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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天下政协是一家
一、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
一九九三年元月，根据溧水县委的安排，县政协召开四届第十八次常委会，经充分协商后，一致同意接纳我为县政协委员。从这一年起，我便成为一名统战工作者。上级党委可能考虑了这样的背景：三年前，我曾经被提名为副县长候选人，虽然在选举中落选，但是我主持县水利农机局的工作仍有成绩，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有较好的形象。今年是县四套领导班子换届选举的一年，经中共南京市委提名，我有幸成为县五届政协副主席的候选人。
二月中旬，溧水县召开政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有一百三十九名委员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采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了新一届县政协的常务委员十九名。束润林当选为五届县政协主席，魏德林、姚治邦、崔嵘、陆望梅、林爱国当选为副主席。在二月十五日的大会上，我致了闭幕词。
全体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县五届政协召开第一次主席会议，确定了分工：束润林，负责县政协全面工作，但以县委工作为主。魏德林兼任县委统战部长，协助束润林主席负责县政协日常工作，分管办公室和祖国统一、法制、提案三个委员会的工作。姚治邦分管经济科技、文教卫体、学习文史三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它三位党外副主席不驻会，以本单位工作为主。
我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标志着我担任了九年水利农机局局长生涯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从一年忙到头、有千余职工的部门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了轻松的县政协工作。对于一向淡泊名利的我来讲，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解脱出来，可以从事写作，可以与家人一起旅游，可以进行人生的回顾和总结。
政协是唯一不强调干部年轻化的地方。安排到各级政协的领导一般多是来自党政部门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政协委员一般都由本地区民主党派、知识界、文化界以及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担任。到政协工作，应该说，荣誉远远大于权力。
政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期望各级政协能发挥三大作用：一是由党委、政府向政协委员通报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方面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等，称为政治协商；二是由党委、政府向政协委员通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情况、党政机关和政府公务员履行职责的情况、政协委员的提案办理情况等，称为民主监督；三是让政协委员在政协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开展一些调研、视察等，称为参政议政；实际上，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只有少数被党政领导重视和采纳，大多数流于形式。
我在县政协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调研、组织好与党政部门对口协商的准备工作，组织好大会参政议政发言材料；参与政协党组的工作；根据县委的安排，做好联系乡镇、联系企业的工作；指导有关乡镇的防汛工作；参加全县性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兄弟政协来往接待和外出考察等活动。
四月下旬，县委安排我参加南京市委“第一期市管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全市有四十六名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研讨班分四个学习大组，我们大组有：市妇联副主任杨学珍、大厂区人武部长戴陈张、下关区政协副主席王必发、高淳县人大副主任张彦春等十二人。
研讨班每天上午上大课，主要课程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区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南京中心城市地位与城乡一体化、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在研讨班结束时，我代表学习大组在大会上发了言。
期间，南京市委党校组织学员进行考察，我们大组租用了一台卧铺客车，赴山东游览了青岛、蓬莱、威海等地。
在山东荣城市政协，我结识了新上任的两位办公室主任，他们原来担任乡镇党委书记，现在刚调到市政协工作，他们向我讲述了从有权单位到无权单位的失落和痛苦。我慢慢地规劝他们：“名利是身外之物，不能强求，只能顺其自然。五十来岁的人，有一个好家庭，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宝贵。”谈心后，他们的心情顿时感到轻松起来，对我说：“听了姚主席一席话，受到很大的启发，今后要淡化名利，要有一个好心情，享受天伦之乐。”
他们热情地带领我们游览了成山头，这里是中国大陆的最东边，名家称为“天尽头”。主人告诉我们，很多大人物到此游览后，回去就出了不幸：“秦始皇到了这里后，回去不久就病死了；原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来这里视察后，回北京都倒了台。”胡耀邦在这里留有一则“心潮澎湃”的题词。
一九九四年九月，南京市委组织部，安排一批南京市优秀知识分子的领导干部，赴西安、洛阳作短期疗养。我接到通知后，非常高兴，向市委组织部表达了我的感谢之意，同时又抱歉地提出：“我正在忙于两本新书的校对工作，时间比较紧张，西安疗养就不去了。”后来南京市委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
