些被称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开始缓慢地恢复和喘息。
一九六三年以后，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长办通过大办农业，粮食困难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和缓解，长办的干部和学生得到实惠：由于增产了粮食，每个干部和大学的每个师生，每人每月增加了三斤半粮食和三两菜油的补助。这种改善，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年月里，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踏实，对祖国的前景又充满了新的希望；这种改善，也令外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对长办羡慕不已。
后来，长办农业生产基地逐步缩减，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长办最后一个农业基地——东西湖农业生产基地，正式移交给武汉市东西湖农场管理局，从而为长办的三年最困难岁月划上了句号。长办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长江流域的规划、设计、治理等繁忙的业务工作中。从一九六三年起，我们大学生不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可以安下心来上课了，长江工大的“二、四、六、七学制”停止实行，又恢复了以教学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长江工大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逆境中度过了这三年最困难的岁月。有人统计过，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长江工大的同学们在大办粮食的农业生产中，平均每人劳动了三百多天，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中劳动时间最多的大学生。
痛苦和磨练对青年来说，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其教育意义极为深远。绝大部分同学经过大量农场劳动，增强了劳动观念，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毅力。经历了这一段特定时期，同学们从困难中磨练自己，变得能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特别是当时参加农业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增产了粮食，度过了饥荒，成为我们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由于长期挑担用右肩，不少同学右肩的肌肉明显高于左肩，这是从事过三年大办农业的长江工大同学所特有的体征。
经历了这么多的重体力劳动，对我的一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培育了我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了我克服困难的毅力，我的人生观也变得更积极、更乐观、更富有活力。
通过大办农业，长办实现了向周恩来总理做出的“自己养活自己”的承诺，不但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而且保存了实力。在当时的困难时期，全国许多单位，人才流失严重，单位受到重创或解体。而在这个时期，长办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技术队伍，而且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专家；同时，长办还积存了技术人才的后备力量——长江工大的学生，这为后来长办承担葛洲坝工程、长江三峡等世界级水利工程积蓄了重要的设计力量。
在大办农业的岁月，林一山曾带着几千名长办职工和长江工大师生的深情厚谊，将长办的劳动成果送到北京，馈赠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份礼品仅仅是二十斤大米、二小罐蜂蜜、二十个鸡蛋。在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里，周恩来总理详细听取了林一山主任的汇报：在三年困难期间，长办实行生产自救和自保，不但生产了粮食，度过了难关，而且保住了人才。总理非常高兴，连声夸奖林主任；从来不接受礼品的周恩来总理，竟然有了这一次特例，欣然接受了长办同志馈赠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礼物。周总理深感欣慰的是：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设计、科研队伍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毛主席最关心的长江三峡工程，在条件具备时就可以动工兴建了！
十二、超清华的口号
一九六二年之后，全国贯彻“高校六十条”，学校逐步恢复了正常教学的秩序：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适当安排劳动、科研、社会活动的时间，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学校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由于长江工大创办于经济紧缩的时期，当时的物质条件非常缺乏，要办好大学，的确是困难重重。为了加强对大学的领导，林一山兼任了校长，孙昌任校分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留美归来的专家李荣梦任副校长。一九六二年四月，又调来赵文怀担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林一山对长江工大的办学十分重视，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明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生产、科研相结合”是长江工大教学的总原则。
林一山提出：要把长江工大建设成一所抗大式的大学，要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三八作风”作为建校方针，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扎实理论基础，有专业实践能力和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有用人才。
林主任对我们寄予了厚望，在一次报告中，他讲了一句我至今忘不了的名言：“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他还意味深长地教导我们：“长江是条黄金水道，一条长江的运输量，相当于五十条铁路。”勉励同学们开发长江、建设长江、献身长江。
