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自卑的中学生
一、人穷志不穷
周浦中学的校园很美，在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座假山，有亭子、荷花池等，山上植物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好看的植物，其中形态各异的菊花最受人喜欢。“王氏赏菊”是“周浦十景”的第一景，所赞美的就是这所植物园的菊园。
周浦中学的礼堂，原来是周浦公园的大戏院，是一埭砖木结构的大敞房，内置铁架木条的三人靠椅，可容纳四百多人。
我考上了初中，由于营养不良，显得面黄肌瘦，身高只有一米五；家里虽然一贫如洗，但我却对读书产生了乐趣，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的汲取，劲头十足。
初中的三年时间中，我担任学校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我有机会阅读了不少民间故事、童话、通俗读物和科普读物?SPAN lang=EN-US>
后来我又轻松地考上了高中。在这个期间，我看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一些革命流行小说；后来又阅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瀛台泣血记》和《苔丝》、《复活》、《雾都孤儿》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
中学的学习很轻松，一般只要认真听课，就能掌握所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考试重点。我的记忆力较强，一本书读过一、二遍，就能记住其主要内容。有一次，历史老师陈兴邦让我复述上一堂课的学习内容，我竟然复述了近二十分钟，得到了老师的赞扬。
高中一年级，我看了一本《几何发展史》，使我对数学发生了特别的兴趣。高中二年级，我自学完了高中代数、几何、三角的全部课程。高中三年级，我又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
“用圆规和直尺三等分一个角”，这是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在高二的暑期中，我和简逢敏同学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用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证明和求解，不断地算呀、画呀，草稿纸用去了一大堆，后来终于找到了“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这令我们兴奋不已，以为这道世界级数学难题被我们攻克了，立即把这个“成果”用挂号信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的权威杂志——《数学通报》编辑部。“成果”寄出之后的日子里，我幻想着它会引起全校轰动，老师和同学们会对我刮目相看的情景。两个月后，《数学通报》寄来了一纸铅印的回信，回信中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已经有许多，继续找近似答案意义不大；二是这是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它是不是有解，现在还不知道，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这封回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也让我清醒起来，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现有的知识非常浅薄，只有刻苦钻研、扎实学习，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后来我又自学了陀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学习的“平面几何”里，二条平行直线不会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而在“非欧几何”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二条平行直线能在平面的无限远处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小于180°；三角形中锐角一边的垂直线可以和另一边不相交。这种“非欧几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也带来了数学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现在已广泛应用在宇航技术中。
我的副科成绩很差。由于音乐细胞缺乏，唱起歌来五音不齐，音乐老师照顾我，让我六十分过关。我的个子矮，体育课是只拦路虎，经常只得六十多分。但几门主科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数学经常考一百分。在初中每年的成绩报告单上，老师都要写上“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优良”的评语。
父亲死了后，由于家境贫寒，从初中到高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对门邻居姚素贞和姚素英是姐妹俩，她们的丈夫都是被政府处决的，她们对我家非常同情，时常接济我们，常把穿过的旧衣、旧鞋送给母亲。我们兄弟身上穿的破旧衣服，都是人家送的。我们没有洗换衣服，冬天也不经常洗澡，身上的衣服经常会发出异味，我在教室里就不敢动，因为一动异味儿会扩散得快；好在同学们知道我的家庭贫寒，没有讨嫌过我。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同学到十二里外的杨思镇去夏游，要在外面住一天。当时天气很热，我必须带上一条能换洗的裤衩才行；而我和大哥两人只有一条可以换洗的裤衩，我知道正面跟大哥商量，他不一定肯答应，就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我对大哥说，外面有人找你，好客的大哥一听就跑出去会他的小朋友了；大哥一走，我就抢了这条裤衩，笑着去参加班上的活动了。
中学生的课外生活很丰富。在我的记忆中，周浦中学的学生会很活跃，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一年一度的中学生运动会、年级篮球比赛和学校文娱晚会，都是由学生会组织的。我班叶兆舟同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杨琳仙同学担任学习部长，唐德龙同学担任体育部长，倪南山同学担任文娱部长。我记得班里的干部还有：团支书姚乃中、班长毛锦仁、副班长钱伯仁、沈玉堂。
在一次全校文娱演出中，我在欢庆东山岛解放而编排的话剧“东山七少年”中出演过一少年“朱介儿”，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上台演出。
中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很强。在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上，为了取得班级团体总分第一名，班上干部对全班同学的参赛项目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发现，全校报名参加一万米长跑的选手只有二人。班干部认为，只要有人参与这项比赛，就可以为班级拿到名次。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我的身上，为了集体的荣誉，我只得报名参加这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万米长跑。比赛那天，我在四百米跑道上跑了十来圈后，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同学们在操场上使劲地为我呐喊加油，我咬紧着牙关，不断地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最后几圈不知道是如何跑下来的，一双脚好像不是长在我的腿上一样，只是艰难地、机械地、不停地往前交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终于熬到了终点，并取得该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高中期间，我又获得了体育“劳动与卫国制二级证书”，应该说，中学的体育锻炼为我的身体健康打下了基础，我的体力和耐力都有了加强，现在脉搏每分钟只有六十多次。
在初中期间，我们多次被学校组织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初中一年级参加过农村的扫盲；初中二年级，我被派到牛桥村，协助农村干部，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对这项政策很不理解，把粮食隐藏起来，结果还是被农村干部找出来了，这些农民也受到了严厉批判。初中三年级，又下乡参加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社的宣传。
周浦中学教导主任季重远，写得一手好字，其工整苍劲的书法让我永不忘怀。他的哥哥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位干部。