二、五本科技图书出版
一九八九年三月中旬，我的第一本专著完成了审稿、编辑、审定等过程；经我联系和推荐，该书由溧水县印刷厂排版、印刷。过去，我只听说出了一本书就可以成名成家、名利双收，却根本不知道写书人的艰辛，不知道写书人所要付出繁重的、紧张的、马拉松式的强脑力劳动。但通过本书的编著、修改、排版、校对，到印刷、出版、销售，我经历了出一本书的全部流程。它不但工序繁多，而且一环套着一环，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不能有差错。以校对为例，由于当时该厂还使用手工铅字排版，效率低，差错也多，校对工作量特别大。为了对这本科技图书进行校对，我请了陈水保、甘宗炜、高文文、端伯林、刘泉华、陶玉林、王屏、许红虎、张继等水利局的朋友和大学生，帮助我校对；每校对一次，都要十天左右时间，然后交印刷厂改样，并打出新的校样；如此反复多次。从三月中旬开始，整整化了四个月，先后校对了七次，校样的错误才全部得到改正。
七月底，我的第一本科技著作，《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及工艺》正式出版。八月下旬，河海大学出版社通知我领取稿费。根据合同商定，本书的基本稿酬为每千字二十元，校对费为每万字二元，代扣个人收入调节税六百九十二元后，实际领到稿酬七千六百元。这让我十分兴奋，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报酬，出版社开了一张支票，让我到银行领取。我带上女儿，一起到南京工商银行大方巷分理处领取这笔大额现金，银行的一位女营业员把现金支付给我时，带着羡慕的语气说：“你能拿这么多稿费，真不简单呀！还是当作家好啊！”为答谢友人的帮助，我拿出一千元请客，让朋友共同分享我的欢乐。后来我又拿出二万元，答谢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母亲和患难与共的三位弟弟。
这一天晚上，我和妻子计算了一下，加上这笔稿费，我们的家庭存款首次达到二万五千元。为了对女儿保密，我在笔记本上把这个数字缩小了一百倍，记的是：“到今天为止，家庭存款为250。”过了几天，十三岁的女儿翻看了我的笔记，她一针见血地批评说：“爸爸，我们那天稿费取回七千六百元，加上原有的存款，应该是二万五千元吧！爸爸用的这种手法太不高明了！”我的密码被女儿破译，使我对如此聪明的女儿更刮目相看。
图书出版后，出版社要我自销二千册。我找到江苏省水利厅农水处朱亚生副处长，他是我的南汇老乡，我们两家相距只有六公里，他对我出书一事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征得戴玉凯副厅长的同意后，省水利厅向各市县发了文，推荐征订本书；后来，南京市水利局也向各县区发出征订通知。八月一日，朱亚生副处长来电话告知：全省各市水利局的预订数为一千五百多册，已经完成了自销任务的一大半。八月初，省水利厅再次向各市县水利局发文，催其增订。与此同时，“江苏新书目”第六十八期，刊出本书出版消息，供新华书店征订。
这本科技书出版后，由于它的实用价值较大，很快赢得了全国水利、建筑部门的好评，同时也得到许多大专院校师生的赞誉。第一次印刷的四千册，三个月不到就销售一空。于是，十一月又加印了三千册，让人想不到的是，春节刚过，这本书又脱销了。后来，我们又请出版社连续加印了二次。
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好的反响，是我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同行看了这本书后，纷纷来信向我祝贺，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希望本书在内容上要多介绍一些配方的施工方法、操作要点、注意事项；为了推动科技进步，应该淘汰一些已经过时的老配方，增加一些近两年来出现的新配方；建筑部门的一些同志希望我编出一本建筑材料配方手册，为广大建筑施工、设计技术人员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萌生了重新编著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两本材料配方图书的想法。
我把新编两本科技图书的设想，同出版社查老师讲了后，他同意我的意见，对我说：“姚局长写的这本书，读者是很欢迎的，它已经印了四次，还是满足不了需要；现在纸型已损坏，无法再印了，我们同意你再编写两本新的配方书。”
我的图书受到读者欢迎，这是我倾心于写书的主要原因，当然稿费和卖书丰厚的收入也成为我不断写书的原动力。由于水利农机局的公务繁忙，我的时间相对于别人，要更紧张一些，为了做到局里的工作和自己的写书两不误，我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利用了一切可用的业余时间，倾注我的心血，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辛努力，我的两本共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新作：《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修订版）、《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一九九一年同时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由金坛彩印一厂排版，扬中印刷厂承印。后来，又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再次修改后的两本一百多万字的新书：《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第三版）、《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修订版），于一九九五年又相继问世。
我撰写的几本配方科技书所以获得成功，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各行各业都在大发展，到处是建设工地，到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广大读者很需要这种实用科技图书；二是，配方系列图书，其技术含量大，这种图书，适应了新技术推广的需要，也代表了建筑技术的进步；三是，配方科技书是建筑材料与建筑施工两门学科相结合领域，是两门学科的边缘学科，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维那说过：“在两个领域交叉的地方（即边缘学科），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四是，我采用了一种图书直销、邮购销售、先寄书后付款等新型促销方法，把图书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受到读者的欢迎。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开篇中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中可看出写书人的艰辛和苦楚。我不能与写传世之作的巨匠相比；但我前后也化了十年多时间，过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行僧生活，写出这五本配方书。这些接近三百万字的文字，饱含着我太多的心血和痴情，渗透着我太深的情感，它已经成为我一生的精神伴侣。