林一山的教育思想，确实与众不同，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长江工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是：“赶清华、超清华。”林主任明确要求：“长江工大培养的毕业生，其思想水平、知识结构、业务水平、工作能力都要全面超过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提出如此高标准、严要求的口号，在当时全国的高等院校里是独一无二的。
对林主任的雄心壮志，褒贬不一。事实上，林一山是为了在教育改革与培养人才方面有所建树，也为了鼓舞全校学生奋发向上的决心，鼓舞全校教职员工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信心。
长江工大的教员，少部分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西北科学研究院；大部分是抽调长办各处室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长江工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它不可能拥有清华大学众多堪称一流的教授。但长办拥有一些比清华大学更有利的教学条件：长办能够提供一批大中型水电工程的施工现场，当时的长办有“万里长江是课堂”之美称；长办各部门拥有的生产设备、科研仪器、技术资料，能够为长江工大现场教学、科学实验、生产实习提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长办拥有着经过长期工程实践、数以千计的优秀工程师，他们不但具有较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较高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水平，这些工程师，既善于运用理论来解答生产实践中的问题，也能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从而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启发性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许多老师还是全国水利界有一定声望、有一定影响的前辈。我记忆犹新的是，负责我们“测量学”教学的是张工程师、达工程师，众所周知，测量需要很好的视力，令我们不解的是，张工程师的一只眼睛是瞎的，只有一只眼睛能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张工程师是水利界测量工作的前辈，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定线、测量就是他负责的，真让人万分敬佩。
长江工大的学籍管理很严格，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必须退学。水工二班苏北籍的董清泉同学，在大学二年级时，因两门功课不及格，被学校劝退。许多同学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学习跟不上离开了学校。
在校期间，我们共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三十六门。长江工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实施“以横带纵、纵横结合”的特殊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是长江工大的独创，与别的大学不同。简单地说，这种教学方法就是“干中学，学中干；干学结合，学以致用。”
这里说的“纵”是指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横”是指专业范畴。以横带纵，即是以专业课带基础课，也是以工程实践为线索来安排教学内容。除一些必要的基础课以外，其它课程均不单独开设，而是采用相应的穿插教学方法。我们水工系原教育干事崔志豪老师介绍：“当时我们系的教学计划是采取二条主线、一门主课来组织教学内容的。二条主线，一是学习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土力学、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水工建筑物等力学基础课程；二是学习水文学、水力学、水利计算、动能经济、水电站等水利专业课程。一门主课是大中型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求同学们必须学习和掌握这门主课的全部方法，学生毕业后，会独立进行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工作。老师就按生产程序中初步设计报告的篇目，采用工程实例来组织教学。”在专业课学习阶段，同学们常常是带着生产上的问题去学习理论，又将所学的理论应用于生产，不仅学得活，也用得活。
长办在办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从事规划、设计、水文、勘测、科研以及工程施工现场各方面的优越条件，促进了教学与生产、科研相结合。
长江工大学生，在校期间都经历过多次生产实习。特别是在技术基础课学完后，学校不失时机地安排学生进行真刀真枪的实际工程设计，也就是说学生们在校期间就直接参加了祖国水利工程的建设。
据原教务处副处长王秀成的回忆：“长江工大学生在校期间就独立承担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科研、勘测、机电安装等生产任务。水电系的同学协助江西省江口水电厂完成了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陆水水电厂汽轮发电机组的大修及施工、变电所和动力控制系统的安装；工程力学系的同学完成了两个大型水利枢纽整体模型的制作、完成了一个水利枢纽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全部试验任务；地质系的同学协助进行了贵州乌江渡坝址、四川白龙江坝址、云南虎跳峡坝址的地质勘测工作；水文系的同学协助完成了六个水文站的汛期测验任务和水文分析工作。”
长江工大培养的学生，不但有着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有着实际工作经验，更有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大多数学生一毕业，就能独立承担大中型水电工程的设计任务，并且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这种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在当时全国几百所高校中是罕见的，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奇迹，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大学教学模式。