中学的同学很团结，彼此的情谊很深。同学六年、经常来往的几位小同学是沈玉堂、王大期、吴震根、何顺生、简逢敏；与我关系较密切的同学有孟佶、陆永年、舒云祥、潘海龙、徐建活、沈良才。印象比较深的同学还有：篮球王子戴嘉祜和冯德雄、文人唐良士、有号召力的王庆余。女生有：同桌的陈惠中、高二结婚的唐明珑、文娱积极分子汪庆芳、越剧花旦陆浦明、沪剧明星杨宗洁等。戴嘉祜同学最近在电话中对我说：“他高小的班主任也是王君禄，我们两人同学时间肯定不止六年。”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初中三年级时，顾长奎同学（父亲是上海南京东路某皮鞋店老板）犯单相思，对女同学周怡青非常钟情。每当上体育课时，顾长奎同学几乎每隔两分钟，就要看上一眼周怡青，引得众多同学窃笑。
高中毕业那年，上海《新民晚报》评选优秀电影，我参加了评选投票，获得了纪念奖。后来收到该报寄来的新电影“沙漠追匪记”首映式的入场券，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里，我见到了张瑞芳等电影名角。
二、外星人的争论
中学期间，我们遇到过一次龙卷风的经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周浦家里刚吃过中饭。突然，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接着电闪雷鸣、雷雨交加、大雨如注，强风裹挟着暴雨由东南向西北呼啸袭来。二十分钟后，雨过天晴，令人惊奇。傍晚才知道，我们经历了一次龙卷风袭击，有人这样描述其情景：天际突然出现一条弧形的黑云，似波浪翻滚，黑黑的一端垂地；紧接着，狂风所到之处，民房瓦片迅速向上飞起，房顶屋架被卷上天空，电杆、大树被拔地而起。我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横沔乡，压死了两位农民，有十多人受伤，有一百多间房屋被摧毁，一条农船被吹上高空，三十多亩刚收割的稻禾被狂风吹飞得无影无踪。事后，报纸上介绍：这股强大的龙卷风，风眼在横沔乡，后来朝西北方向旋卷入川沙县，所到之处，拔树倒屋，瓦片柴堆腾空而飞，殷浜、新桥、杨桥等五个乡受损严重，死伤达五十多人。这场龙卷风猛烈扫荡了上海东部的浦东、军工路与西北郊真如一带。强大的龙卷风竟把浦东黄浦江边的一个一百多吨重、三四层楼高的储油桶举到半空，扔到了一百二十米以外的地方。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属于我的星星在哪里？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老是困扰着我。还有诸如：老天为什么会下雨？天上有没有嫦娥？一些关于天气和太空的话题，引起不少同学的兴趣，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求知欲非常强，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经常开展讨论和争论。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天空中的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恰似无数银灯，镶嵌在深黑色的夜幕上。我们十多个中学生小朋友纳凉时聚在一起，连续多天争论着关于宇宙、外星人等问题。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二十世纪七大科学难题之一。大多数小朋友认为：“宇宙中不可能有外星人。”我看过一些书，了解一些知识，就坚持认为：“肯定有外星人。”连续三个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脸红脖子粗，并各不相让。我用科普图书中的知识来支持我的观点：
科学家们指出，宇宙中星球存在生命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是具有固体表面的行星，必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宇宙环境中，必须有适宜的温度、水、氧气、土壤等。而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小行星。宇宙中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按照普遍性的原理，适合生命生存环境的行星，肯定不止一个地球，在其它星球上也会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其次，由于星际遥远，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有四点二光年；如果比邻星的星系内有智慧生命，居住在这个星系上的外星人若以每秒十六点七公里的光速出发，到我们地球来，也得花八万多年的时间。由于路途遥远，还受到燃料、空间技术和寿命等条件的限制，这些外星人，至今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地球。
有的科学家还认为，如果地球上的生命果真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模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地球上的生命种类虽然非常庞杂，但是它只有一个模式：都有相似的细胞结构，都有蛋白质构成其活体，都有同样的核酸组成遗传物质。由此可以推测，地球上单一的生命模式，不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而可能是从宇宙中传播来的。
科学家指出：在银河系里，具备地球人生存条件的行星至少有一百万个。在宇宙的其它星球上，可能会有生命的绿洲，甚至有着比地球人更聪明的智慧生物。
争论到最后，几位高年级的中学生，认为我所讲的观点很有道理，居然认同了我的论点。
人类还有许多未解的科学之谜，需要继续探索。我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若干光年之后，地球人和外星人一定会互相见面和交流的。
三、三大改造
新政权建立后的头三年，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一九五三年起，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新任务：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以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礎——私有制。
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几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二年春天，南汇县按照上级关于“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引导农民从一家一户的单干，发展为十几户或几十户的农民合作互助组。
到六月，全县已组织劳动互助组几千个。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增大了，市场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的局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国家规定，所有的私营粮食商贩，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的粮食代销店；私营加工厂只能接受粮食部门的委托加工，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即实行统购包销，加工订货。从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长期实施，它把老百姓对粮食的需求和供应限制到最低的水平。这项严厉的政策，在中国整整执行了近四十年，成为套在老百姓头上的紧箍咒。
一九五四年，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新阶段，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六月，南汇县盐仓乡农民金炎根发起，将互助组扩建为“星火农业合作社”，成为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初，全县大多数农户加入了初级社。加入初级社的农民，采取“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模式。当时文件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同年，初级农业社开始合并，合作社的规模更为扩大，至年底，建成二百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实现了全县农业合作化。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兴起，几年前广大农民原有的、或者分到的土地、林木、耕牛、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就被高级合作社收归为集体所有，成为公有的了，到头来农民依然一无所有。虽然文件上也说对入社的生产资料要折价，要偿还；但实际上既不折价，更无偿还。由于一哄而起，不少人感到入社吃亏，有少数人要求退社；还有不少人赶在入社前突击卖牛、突击杀牲畜、突击毁林，生产尚未发展，生产力就受到破坏。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百分之九十几。开始时，中央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主张逐步推进。后来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加入初级社并随即转入了高级社，这显然超越了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也违背了自愿的原则。更何况，对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价偿还的政策后来也没有执行，这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也直接推动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个体工商业被认定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加以改造。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将工商业的私营经营形式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改造成为“公私合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市人委接受私营棉纺、麻纺、毛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行业共一百多个工厂“公私合营”的申请。上海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