三、图书获奖
我的几本配方图书出版后，由于发行量较大，在全国水利界、建筑界引起不小的关注和震动，尤其是我的图书连续获得大奖，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
一九九一年三月，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对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江苏版图书进行了一次评比：在二千多种图书中，评出优秀图书一等奖十五种、二等奖三十八种。我的《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及工艺》荣获“江苏省优秀图书二等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对文革后的十几年来，出版的建筑科技图书进行一次规模甚大的评选。在全国数万种建筑类科技图书中，评选出优秀图书几十种。其中我编著的《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建筑科技图书二等奖”；江苏省参评图书有几百种，荣获二等奖以上的图书只有我这本书，建设部专门寄来了大奖状，这是对于我“十年寒窗苦”的最高奖赏。
图书获奖后，江苏省水利厅科教处也组织省内专家，对我的两本配方图书进行鉴定。
江苏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材料结构试验室，是全省专门从事水工建筑材料研究的机构，这个研究室的主任、高级工程师许冠绍高度评价了《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的出版，他在书面评审意见中写道：“随着材料科学及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土建工程中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近十年来，我国的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艺有了飞速的发展。这本书适应了这一新形势，内容新颖、全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与欢迎，成为一本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我和许冠绍同志虽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同过事，但他很看重我的业务能力，几次向省水利厅的领导推荐，由我做他的接班人，担任材料结构试验室主任，并为我安排了一大套住房，其殷切之情，实在让我感动。该单位高级工程师张中植写道：“这本书有自己的特色和较高的实用价值，是一本毋庸置疑的手头至宝。对作者的奉献精神也应该给予嘉奖。”
以周氐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对我的著作写出了鉴定意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一、课题收集、整理、汇编了建国以来水电工程建设中建筑材料和外加剂（混凝土、沥青防水材料、环氧材料、灌浆材料、止水材料、粘合剂等）常用配方一千五百多个，并对这些材料的作用机理、基本性能、使用方法、适用范围和工艺流程等进行了简要阐述。内容丰富齐全、数据可信，是一本好的实用手册，也是一本拓宽知识面的工具书。
二、该成果紧密结合生产，实用性强，解决了当前水利水电建设中材料经验配方的重大技术问题，为国内首次。对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和教学、研究人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经各地使用，深受欢迎，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作者从资料收集、征求意见、编著、直至付印，均利用业余时间，日积月累，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一些专家、学者还认为，本书是建国以来关于建筑材料配方最为详情、最为系统、最有价值的第一本资料性工具书，书中关于建筑材料配方的实用技术和科学理论的阐述，在所涉及的领域内，富有开创性的意义。
后来，我的两本科技图书均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大专院校参考教材。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这两本科技图书曾四次送到香港，参加“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展览”。
再后来，我编写的《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被国家权威部门列入一千六百多种“中国重要工具书”目录，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图书的获奖、专家的鉴定，引起一些媒体的注意。一些记者频频对我采访，连续在有关报纸上刊登我写书的报导。
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金陵时报》头版，刊登介绍我写书的报导，题目是“县水利局长写出大学教材，十三年业余著书三百五十万字”。
稍后，《江苏经济报》刊登武一轮的文章，题目是“姚治邦潜心著书——独创水利工程和建筑材料配方领域”。
四月四日，《扬子晚报》第二版，刊登刘碧峰的一篇报导，题目是“著书奇才姚治邦”。不少朋友看到这篇报导后，纷纷向我祝贺。河海大学出版社查一民副社长对我说：“老姚勤奋进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已经把这篇报导剪下来，作为收藏和纪念。”
六月，《中国农机化报》刊登文章，题目是“溧水县水利局长，业余著书，硕果累累”。