长江工大的办学路子，得到了上级和社会舆论的肯定和赞扬，高教部蒋南翔部长在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校长会议上赞扬：“长江工大的办学方向，符合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条腿办学的方针。”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特邀我校赵文怀副校长介绍了长江工大的办学经验，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肯定。《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头版刊登长篇报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发挥人力、设备潜力，创办工程大学，半工半读培养长江水利水电建设人才。学生带着生产问题学理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学得活，用得活。”标题很长，长篇报导全面介绍了长江工大的办学经验。
历史事实说明，老师和学生也都认为，长江工大的经验是成功的，不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积累与才能培养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而且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明显提高。
十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些明智的农村干部，针对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针对农民“肚子不饱、思想不好、生产没有积极性”的现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扩大小私有，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做法。
那时候，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将共产党极左的社会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九六四年，党中央决定组织工作队，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单干风”、“翻案风”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大多数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被抽调到工作队，协助地方干部开展运动。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一位参加工作队的同学，给我讲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刚到农村的第二天，在一个生产队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动情地高声控诉：“过去地主家里过年时，在一张长餐桌上要摆满几十碗菜，鸡鸭鱼肉样样都有；而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年到头闻不到肉香味，天天吃不饱肚子，全村饿死了好几个人，我家也差点饿死。”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有的农民偷偷地笑了起来，原来这位老贫农回忆了新社会的苦，大队干部连忙打断了他的发言。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长江工大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没有放松过。水工系主任陈中祺曾经责问过自学英语的康清梁同学：“你已经学了俄语，又要自学英语，这是思想不好，是不是以后想到美国去？”让人听了感到啼笑皆非。
同学们还记得学校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过一些同学：
刚进学校的第一学期，有一位李万春同学，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他学习很自觉，在新生周里就起早摸黑地看书。不久，他有了许多科普、小说、数学方面的新书，学生科的周信老师认为是他偷来的，开了几次批判会，李万春同学始终不承认，最后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工力系二班的戴长贵同学，湖南邵阳人。在长江工大表现很好，是团支部的培养对象。后在当地政府的要求下，这位同学被遣送回老家。起因是他父母与家乡的大队干部顶了几句嘴，大队干部恼羞成怒，就派人到长江工大反映情况：“他家是不法富农，对人民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最近他父母在老家投毒”，要求学校将戴长贵送回原籍劳动改造。戴长贵同学离校回家时，班级团支部书记莫之灏还把他送上火车，并专门交待列车员：“他是不法富农子弟，要对其加以监视。”戴长贵回到家乡，没有什么出路，后来到盲流到云南边境打工糊口。
工力系罗晓群同学，为人很聪明。有一次，他向同学说了这样几句顺口溜：“一蹶不振、两袖清风、三餐不饱、四肢无力、五脏俱焚、六神无主、七窍生烟、八面玲珑、九死一生、十分危险。” 这几句卖弄小聪明的话竟被学校认为是污蔑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果遭到了批判；后来，他因被指控写反动日记，被长江工大开除回家。
工力系的赵锡寿同学，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时逃到台湾。有一次他悄悄地对要好的同学讲，父亲曾从台湾回大陆看望过母亲，学校就追查此事，后来因赵锡寿同学不肯交待，被长江工大开除回家。
水工系江智敏等同学，曾被学校指控为三人“反革命小集团”，被学校开除。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按照党委的安排，长江工大在学生中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全体大学生，自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防止修正主义演变；动员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向党交心，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实际行动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学校党委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专门组织了地质系调干班的党员同学到各个班级，指导运动。这实在是一场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每个同学都要详细交待：自己的简历，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简历、主要经济来源、政治思想与信仰、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他们对自己思想上的影响等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自己父母亲及祖父母一生的所作所为，更不会知道他们的兄弟姐妹一生的所作所为。
阶级斗争太可怕了，它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扭曲。在运动一开始，熊克刚同学向学校举报：“姚治邦隐藏了一张反革命父亲的照片。”这使我十分紧张，深怕学校抓住不放，自己又讲不清楚，担心过不了关。