十二月，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南汇县也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在周浦镇工商界的学习会上，政府向大家宣传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向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的加工订货，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虽然有一点社会主义性质，但只是一种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公私合营”，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进行合作，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公私合营”，这是继三年前“五反”运动后的又一场严酷的大革命。有了“五反”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上海的工商业者聪明多了，审时度势，积极投入这场革命。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赎买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进而对全行业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与三年前的“五反”运动不同，这次“公私合营”的过程是喜庆的，到处都是鞭炮声声，到处都是锣鼓喧天，到处都是喜气洋洋。
在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即先承认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利息，并实行企业改组、人事调整、生产安排等。这种“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已没有多大差别。合营后的私营工商业者，将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统一调配，国家通过清产定股，付给定息。
在“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的心情最为复杂，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人是无法阻挡的；但是把自己几年、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企业，几代人积聚的财富白白交给国家，心里在滴血，实在是不甘呀！大多数资本家的境遇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当时，有人作了一副著名的对联描述这种心情：
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
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工商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一些人，因思想转不过弯，态度不积极，遭到了工作队和员工的批判，也有的人不堪屈辱而轻生。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市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庆祝大会，批准全市二百多个行业，十万六千多户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上海各界十多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庆祝上海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宣布上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会后全市五十万人冒雨游行。到一九五六年六月，浦东各区县，也基本完成了对私营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由于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并过多，个体经营被绝对禁止，使一些工厂企业失去了原来的生产经营特点，阻碍了商品流通，这些都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而且由于党中央后来连续犯左倾错误，使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就是没收私有财产，俗称“三大改造”。就这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财产被公有化了；资产阶级的资产也被公有化了，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完成了一大步！
四、从整风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一节”后，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欢迎大家对共产党大鸣大放，提出各种批评和意见。一段时期，不少报纸一反常态，经常刊登一些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向共产党提出的尖锐批评：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是“党天下”；章伯钧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设想；罗隆基则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为被共产党错杀、错判、错批的人平反。这些大胆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更多的人对这些议论感到有点害怕，也有点不安，担心会遭到共产党的清算和报复。
当年我在周浦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我们被学校提前放了暑假。全体教职员工被集中起来参加整风运动。为配合这场运动，学校党支部组织了一些家住在周浦镇上的高中部同学，专门抄录老师张贴出来的各种大字报和小字报。这个暑假，我没有去打工，就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去学校做抄录工作。
运动开始时，老师们天天开会，参加学习和讨论，连星期天也不休息。后来运动进入到大鸣大放阶段，党支部非常诚恳地号召每个老师，向学校领导、向党员、向积极分子提出意见，帮助他们改进工作。一时间，学校里到处拉满了铁丝，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走廊、贴满了教室、也贴满了礼堂。有的大字报的标题用红色标起来，非常醒目。有不少大字报的内容是批评学校领导人的，语气非常尖锐。我们的语文老师徐志麟，腿有点跛；他知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在课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大鸣大放时，他写的大字报最多，他对个别作风浮夸的学校领导、喜欢拍马屁的积极分子提出了尖厉的批评。
一个多月后，运动突然转向，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一些原来向学校领导人、向党员和积极分子写大字报、提意见的老师，被党支部确定为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于是，党支部号召全体教职工，向这些共产党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学校再一次出现了大字报的高潮，但大字报都是批判和声讨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
第一个被集中批判的是徐志麟老师，党支部认为：他的思想最反动，是向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急先锋，所以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全体教职工集中火力，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和连续批斗。在一次批斗中，他面色苍白，突然大吐血，继而昏了过去，后因不及时救治而死亡。他死后，还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死有余辜。
风度翩翩、学问很深的历史老师陈兴邦，是大哥的班主任；他人品很好，对我家的处境深表同情，有一次我借用了他的金笔，不小心遗失了，他连说不要紧，坚持不让我赔；想起此事，我至今感到内疚。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据说被逮捕过，关进去了几年；妻子唐璐雪老师不堪外界的压力，与他离了婚。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串联回老家时，打听过他们的情况，同学告诉我，两人均未再婚，也没复婚。
代数老师沈伯泉，人很和善，同学们很喜欢他，运动后期被打为“右派分子”。后来在复查时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分子”。
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仍然担任教学任务，为我们上课。他们待人热情、和蔼，对我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充满了同情，也乐于助人。
当年，在整风运动中，南汇县有七、八十名老师和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了残酷批判，无情打击。
我的班主任火光尧，政治上很投机。运动初期，老师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批评他讨好领导，想往上爬。在运动后期，批评火光尧的大字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也成为火光尧立场坚定的政治资本。批评火光尧的老师大多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火光尧在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浦中学政治上的“红人”。
一九五九年，我们高中毕业后，听说，我们班上的学生干部联名告发了他，反映了他的浮夸作风。后来又听说，他在政治上摔了下来。一九八六年，我们班级的校友会面时，他的身体还不错。十三年后，我们校友再次聚会时，同学们告诉我：他已死了好几年了。
在反右派期间，从上海经常传来“右派分子”自杀的消息。上海外国语学院有一位叫陆立时的女学生，因发表右派言论，七月上旬被同学们批斗；但陆立时态度强硬，不肯认罪；于是，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大家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吃中饭时，陆立时乘看管她的女同学没有留神，奔到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而自杀而亡。
在当局精心策划的这场血淋淋的政治运动中，有一大批正直的、有才华的、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受到了残酷迫害和打击。“右派分子”及他们的家人、亲戚，从此都被踩在脚底下，历尽人间沧桑，二十年都翻不了身。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属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对“右派分子”处理方式通常有四种：一是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二是将其遣返回乡劳动改造，三是下放到边远贫困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四是逮捕法办。
这场运动阻塞了言路，这一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极端严酷的政治运动，更多的人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当起了“顺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自保，学会了委曲求全：一切遵从党的领导，党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是对的；在开会学习时，上面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在政治运动中，共产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即使自己不同意的，也只能违心地附和，决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些极左的、看不惯政治行动，在公开场合则尽量不批评，以免引火烧身，惹来麻烦。
镇压和高压的后果是，中国的政坛上再也听不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有识之士不同的声音了。
五、中学生的劳改队
一九五七年前，我们上学时，没有钱交学费，可以向学校申请减免；但必须要有居民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以确认我们的家庭困难。
居委会为我们出具的证明上总要这样写着：“该生系反革命家属，家庭确实贫寒，请学校给予酌情减免。”我拿着这样的一纸证明，头皮就发怵，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心情十分沉重。反革命家属的幽灵总是紧跟着我们，它像一座无影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后来，中央开始强调贯彻阶级路线，从一九五八年秋季入学开始，属于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经济困难的子女，上学时必须交纳学杂费，不再减免。我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交纳这笔费用，开学了只能呆在家里。北街上的好心人汪大妈姑嫂两人，知道了我的难处，伸出了援助的手，分别捐助了十五元和三元，帮助我交纳了学杂费，使我得以继续上学，让我终身难忘。三十年后，我几次请汪大妈到我家做客，以报当年救助之恩。
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后，出身不好的同学倍受歧视，我们都产生了自卑感，我们成为一群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贱民”。而且，这种自卑感一天比一天重。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讲话时要注意分寸；各种劳动、特别是重体力劳动，都指名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参加；但是，我们的表现再好，表扬和荣誉轮不到自己，入团、斑干部、参军更被排斥在外，我感到压抑、感到不公平。
在大办工业的年月，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被分配到学校的钢铁厂和炼铝厂，参加劳动；我和沈六明（女）、杨宗洁（女）、陈惠中（女）等出身不好的同学，被班主任安排到劳动强度最大的制砖厂，每天要参加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制砖有挖土、踹泥、制坯、晾干、运输等工序，都需要用很强的体力来完成。我们这群孩子也像大人一样，先选择好土场，清除掉含有杂质的表层，把符合要求的净土挖运到一个大坑中，挑水将泥土湿润，然后用很长时间，用双脚来回把泥土踹熟，泥土熟得像包饺子的面团一样富有粘性和可塑性，最后用双手把熟土用力打压成砖坯，再将砖坯晾干，为了能烧出好砖，唐德明同学亲手砌了一座土窑，但是没有烧出符合质量的成品砖。后来，大家就把砖坯挑上大船，运到十二里外的大中窑砖瓦厂烧制成青砖或红砖。
适当参加劳动，对于中学生接触社会、增加知识是有益的；但参加这种劳动应该是自愿的，要在自由和宽松的氛围中进行，时间也不能过长。反之，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的劳动，只会给年青的学生带来伤害。
十六、七岁的孩子要接受重体力劳动的惩罚，使我们背上了沉重包袱；也引起了不少家长的疑虑，称它是“中学生的劳改队”。
六、大跃进的年代（上）
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国家。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一直是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滥用权力、没有法制、没有监督的国家。
一九五七年，一场异常残酷的“反右派运动”结束后，整个国家变成了“一言堂”，全国上下只有共产党一个声音。政治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和怪异：虚伪替代了实事求是，说假话成了社会风尚；全国人民（包括干部和党员）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只能赞同、只能附和，不能加以议论，更不能提出批评和反对；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敢说真话，就会有家破人亡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推动了新一年全民大跃进的浪潮。
大跃进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实际上一直由毛泽东个人主宰着。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思想的主流。这位领导人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夸大到极端，并号召全国人民去做，中国由此陷入了一场全民歇斯底里的狂潮。