为了向党交心，我绞尽脑汁，用了一周时间，写了十多页交待材料，交给团支部和调干班的党员同学审查，再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补充和修改。
在向党交心、洗手洗澡阶段，组织上安排我在小组里第一个交待发言。我详细向与会者交待了父亲的经历、父亲当伪乡长期间所犯的“罪行”、还有我保存父亲照片等严重问题。在会上，我主动上纲上线，深刻批判了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质，还将一张南汇县人民法院对父亲处决的判决书和一张被我保存了十四年的父亲照片上交给学校。最后，我还真诚地向党表示决心：“坚决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线，一辈子跟共产党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这场触及灵魂的检查和交心，在同学们帮助下，历时两个半小时，才算过关。
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同学们都感到惊恐、颤抖、人人自危。每个人都要违心地进行自我检查和交待，都要违心地批判他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帮助其提高认识。我们小组的朱蒲英同学，外号叫“小肚皮”，此人懒得出奇，一个人能久坐不动，不喜欢洗脚，不喜欢洗衣服，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朱蒲英同学性格内向，平时不善言谈，在这次运动中检查不深刻，被认为与家庭划不清界线，一直过不了关；后来大家对他进行了“多次帮助”，朱蒲英同学也做了多次交待，才勉强过关。
参加这样的运动，让同学们感到受到侮辱，感到丧失自尊。同学们梦想和祁求：“如果在今后的生活里，不再有整人的政治运动，那该有多么美好！”
我们这一代人处于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历尽曲折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不少人都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慨。生活在一个缺乏民主、缺乏自由的整人世界里，真的很不幸。出生不好的人，只能接受别人的批判、别人的训斥，感受革命的恐怖；却无法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帮助、情谊、温暖、快乐。当时有一首歌广为流传：“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充满阳光”，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就说：“可是阳光总是照不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革命队伍，要取得党的信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十四、南阳灌区工程设计
一九六五年，长办党委考虑到长江水电建设的项目多、任务重，决定以“设计四清”来代替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决策获得了上级的批准。
长办是一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过去搞的许多政治运动，让知识分子感到害怕、感到心有余悸；所以，让技术干部参加设计工作代替下乡搞“农村四清”的决定，受到了长办广大干部的欢迎。搞“设计四清”的单位，除长办外，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单位。
这一年八月，我们学生正处于毕业设计阶段。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班级的同学兵分两处：大多数同学参加了长办规划设计处负责的武汉市东西湖地区一个大型排涝站的工程设计；我和易建伟、贺克平、金宝华、朱庆福、姚忆平、朱蒲英等七位同学随规划设计处灌区组的同志，赴河南省南阳市，参加河南省白桐灌区渠首引水工程扩大初步设计。
白桐灌区为鸭河口水库的主要灌区，是河南省重点商品棉粮基地。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一百六十万亩，工程引水流量一百二十二立方米/每秒。主要建筑物有进水闸、冲砂闸、混凝土溢流坝、导水建筑物等，工程总造价为四百三十二万元。该工程于当年十一月正式开工建设，第二年六月底竣工。
南阳专员公署是一座三层楼的清水砖砌建筑物，门前有用四根混凝土圆柱子顶起的门厅，在当年已显得有些气派。南阳专署对长办参加现场设计的同志非常照顾。开始两个月，把我们安排在南阳宾馆食宿，条件当然很好，每天只交五角钱的伙食费，宾馆供应六菜一汤，吃得很好。我记得，在中秋节那个晚上，南阳公署设便宴招待了我们，吃完晚餐已是晚上八时，还安排我们观看豫剧“朝阳沟”的演出；我们一行人到达剧场时，场内已坐满了观众，留给我们的位子是第三排中间，待我们就坐后，演出才正式开始。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使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在吴志达、付德寅、王淳、冯玉禅、高正省、闻德鸣、张长生、小林、小苏等工程师和党支部副书记岳素琴的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分配在水工、机电、施工几个专业组里，担负起该工程设计任务。在同学中，易建伟和我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后来，我们又搬到石桥乡夏村进行现场设计。现场设计是真刀真枪的设计，我们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抓紧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同志们讨论后，会提出各种解决的方案，我就把它记下来。五个月后，我基本掌握了灌区工程各种建筑物的设计方法和工作部署，得益很大。由于时间紧，我们没有休息日，晚上还要加班，但我们觉得很充实、也很宝贵。为了把这个工程的设计经验学到手，也为了积累资料，我花了整整六个晚上，把这个工程的设计书，一字不漏地抄在我的大日记本上，整整抄了一百六十五页。
当时，学习雷锋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夏村现场设计的几个月中，我每天早上都坚持打扫男女厕所，赢得住地职工的好评。在工地上，长办同志对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真正做到了传、帮、带。我记得，党支部副书记岳素琴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大学的赵文怀副校长。一次，我不小心，头上撞了个口子，流了血，岳素琴安排同学们陪我去医院包扎伤口和打破伤风针；之后她一直像大姐姐和师长一样关心我、鼓励我，要我争取进步；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和联系。女工程师汪小云对朱庆福同学也是非常关心，为了不让朱庆福同学受冻，汪小云把丈夫的皮大衣借给朱庆福穿。
十五、引黄工程设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根据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一次由全国有关部委和有关专家参加的治黄会议。