在大跃进期间，各种宣传攻势铺天盖地，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三月，根据北京的精神，苏、沪等地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开展所谓全民鸣放和大辩论，着重批判了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帐派”。在这种大辩论中，党和政府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批判会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六月以后，苏沪等地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规程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批判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当时，人人都知道议论、怀疑大跃进将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国务院对部分行政区域实行调整，江苏省的松江、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崇明七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浦东人有幸成为真正的上海人。
二月初的某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
三月十一日，国家农业部在南汇县召开了全国油菜生产现场会，刘瑞龙副部长到会讲了话，这让我们南汇人感到十分荣耀。
四月，同全国各地一样，头脑发热的南汇县委也提出了“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三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三个月后，又提出“踏破地球冲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
这一年的五月，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后来，中央决定把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同时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战线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就这样，中国人民空前乐观、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一年来到了，一场拔苗助长式的经济建设高速度和“假、大、空”式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起来了。
八月，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方针，决定大搞群众运动。一场“为一○七○万吨钢而奋斗”规模空前、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扫除思想上的障碍，政府组织大家学习、批判了对全民炼钢持怀疑态度的“炉前摇头派”；于是，上海市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建立起大小土炉子六千多只，数十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确保钢铁元帅升帐。八月初，和全国各地一样，南汇县调集几万农村劳力，开展全民土法炼钢的运动；周浦镇也建起了十多座土高炉，收集居民家中的铁器炼钢。所谓土法炼钢，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两边用砖垒起二尺高，放上铁炉蓖，放上焦炭，用个鼓风机吹风，然后把废钢铁放进去烧熔成铁水，化成一个个铁锭；或大搞低温炼钢——炒钢，直接将废钢铁烧红熔化，再砸成一个个铁陀，那就大功告成，然后称重报喜。
为了解决废钢铁供应的困难，上海市委号召，大力回收废旧金属，全市掀起了收集废钢铁的高潮。当时的口号是：“地面上的搜起来，地底下的挖出来，河底里的捞上来”；为了搜集一段废铁，有的不惜挖地几公尺，要求做到“一钉一铁不遗漏，不净不光不收兵”。后来焦炭供应不足，许多地方就发动群众砍树烧焦炭，这样全国大批森林被砍伐，剃光了无数个山头。
九月一日开学以后，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周浦中学改成了半日上课、半日劳动，有一段时间则是全校停课参加劳动；当时的学校，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周浦中学也办了炼钢厂、炼铝厂、制砖厂。在那个年代里，我们中学生个个意气风发，自觉投身到大跃进的洪流和总路线的宣传中。在大炼钢铁时，不少同学三天三夜没有休息。
到十一月中旬，上海各炼钢厂，由于采用土铁和土焦炼钢，大批产品成为不合格的等外钢。至于那些在全民小高炉中炼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疙瘩。入夜後，上海城镇处处见到片片火光，照得工地红光闪闪。全民炼钢，造成了国家财产的严重浪费。
有首题为“铁炼铁”的打油诗，颇有意思：
铁锅铁铲铁火钳，用铁炼铁铁炼铁。
大炼钢铁放卫星，请问多少本来铁？
说起周浦中学的炼铝厂的创建，草率得让人不可思议。我们班上的徐建活同学，是化学课代表，对化学很感兴趣。他向我们介绍说，在粉煤灰中，三氧化二铝（AI2O3）的含量很丰富。他说：根据金属铝氧化后生成三氧化二铝的原理，在某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三氧化二铝也能进行逆反应，还原成金属铝。在胆大包天的年代，这个中学生提出的利用粉煤灰炼出金属铝的动议，真的被学校所接纳，就专门成立了这个炼铝厂。以徐建活为首的十多位同学，与化学老师肖公麟一起，不停地试验，晚上还要加班，折腾了好几个月。当然，折腾到最后，周浦中学炼铝厂连“铝”的影子也没有炼出来。那时候，徐建活同学经常在晚上拉我到中大街的饭店吃阳春面。
当年，上海市委提出，要尽早成为一个没有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臭虫、蟑螂、钉螺的“七无”城市。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里弄的干部、群众迅速出动，以空前的规模向“七害”发起了围歼。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为了响应市委的号召，南汇县成立了消灭麻雀指挥部，根据麻雀不能高飞远扬、不耐饥、怕声响和亱间失明等弱点，组织全县人民以轰、赶、捕、打等办法，统一实施围歼。我们中学生觉得非常好奇，晚上出去用网捕麻雀、掏麻雀窝，把不少老百姓屋顶上的瓦片踩破了。一时，黄浦江两岸锣鼓齐鸣，杀声震天，驱赶麻雀的岗哨、稻草人和红旗到处都是，晕头转向的麻雀无处停留，终于筋疲力尽，纷纷落地。南汇县在第一阶段“除七害”中，一举消灭麻雀五万多只；南汇县政府让周浦中学组织报喜队，赴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喜。我被学生会临时拉进报喜的乐队，专门吹笛子，当了一回南郭先生。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在南京东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接见了我们，还进行了录音，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右上角刊登了一幅南汇县“除四害”报喜队的图片新闻。
这一年，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居委会组织居民向政府提合理化建议，我提了一条建设“松川公路”的建议：希望交通部门规划和建设一条西起浦西的松江、经闵行跨越黄浦江、再经浦东周浦，向东到达川沙县城的新公路，以增加一条浦东到浦西交通捷径，减轻上海市区的交通压力。建议提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在二十一世纪初我回老家时，这条公路的规划变成了现实，它竟然圆了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当年，在学校开展的全民写诗活动中，我做了一首小诗，建议大家不要说当地的浦东方言，都说普通话。后来被收录在周浦中学“红与专诗文选”：
祖国建设现代化，人人都说普通话；
“浦东”何及普通好，走遍天下都不怕。
同时，陈胜伯同学的作文“砖啊，砖！”因充满劳动的欢乐而受到火光尧老师的好评，我的作文“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也受到推荐。
这场大跃进运动，是国人在二十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由于毛主席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结果是劳民伤财，教训惨痛！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经济上的冒进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包括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事业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社会的冒进运动。大跃进运动虽然表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希望迅速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愿望；但是，大跃进反衬了这些国家领导人有着迷乱和“狂想、狂说、狂做”的症状，有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有着好大喜功的心态，有着急于求成、不顾后果的莽动；反衬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缺乏对国民负责的领导人素质、缺乏富国强民的治国方略，缺乏符合国情的治国理念，缺乏科学治国的领导艺术；更反衬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目光的短视、心理的浮燥和决策能力的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大跃进的激情就会酿成国衰民穷的时代悲剧。
七、大跃进的年代（中）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浮夸风已越刮越厉害：越来越多的农村干部不管人民的死活，不按科学办事，推行深翻土地、过度密植；还胡吹乱说，弄虚作假，虚报产量。这些做法，给上海地区的干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六月中旬，当河南省夏粮收成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的消息传来时，《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上海郊区的自然条件比河南不知好多少，河南人民能够放出丰产卫星，我们上海人民也一定要迎头赶上。”
为了赶上这咄咄逼人的形势，南汇县提出要在一、二年内实现全县亩产水稻三千斤，皮棉五百斤，小麦二千斤。根据河南省的经验，县委要求全县农村在夏种中做到“深耕一尺五”。不少干部、农民思想不通，找出各种理由反对：深耕花费劳力太多，不合算；深耕一尺多，犁田时牛拉不动；深耕的土地耗水多，不耐旱；深耕把生土翻上来，没有肥力，粮食要减产。于是县委召开深耕现场会，组织参观讨论，对所谓“干劲不足”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决心鼓足干劲，急起猛追。有的干部甚至提出：“不怕前面千万难，学习红军过雪山；轰轰烈烈干一场，深翻土地三尺三”。结果，深耕工作依然在全县普遍推行。
在那个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到处都是大轰大嗡、形式主义、以势逼人、弄虚作假、只讲声势、不管实效。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全国一片造假的声音，把人吹到天上去了。
全国上下的各级领导都在搞瞎指挥、强迫命令，都在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都在搞弄虚作假、摆高产擂台。于是，小麦、棉花、水稻、钢铁的高产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农作物的亩产先是从千斤开始节节上升，突破万斤，乃至十万斤！我们这些中学生感到茫然、感到惊恐不安。
整个中国似乎都疯了，我们也随着全中国人民，脑子一起发热，一起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前景而兴奋。
当时的媒体制造了不少贻笑千载的新闻，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记者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颇能体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风采，文中的小标题是：“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文章的结尾是极热情的：“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
这个时候，有一期《人民画报》封面的摄影作品曾经轰动了世界：在金黄色的密密麻麻的稻丛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居然没有陷下去。后来有人道出了这件造假作品的真相：小姑娘其实是坐在一只小櫈子上，被稻穗遮住了，神话也就彻底破灭。
天方夜谭的荒诞报导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类从中央到地方做假、各行各业做假、新闻媒体做假、全国处处做假的奇特景象，老百姓感到十分迷惘，也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感到十分羞耻。我脑袋里老有一个问号：“这可能吗？！”我多次向农村干部和农民询问，农民们带着嘲笑、又带着气愤对我说：“尽是瞎吹牛皮！全是说假话！”我们对党的新闻媒体的造假感到十分不安，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受。
当时农村的墙上到处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类的标语。农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没有人相信这些大话。当时各级干部的思想左得出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横行。为了紧跟形势，各级农村干部学会了说假话、说空话，学会了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在这样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没有人敢说实话，也不能说真话；头脑清醒的人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有个别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说了实话，或者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或者粮食产量报的低，马上就会招来横祸：轻则因思想保守而受到批评；重则被认为是“白旗”的典型、被强加上“瞒产私分”、“散布右倾悲观论调”，“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而遭到批斗、受到处分；更重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行反革命”，被逮捕法办或者送去劳动改造。
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有一些领导人“左”得出奇，如河南、四川、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他们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广大农民气愤地说：“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干部台上扛红旗，农民台下饿肚皮”。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说过：“这几年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等媒体不负责任地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
浮夸风、假大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堪回首的痛苦和沉重的灾难。后来上演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和全国性大饥荒的惨剧便是这种浮夸风的因果报应。当时范文澜先生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后来的灾荒就最严重。”
八、大跃进的年代（下）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后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九月十日，中央做出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行人民公社的模式，认为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要求全党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全国开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
毛泽东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平二调、财产归公、大办食堂等一系列荒唐事就在“人民公社”这面红旗下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上海地区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为了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上海郊县的干部在学习人民公社的决议之后，从九月十三日开始便进入全民讨论阶段。不少干部、农民怀着对人民公社的美好憧憬，把人民公社比作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说：“以前总认为共产主义不知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认识到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办起人民公社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郊县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鸣放辩论中，拔白旗、插红旗，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本位主义，敲锣打鼓掀起了申请入社的热潮。到九月二十一日，上海郊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这场人民公社化运动，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高级社立足未稳之际，便运用巨大的政治压力，不管本人愿意与否，强行将亿万农民组织到人民公社中。