会议涉及到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的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周总理说：“兴建三门峡工程，陕西省有不同意见。中央曾以淹一省（陕）救五省（冀、鲁、豫、苏、皖）为原则说服了他们。现在一省淹掉了，五省还是不能救，大坝又炸不掉，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再拖了。”周总理首先让林一山发表意见。
林一山认为黄河的问题首先是个认识问题，不能把河水泛滥、泥沙太多视为不可治理的原因，从而把黄河称为害河。应当将黄河的泥沙和洪水看成一种财富，加以充分利用，为用而求治，要从农业的角度着手制订治黄方针。林一山建议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采用底孔排沙，保持峡谷河段有效库容的改建方案，这个重要方案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和批准。
关于黄河下游的治理问题，林一山提出了让与会者耳目一新的新见解：“我说黄河的问题不只是个水利问题，而基本上是个农业问题。整个黄河流域缺水，但我们还要化钱、搞堤防把水送到大海，这不是很大的浪费么？”“治理黄河，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吃光！喝光！”他提出了在黄河下游开展引黄灌溉，减少黄河泥沙对河床的淤积；也就是采用扩大种植水稻的方法，来解决黄河的泥沙危害。这个重大建议又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支持，周总理说：“袁世凯能在天津小站的盐碱滩成功地种出大米，黄河两岸的条件无论哪一方面都比小站好，为什么就不能大面积种植水稻？”总理当即决定，要长办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到黄河沿岸推广“放淤稻改”工作。当时会上在座的李先念副总理忍不住笑了起来，以手指着林主任说，“林一山，你这家伙真会说，怎么就想出了这么个妙方呢？！”
一九六六年初，长江工大决定，从元月起，每月给我们同学发放十六元五角生活补助费。二月一日，学校安排我们班级的几十个同学，参与“长办治黄工作组”。考虑到北方气候寒冷，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件黄军大衣，军大衣穿在身上，倍感神气。二月三日，同学们在张毅、林春水等老师的带领下乘火车来到位于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与先期抵达的长办同志一起参加“放淤稻改”工程设计。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国民党在一九三八年扒开黄河大堤的地方——花园口。这次扒口，造成了黄河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改道，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的人民遭受了灭顶之灾，淹死数十万人。
长办总工程师黄源向我们作了黄河治理和稻改工程规划设计的报告。根据长办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共同安排，同学们分成三个小组，大部分同学参加濮阳、中牟二地的稻改工程设计；我和另外二名同学被派到范县，参加范县稻改工程设计。范县的县城很小，只有不长的二条街道，估计居民不到一千人，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集镇，据说，因为水利矛盾突出，范县在上一年刚从山东划入河南省，令人称奇的是：范县的县城设置在距县界五公里外的山东莘县境内，成为“全国一大怪”。第二天，我们乘车到达范县杨集乡西桑庄黄河修防段，范县的稻改工程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在西桑庄，我们三个同学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程设计中，根据“河南省一九六六年引黄种稻工程技术要点”和“黄河两岸稻作灌区设计参考资料”，我们只用了二十五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县一万亩稻改工程的各项建筑物设计。其间，河南省的彭笑千副省长和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陈总工程师专程来西桑庄看望了我们，我向领导汇报了设计工作的情况。彭笑千副省长讲了二点意见：“一是长办的设计是合理的；二是考虑到省里经费困难，希望把沉砂池出口的泄水闸和渠道上的节制闸搞成临时的。”
在范县，我有过一次遇险的经历：有一天，我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仁骑自行车去县城，从黄河大堤公路下坡时，我双手紧握住自行车的刹车把手，不知怎么回事，车子就是刹不住。自行车就沿着二十多米高的黄河大堤坡道往下直冲，并且越冲越快，犹如“飞车直下三千尺”。当时黄河大堤下面正好是范县的煤场，有很多人在排队买煤；人们看着我的飞车都惊呆了；此时的我，却十分冷静，双手把握好自行车的方向，避开坑坑洼洼，选择平坦的路面往下冲，结果化险为夷，自行车终于在大堤下三百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同伴惊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自行车刹车不灵！”他大声告诉我：“这是脚刹车！”天哪！我不知道借来的自行车是脚刹车，它差点要了我的命！大家都说，我的命真大，以后还有好日子。
三月七日，我们三位同学完成了范县设计任务后，回到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二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有幸听到水电部钱正英（女）副部长的报告，并听取了水电部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教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参加治黄工作的几位清华大学毕业生，看了我们长江工大同学的工程设计书和几百张设计图纸后，大为惊叹，深有感触地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这样复杂的设计任务，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至少要有三、四年的工作经验后才能完成；而你们还没有毕业，就能独立完成工程设计，长江工大真了不起！”
那时候，《人民日报》有一篇“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的长篇报导，激起了全国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三月中旬，应兰考县委的邀请，在郑州参加治黄工作的长江工大师生专程到兰考县，考察了焦裕禄书记战斗过的地方，并且与兰考县水利部门的同志一起，讨论了兰考县的水利规划。焦裕禄率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的感人事迹，激发了年轻水利工作者的使命感；对我的教育和鞭策很大，我决心学习焦裕禄，做一个好干部，为人民多做奉献。