九月下旬，南汇县迎来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很快建立了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社合一的惠中、祝桥、下沙、中心、新场、大团、泥城等十个人民公社。在周浦人民公社成立的那天晚上，上海人民沪剧团在周浦电影院专场演出了庆贺节目，其中有小合唱“周浦人民公社好”，赢得了阵阵掌声。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由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股共产风也在上海郊县刮了起来。为了迅速改变原来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贫富不均的局面，公社管理委员会在公社范围内大搞“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所谓“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农民的农具、机械、耕畜、马车和资金。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经济上实行公社统一核算。
十二月，上海郊县的三百万农业人口中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周浦镇一些食堂的门口都挂起了“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大红横幅。我们也过了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全县实现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实行人畜集中，作物连片，这场共产风刮到一九六○年才得以纠正。
“主张平均主义，反对贫富分化”，是小农经济的最高理想和要求，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基本纲领，也是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通过人民公社来把穷富拉平，实现“大同”之梦与“理想国”空想。
人民公社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公社而生活。人民公社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主张，用以实现人们的社会理想，满足人们的世俗需求；它通过对未来社会的生动描绘，如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人与人完全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等，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无缥缈、遥不可及但又可以引发人们的无限联想、憧憬和向往的世界大同图景，可以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极左的政策，在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下，取消了农村集市和农民的自留地，农民被组织在一种类似苏联集体农庄的组织中，实行了供给制，刮起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左祸严重的年代，有的地方还推行一种类似太平天国的“聚家并屯”制度，就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它以一个公社为一个团，一个大队为一个营，一个生产队为一个连，拆散家庭，以成年男人、成年女人、少年、老人为单元，分开住宿，分开学习、分开劳动，分开生活。
人民公社制度，与一百年前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十分想象：都是把穷富拉平；都是废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规定了一切财产的公有制；都是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农村地方政权；都是规定了严格限制农民自由生活的各项准则。
实际上，大多数的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人民公社。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分到的土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无一遗漏地无偿收归公社集体所有。从此，中国的农民彻底丧失了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和自由。
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也使许多社员对集体财产漠不关心，随意挥霍，造成极大浪费。他们认为，公社“船大木头粗，用钱不在乎”。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产来的财产很快就损坏、报废掉了，如上海县群力人民公社在成立后的两个多月中，因疏于管理，竟然烂掉稻草、土豆、种子无数，死亡、走失生猪二千多头，耕牛四十六头，鸡鸭二万多只，并使大批橡皮轮拖车、喷雾器、轧稻机、农船、风车、上下水车、及粪桶、铁搭、畚箕等大小农具遭到散失或损坏。
人民公社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盛行，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生活大锅饭、行动大呼隆”的局面，再加上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也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的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农民的消极怠工像瘟疫一样在各地农村蔓延，农民抱怨说：人民公社“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出勤不出力，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农业生产出现了“二个不高”和“五个不干活”的现象：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人不到齐不干活，干部不到场不干活，轻重活不平均不干活，报酬不一样不干活，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活。干活中出现了“二个不干净”和“六个多”的现象：粮食收割不干净，粮食脱粒不干净；私分瞒产的多，粮食糟蹋的多，仓库损耗的粮食多，农具丢失的多，不爱护牲畜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于是，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不少地方农田荒废，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开始恶化。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谁也不敢公开提出异议。
以后的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具有相当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它违背社会的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一些地方出现了瞒产私分和偷粮、主张解散食堂的现象；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闹土地下放，闹包产到户的风潮，主张把土地、耕牛、农具和粮食下放到户，主张把产量、产值包到户。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一百四十二元，老百姓连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全国农村还处于自然经济状况下，毛泽东倡导全国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主张人人平等，匆匆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它不是真正达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提高，而只是在低水平上的平均分配，甚至它连低水平的平均分配也做不到，这种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实践证明，人民公社没有让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共产主义，没有把人民引向天堂；反而让中国农民走向了平均贫困，让人民尝到了地狱的苦涩；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