我们还从兰考带回一颗泡桐树，种植在武汉惠济路十五号的校园内，铭志纪念，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颗泡桐树早已枝繁叶盛，郁郁葱葱。
十六、多彩的校园生活
几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当时朝气蓬勃，在长江工大的阳光哺育下充满着温暖、理想和热情。
刚进长江工大，我们住在临时租用解放军兵站，有半年多时间；武汉京剧团少年班经常在兵站的小礼堂进行汇报演出，同学们可以免费欣赏这些精彩表演。记得“贵妃醉酒”的花旦，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竟演得楚楚动人，相当精彩，现在想必是京剧明星了。
长办在惠济路上有一处苏联专家招待所，与解放公园相邻，环境优美。从一九五五年以来，长办共聘用了五十五位苏联专家和一百四十位苏联航空测量人员，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等十一个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设计、科研工作，与此同时，也为长办培养了大批技术干部，长办同志与苏联专家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一九六○年八月五日，苏联专家恋恋不舍地奉调回国。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长办党委下决心腾出了这处专家招待所，作为我们长江工大学生的宿舍楼。宿舍楼的三楼全部住男生；二楼的左半边住女生，右半边是阅览室、学生科、理论教研室、单身教员宿舍；一楼设有大食堂、图书馆、后勤处、浴室、球场等。
由于学生多，同学们的住宿比较拥挤，每个宿舍要住十位同学，都是上下铺的床。按照抗大精神的要求，每个宿舍推选一位寝室长。六十年代，长江工大掀起学习解放军的热潮，同学们把被子铺得方方正正，放在床的相同位置，床单也洁净、平整；又把毛巾、脸盆排成一条线，床底下的鞋子摆成一条线，整个房间布置得井然有序、简洁明快、给人一种清爽宜人的感觉。同学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在我们班的同学中尤以朱庆福、金宝华的床铺最为整洁。
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格外照顾，每月发给十元助学金。一九六三年以后，学生食堂的伙食越搞越好，中、晚两餐是干饭，菜有一荤一素，早餐是稀饭、发糕、馒头和小菜。在大学期间，经济条件好的同学经常外出“过早”，以“改善生活”，享用老通城豆皮、小桃园煨汤、蔡林记热干面、四季美汤包等武汉名点心，还有面窝、豆丝、米粉等价廉物美的小吃；而我因经济不宽余，就很少去享用。学校还发二元零用钱，我平时的理发、邮票、牙膏等全可打发了。
后来，长办又把新大楼的四、五两层腾出来，成为大学的教室和部分教研室，使学校的教学条件基本改善。
我们的生活有点半军事化：每天早上六时，广播站的开始曲一响，同学们就迅速地起床、整理内务和洗漱，然后到四楼平台上集体做早操；四十分钟的自习后，到楼下餐厅打早饭并在宿舍用餐；大约七时三十分，到长办大院上课的男女同学排着队，嘻嘻嚷嚷地行进在一千多米长的惠济路、永清街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上午，我们有二门大课，要上足四个课时。下午，同学们一般在宿舍做作业或自习，任课老师也会到宿舍来为同学辅导或答疑。
下午四时后，有一个小时的文娱、体育活动时间，一批体育爱好者就会拥到宿舍区的小操场上，打球、健身；有时男女学生还集体结伴到长江游泳。至今留有较深印象的体育积极分子有：严常的花剑，杨斯昌的体操，郭继光、朱思聪的排球，江智敏的象棋，有板有眼的排球裁判刘木根。我校的男子篮球队还取得武汉市大学运动会团体第三名。我与沈关兴同学，星期天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
晚上，我们一般在寝室或阅览室进行二、三小时的自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这样，每天的大学生活既紧张、又充实。
学校里的年轻人喜欢唱歌，每当集会或集体乘车时，就大唱革命歌曲，一首连着一首，有时能连续唱上几十分钟。
学校也举办过几次文娱晚会，许多同学登台献艺。朱增的女高音独唱“我的宝贝”，嗓音如夜莺一样悦耳动听。夏文湘的歌喉甜美圆润，擅唱四川民歌。还有盛平章的男高音和手风琴、朱玮和王照烈的舞蹈、黎健的二胡、杨大明的指挥都很有水平，在长江俱乐部演出时，吸引了不少观众。大学后几年的周末，学校组织过几次交谊舞会。舞会参加者甚众，由于餐厅容量小，只能凭票入场。除了本校的同学外，参加者还有长办的单身职工及外单位的青年。我对跳舞毫无兴趣，而吴泽雨学跳舞的兴致很浓，很晚才回到宿舍，我们见到他凑上去问道：“交谊舞感觉如何？”他笑着回答：“凉快！”从此他就落了一个“凉快”的外号。
后来，中华大地开展了学雷锋活动，我们班也成立了学雷锋小组，组长张永明，组员有马正淳、夏文湘、聂质逊等。我们自己理发、钉鞋掌、修理桌椅，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蔚然成风。
我们上大学的六十年代前期，学校规定了“三大纪律”：大学生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生孩子。这个残酷的规定，让男女大学生关闭了情感的闸门，不敢越雷池半步。
长江工大的同学整整相处七年，在当时中国的本科高等院校中，学制是最长的。那时候的我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已经到了晚婚的年纪。同学们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自然会发生。
那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主人公阿米尔与古兰丹姆纯真而美丽的爱情，让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十分感动。
一九六一年，我班原团支部书记徐康同学；几年后，我班王继光同学，因先后在学校里谈恋爱，经学校劝告无效，违反了“三大纪律”，后被勒令退学。学校的严厉举措对同学们的震动很大。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在“三大纪律”的制约下，爱情只能以一种潜流，在长江工大同学中，悄悄流动着。
贺克平对女同学吴效兰一向有好感，很想接近她，苦在找不到机会。金宝华抓住贺克平的内心，模仿吴效兰的笔迹给贺克平写了“解放公园，上午见面”的一封短信。贺克平见面心切，也不揣摩这封信的真伪，偷着打扮了好一阵子，急匆匆地前往解放公园，等了大半天，始终不见吴效兰的踪影！贺克平同学回到宿舍，像丢了魂似的，闷闷不乐，茫然若失；但当看到金宝华暗笑不止，贺克平才恍然大悟。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头，弄得金宝华见到贺克平、还有那位女同学都不好意思。
我们班的熊克刚与李玉兰，广播站的杨俊德与季良琦等同学都曾悄悄地谈过朋友。
毕业后，长江工大同学之间结婚连姻的很多，水工系的有：罗德祁与徐瑾、任恢先与崔丽云、夏可风与朱玉洁、孙国玮与丁淑君，郭继光与朱玮，夏树生与黄静如等；其它系的有：戴树德与龙德超，倪季良与杨长月，吕际臣与王育岚，刘庆生与姚湘南，边春起与章文华等。
十七、自己管理自己
长江工大很注重政治教育，设有政治处（处长是汪贵），学生科（科长是祝皓），下设团委（书记是周信）。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专门配备了部队转业干部担任每个班级的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