有一些干部认为：“公社化搞急了、搞糟了、搞穷了。”更有不少社员抱怨，现在的社员生活越来越差：“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节比一节差。”
九、勤工俭学
由于家庭实在贫困，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走上了勤工俭学之路，利用假期打工挣钱。
初中三年级的暑假，居民委员会为我写了个证明，让我到一个地质普查队做临时工。这一年，我才十六岁。我的工作任务是跑尺，配合技术人员测量地形。这项工作特别辛苦：一天到晚要扛着二米多高、二十来斤重的大标尺，在无路可走的田野里来回奔波；江南水乡的河汊很多，四周长满了芦苇，经纬仪有时会看不到标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用坎刀劈出一条通道来，让仪器能看清标尺；同时，在赤日炎炎的盛夏，经常遇到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温，我们仍然要出工，进行野外作业，一天要跑几十公里，每天衣服湿透，由于没有换洗衣服，我穿的衣服泛满白盐，硬帮帮的。到暑假结束时，我身上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但经济上也有了不小的收获，赚到了可观的五十多元。我的心里很甜，因为我帮家庭做了一点事，出了一点力。
为贴补家用，平时我还要参加一些挣钱的重活。例如，十五岁，我就开始为农家挑大粪。一担大粪重一百斤，来回各有一里地。挑不到几担，肩膀就痛得吃不消，我把毛巾垫在肩上，或者将两手用力上托扁担，以减轻它的疼痛；沉重的担子压得我直喘气，汗像水一样往下淌，走三步停两步，左肩疼，右肩酸；上坡累，下坡两腿直打抖，心里充满了酸楚和苦涩。由于我的个子矮，有时不小心，脚后跟会碰到后面的粪桶，腿上就会溅满大粪。挑一担大粪，可挣到一角钱。
一九五八年暑假，学校为我写了个证明，让我到东八灶街的一家单位做小工。我们的活儿是专门配合挖井工人运土，每天工资为一元二角。打井的工序不复杂：先砌一个直径约二米左右的混凝土井圈，在井圈内向下挖土；井圈自然下沉后，在上面砌砖；再往下挖土、井圈再下沉、上面再砌砖，如此反复下去，直至到达一定深度。我负责抬土，一筐土有一百五十来斤重，由于我营养差，发育不良，我只能勉强站起来，走几步就摇晃着抬不动了；和我一起抬土的大人很有意见，但是，当他了解到我家庭的困难后，就主动照顾我，装土时，只装大半筐土；抬土时，总是把大筐往后挪，使我抬起来稍微轻松些。
中学生的勤工俭学，让我的思想比较早熟，比一般家庭的孩子更懂事：我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必须跟着母亲奋发努力，才能有活路。我也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要自力更生、好好劳动、过最节俭的日子。
十、十九岁的困惑
大哥在中学时成绩不太好，他学习英语很吃力，初中毕业时，他说只记住了一个英文词汇——Rabbit（兔子），因为他的属相是兔子。大哥每学年考试后，总有一、二门课要补考。大哥很聪明，他观测到学校的试卷刻好蜡纸后，都交给门房工友金柏生负责油印。在开学的前几天，大哥居然能从门房倒出的废弃蜡纸中，找出满是油墨的补考课程试卷蜡纸；根据试卷，只要稍微准备就能过关了。
初中有一段时期，大哥经常带一些少年读物回家，我很喜欢看。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是大哥从新华书店顺手牵羊“拿”回来家的，再后来大哥被老师和书店的人严厉地教育了一顿，并将十多本书归还给书店。
一九五六年暑假，大哥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主动报考了中专，并如愿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这个学校伙食不要钱，也不交学杂费。由于家庭很穷，母亲只剪了半条旧棉絮，装了一大碗菜饭，从周浦步行几十里路到上海火车站，流着眼泪，送我大哥去南京读书。
十分感谢我的大哥。这一年，他认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坚持让我读高中，以便将来进大学深造。
十九岁那年，我成为周浦中学的首届高中毕业生。
当年高考时，根据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填报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的数学系。高考的试题一点也不难，我和同学们核对了一下答案，基本上错误很少，自己估计会得高分，录取的希望很大。考试后，我翘首相望，天天出门盼迎邮递员，但天天无果而归。到八月底，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沈玉堂、唐德龙分别考上了全国有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叶兆舟和杨琳仙分别考进了山东工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腾仲达、王大期被复旦大学和天津大学录取；姚乃中、王庆余、戴嘉祜、毛锦仁、陆浦明、李传孝、陆永年等同学都步入了上海的高校；徐建活、舒云祥、简逢敏、钱伯仁、倪南山、陈永烈、方凤祥、顾振东、蔡碧荷、潘海龙等同学考到了外地。我们班级，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大约有十来人，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九月初，考上大学的同学都喜洋洋的奔赴令人神往的高等学府深造，让我既羡慕又伤心。
九月中旬，我终于收到了一张通知书，但这是一张不录取通知书。
令人意想不到是，家庭出身比我好的张天福同学也没有录取。在二十年后，才知其原因：原来是北蔡街道上一个居委会主任，出于阴暗心理，把张天福的录取通知书扣留下来了，此人临死前受到良心的谴责，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还有一件事，汪庆芳同学于高考前夕，无意中在办公室看到了班主任火光尧对学生写的评语。火老师把杨宗洁同学的家庭出身写成是资本家，汪庆芳同学就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杨宗洁，实际上杨宗洁有二个亲属在香港。为此，杨宗洁同学的父母就找到火老师责问，引起火老师的愤恨。后来火光尧对汪庆芳同学说：“你别想上大学！”就这样，杨宗洁和汪庆芳同学都受到了火光尧的报复，当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汪庆芳重新考上了大学，杨宗洁同学申请去了香港。
陆进发同学高中毕业后，周浦中学让他补交三年所欠的学费。他就到大中窑打了几个月工，交清学费后才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但他录取的上海水产学院早已开课几个月，后来他就一直在该校打工，转正后成为该校的职工。
考大学落榜后，我心情十分沮丧，觉得前途渺茫。
我迫于生计，开始打工挣钱。我先到周浦职工夜校教书，当时的教员有茅新友等人，备课是在陶家弄小学隔壁的一家木器厂办公室。夜校只教了几个月，我就进了镇办企业周浦机械二厂做临时工，每天可得八角钱，加班按每小时一角钱计算。这个厂主要生产和加工纺织配件，厂里有职工五十余人；厂长周石麟，他家住在我家北边约一百米。我的工种是把薄铁板在冲床上冲出毛坯、然后在砂轮上打磨；或者把钢丝截断后，在钢丝的头部打压、冲眼、磨光，再人工敲直和校正；最后把这些成型的纺织配件涂上机油。这是与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工作，一天下来，不但人很累，而且满身是油腻。我穿着满是油腻的破棉袄上下班，非常难为情，羞于见到小朋友、老师、熟人。于是，我避开了人来人往的大街，选择了一条小巷子，穿梭于家和工厂之间，消磨着一天天宝贵的时光。
我的好朋友吴震根，家境较为困难，考上了上海海运学院。我希望他学业有成，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做工后每月拿出三元钱来资助他，先后寄了大半年。
我有一位同班女同学，名叫陈惠中，她因肺病没有参加高考；第二年的五月初，她给我来信，约我一同参加当年的高考。晚上，我躺在床上，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前程和人生之路：我不甘心一辈子当工人、职员；我觉得只有读了大学，当一个工程师，自己才能有较好的前途；我决心振作精神，再作一次高考的冲刺。
我的精神状态很好，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功课。经过不到二个月的努力，一九六○年七月初，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为了增加录取的把握，我填报了一些二流的院校。这次考试仍然比较轻松，我估计可得较高的分数。高考期间，我住宿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并在学生食堂就餐。大学生的伙食真好，让我觉得是生活在天堂一样的美好，早餐有牛奶、面包、各种点心；中晚有好几个荤菜。参加高考的前后几天时间，我的体重竟然增加了三斤之多。
在整个八月份，同去年一样，我天天怀着满腔热望，热切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然而，幸运之神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审这一关，早被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政审组除了名，我这辈子再也无缘步入大学的殿堂了，工程师的梦想也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两次参加高考，我都是从充满希望、盼望开端，后来又以失望直至绝望结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