学校团支部在班级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徐康、宋玉辉担任过团支部书记，李德贤担任过组织委员。团支部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给予了关心和帮助，鼓励同学们争取进步。进大学的第一年，我在长江科学院的专业劳动、长办堤角和东西湖的农场劳动中表现突出，终于实现了中学时期的宿愿，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上海金山籍同学莫之灏、武汉籍同学陈端雄。当年我还被长办党委评选为“长江红旗青年”。后来，聂质逊同学也入了团。
一九六二年，同学们推选我担任新班级农水系的班长和团支部委员。
在长达七年的大学生活中，学生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是大学生自己的组织。大学期间，我一直担任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宣传部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学生科边春起、谢静、周信等老师管理好大学生广播站，出版教学区的二大版、宿舍区的四大版黑板报，还要向《人民长江报》提供学校的信息。我比较熟悉的学生会干部有：副主席沈德贤，宣传部长芦天启，文娱部长杨大明，体育部长杨斯昌。
“长江工大广播站！”播音员甜美、悦耳的报台声和开始曲优美的音乐旋律，让大学生们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个由大学生自己管理、自办节目的广播站，每天有三次播音，它曾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大学生活的每一天。早上主要是播送广播体操和中央台的新闻；中午以音乐、歌曲为主；傍晚有一个小时的广播，主要是校内新闻、观众点播等自办节目。广播站站长是谢静老师，我是负责日常工作的副站长。为了管理好这个广播站、办好节目，我为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投入了太多的情感，从安排播音员、机务员值班，编排节目单，一直到录制校内新闻等，都由我一一组织和落实。可以说，我们大家热爱这个广播站，犹如热爱自己的生命。
为了办好黑板报和广播站，每天要组织大量的稿件，基本上都由我来负责组稿，有时还要自己动手，在学校几年，我写过几十篇通讯报导。一般情况下，我能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稿子来。在我周围，团结了一批宣传干部，我至今记得起来的各系宣传干部有舒茂修、夏可风、彭多默、沈德贤；广播站女播音员有朱增、朱玮、王善如、朱赛男、单丽蓉；男播音员有吴生生、敬及棠、成绶斌、杨大明、朱庆福；机务员有杨俊德、汪洪、朱玉洁、季良琦、覃光辉、姚柏年、倪季良、管其曼；黑板报抄写员有聂质逊、凌宏图等。
学生会宣传部还成立了美工组，有十五人，组长是张新然同学。它的主要任务是：黑板报的美工设计，配合学校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出宣传画、大型标语，以及每年国庆节负责游行队伍的总设计。
每年新年前，学生会宣传部还配合学生科制作富有学校特色的贺年卡，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罗元镁老师、张新然和成绶斌同学是贺年卡的主要设计者。
一九六四年五月，长江工大成立五周年时，我们协助老师制作和举办了“长江工大教学成果展览会”，展览会分四个馆——总馆、教学馆、政治馆、总务馆。展览中突出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教学相长”这两个主题。
大学期间的社会工作，不但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让我增加了才干；而且学会了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充满信心、积极向上、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学会了在工作中依靠群众、顾全大局和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抓难点的工作方法；学会了在同志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宽容的良好人际关系。这些锻炼，让我在参加工作后的几十年中受益，它帮助我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并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十八、同学的情谊
同学们在这所特殊的长江工程大学，经历了长达七年的严谨治学的修炼、农业劳动的锤炼、抗大精神的磨练和文化革命的洗礼，培育了“长江工大精神”。这种精神，是艰苦奋斗、是刻苦钻研、是全面发展、是报效祖国。我们满含着为人民、为祖国献身之志，离开了母校。
一九九二年，中国水利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项目——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批准，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强大国家的信心。这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让我们全体“长江人”感到十分自豪，半个世纪的三峡梦终于成为现实。
我们的同学，大多数驰骋在各地的水利水电建设战线上，为祖国的现代化大业辛勤地工作着，贡献着光和热。无论是宏伟的长江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等，还是全国的大江、大河的水利水电建设工地，到处都有长江工大同学的身影。全校几百名毕业生，绝大多数是高级工程师，成为四化建设的骨干；还有不少同学，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也有一些同学在学术上有一定建树，成为水利界、工程界新的权威。
朱庆福同学，上海闸北人，正直善良，对事业有执着的追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毕业后分配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来成为通航建筑物设计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是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工程的骨干设计师之一。
聂质逊同学，上海洋泾人，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大学里，因个子矮小，昵称“小和尚”；他对人热情，乐于助人，被同学誉为“活雷锋”。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海站高级工程师。
康清梁同学，天资聪慧，在大学期间，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同学之一。一九八四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生，在美国萨斯德斯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回国后，在河海大学建工系任教。康清梁博士对结构力学有很深的造诣，现在是该校博士生导师和知名教授。
张永明同学，上海青浦人，高级工程师。他创办了鄂州市建筑材料研究院，是湖北省第一个民营研究院，《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曾报导过他的事迹。他当选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还荣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特等劳模”、“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荣誉称号。
郭尉然同学，高级工程师。他的“蘑菇形水塔”设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夏文湘同学（女），四川人，温文尔雅，热情善良，待人亲切。她有着很艰辛的婚姻：上中学时，她有一位恋人叫彭利民，擅长书画篆刻，很有天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没能考上大学。夏文湘上大学后，对爱情忠贞不渝，苦等这位恋人十年之久，毕业分配时，带着男友一起去了遥远的新疆。她的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被同学们传为美谈，令人感动和敬佩。她女儿、女婿现在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成绶斌同学，毕业后和我同在白龙江劳动锻炼，后调安徽铜陵市，他又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深造，一九八八年来南京市规划设计院，任高级规划师。他的女儿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他和夫人前年还专程赴美探亲。
朱增同学（女），活泼开朗，为人厚道，人缘好。读大学前已与张先生谈上了恋爱，大学期间书信往来不断，张先生来信之多在我们班上堪称冠军；毕业后她为与张先生完婚而去了安徽，他们十年纯真的爱情赢得同学们的敬重。朱增曾任芜湖市水利设计室高级工程师、副主任。女儿在美国，退休后夫妻双双回到上海华航新村生活。
刘宗林同学，早在八十年代，就曾出版过介绍PC1500电脑的小册子。
夏可风同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荣获过水利部科技成果奖，现任水电部基础工程局副局长。
盛平章同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水电部陆水自动化设备厂厂长。
杨斯昌同学，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西省乐安县水利局副局长，后调回上海，不久因患直肠癌逝世。
易建伟同学，高级工程师。曾任江西省黄石市城建局局长。
金宝华同学，高级工程师。为人聪明、热情、乐于助人、记忆力超强，能准确地说出某年的某天是星期几，并且能讲出这一天中他所经历的事。他原来在江西工作，后来调到上海合流污水建设工程公司。他妻子比他小十来岁，成为我班同学中最年轻的妻子。
伍允铎同学，高级工程师。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毕业后，到了新疆。后来，在林一山的帮助下调回上海工作。妻子比他小七、八岁，是我班同学中三对“老夫少妻”之一。
谭先康同学，高级工程师。原在武汉市化工设计院工作，后来成为武汉市建工集团的一位总工程师。
刘木根同学，高级工程师。现担任上海市徐汇区国土局副局长。
凌宏图同学，高级工程师。就职于湖北仙桃市水利局，担任市政协副主席。我至今还记得凌宏图同学的一件往事：一九六五年，中印边界交火时，他写了“西藏的防护问题”一文，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为了表明这封信的重要，他在小信封外面又套上两个信封，并加注“绝密”字样。当时，不少同学说他的大脑有问题，或者说他狂妄自大；实际上，这可能是凌宏图同学忧国忧民的一种举动。
杨大明同学，高级工程师。现担任上海市电力局党委的领导成员。
单丽蓉同学（女），在大学里是位娇小、纯真的小女生，现为浙江嘉兴市人民银行的行长。听说，上海的学友专程到嘉兴活动，单丽蓉同学还热情招待了学友。
聪明、健谈的胡生生同学，善谈、热情的刘本凤同学，深度近视、为人忠厚的舒茂修同学，后来都成为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的教授。
彭良椎同学，高级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刘家峡工程局，与清华大学毕业的胡锦涛一起在房建队劳动。彭良椎喜爱朗诵，与胡锦涛、胡锦涛的夫人，都是文艺宣传队队员，所以他们相处很密切，成为好朋友。后来胡锦涛上调到水电四局八一三分局、甘肃省建委、共青团甘肃省委担任领导工作后，胡锦涛与彭良椎保持书来信住有好几年；而彭良椎父亲与刘少奇是留苏的同学，父子俩与共和国的两任主席之间的个人情谊，被同学们传为佳话。
分配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的朱玮（女）、姚忆平、汪洪、李兆雄、徐润华（女）、黄静如（女）、秦韵华（女）、曹国凡、蔡雯（女）、石含英（女）等同学，都是高级工程师；孙尔雨同学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家为长江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着。
还有不少同学，如莫之灏、倪季良、朱思聪、朱云有等同学，毕业后分散在祖国的海角天涯。“别时容易见面难”，在半个世纪里竟难谋一面。
艰苦的日子熔铸了长江工大学子深厚的友情，这批有着特殊经历的同学，当年曾经青春焕发，如今已是华发萧疏。现在，长江工大的绝大多数同学已经退休，但还有不少同学依然奋战在建设工地上，继续发挥着光和热：胡生生、朱庆福、肖正廉、吴国强、聂质逊、朱圣云、陈端雄、吴泽雨、薛惊鸿、郭蔚然、金宝华、伍允铎、汪洪、刘宗林等同学还担任着重要建设工程的总监或监理工程师。
同学们都不会忘记老校长林一山的培养，沈德贤、夏可风、康清梁等同学都到北京看望过这位老领导。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出差到北京时，专程到新壁街看望了我的恩师林一山。不巧，八十二岁的林一山正在水利部参加老干部学习，没有在家。夫人张彬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说：“林主任常记挂着姚治邦、伍允铎等工大同学。”她要我继续努力，当一个好干部。临走时，她送了一本《林一山治水文选》给我。每当新年，我都要发贺卡给林主任，平时也互通电话，有一次，林主任在电话中同我讲述长江口整治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人生自古重友情，相逢最喜曾相识。我们十分珍惜同学的情谊，只要出差到某地，某地的同学们就会一起相聚，互诉别后情景。旧人重逢时，忽觉得时光不曾流逝，生命并未消失，仿佛又回到了忘却不了的当时。校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像雪松一样，四季常青，永世不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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