十二月，由中国潮丛书编委会、香港华文国际出版公司联合编辑，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潮歌——新时期中国改革者》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潜心著书人——记溧水县水利局长姚治邦”。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人民长江报》第三版“星光篇”栏，刊登特约记者黄牛的一篇报导，题目是：“著书奇才——记江苏溧水县水利局局长姚治邦。”
四月十九日，《中国水利报》第三版“人物介绍”栏，刊登文章“姚治邦——业余著书”。
与此同时，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相继报导我著书立说的事迹。县水利局诸祥明工程师的儿子听到广播后告诉老诸，老诸又转告给我。
后来，江苏省电视台的记者曾两次与我联系，准备对我进行专题采访，我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从此，我谢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
四、写书不如卖书
在计划经济时代，凡纳入出版计划内的图书，作者交稿后不需过问出版和销售的具体事务，这些事务是出版社内部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出版社对图书的选题和销售，必须顺应市场规律：凡是经济效益好的图书，都愿意出版；一些有学术价值、但发行量太小、没有利润的图书则不愿意出版。为此，出版社就经常要求作者包销一定数量的图书。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书的同时，还要设法完成合同规定的图书销售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从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本科技图书开始，就干起了“自办发行，图书直销”第二职业的行当。
在几年的自办发行中，我慢慢总结出“两条腿走路”的图书促销方法，也就是：一方面依靠各单位的领导帮忙，发文征订，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期，有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四处寄发广告单，采用广种博收的市场促销法，也能得到相当多的订单，它特别受到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地区读者的欢迎。
江苏省是我工作的所在地，我的朋友比较多，在我图书出版和销售中，我得到了他们的鼎力相助。一些在水利和建设部门当领导的朋友，对我的图书销售，给予了最热情的关怀和力所能及的支持，在我需要的时候，一路开绿灯。
江苏省水利厅在一九八八年起的八年中，为支持我科技图书的销售，用省水利厅红头文件的形式向各市县水利主管局，发出《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和《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的征订函达十六次之多，平均每年有二次。这在江苏省水利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王铭同志对我的图书销售非常关心，他专门给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顾晴炎同志打了电话、写了信、做了许多工作，希望省建委做好《建筑材料实用配方手册》的征订工作。后来得到了省建委领导同志的同意，在一九九二年起的四年中，为支持我科技图书的发行，用省建委和省建委办公室的名义，向各市县建设主管局行文达八次。这在省建设委员会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我这两本科技图书的销售，创造了相当好的业绩，共计在江苏直销出一万二千多册（不含全省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的销售数）；基本上做到了全省每个水利单位、每个建筑单位都有我的图书。
由于我编著的科技图书很实用，深受水利技术人员的喜爱，不少省市将我这本科技书当作水利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水工建筑材料常用配方》，在全国水利界也引起很大反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科教司、农水司一九九二年也联合发文，向全国各省推荐这本优秀科技图书。河南省、四川省、陕西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的水利水电厅，均先后向本省发文，推荐我的图书。几年来，“自办发行，图书直销”，创造了全国水利界自销图书的佳绩。
配方图书的销售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喜人局面，在全国各地的销售覆盖面相当广，为了说明我图书的普及程度，我对边远地区购书的情况作了统计，其结果非常令人有趣：地处祖国边陲地区的不少单位，如西藏的吉隆（与尼泊尔交界）、云南的金平（与越南交界）、瑞丽（与缅甸交界）、勐腊（与老挝交界）、新疆的喀什（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阿勒泰（与俄罗斯交界）、塔城（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与蒙古交界）、黑龙江的丹东（与朝鲜交界）等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部门，都直接汇款到溧水，批量邮购了我的图书；边陲地区如此，内地的销售当然是更好。那几年，全国大多数的水利、建筑系统的管理部门、施工单位、大中专院校、设计院所、科研部门都购买了我的图书。购书大户也相当多：一次性汇款购书十至二十册有三百多个单位，二十至五十册的有二百多个单位，五十至一百册的有一百多个单位，一百册以上的有四十多个单位；当然，直接到溧水邮购我图书的主力军，还是全国众多的零星购书人。
其中，省级水利部门购书最多的是江苏省水利厅，购买我的图书一千○二十二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局，一次购买七百二十册；地级购书最多的是云南玉溪地区水电局，为二百七十二册；江苏徐州市水利局，购二百五十八册；县级购书最多的是江苏大丰县建设局，购二百二十四册；云南金平县分三次购买本书一百四十册；南京航务专科学校，购三百册，成为大专院校购买本书的冠军；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所，购一百册，成为科研部门购买本书之冠；施工单位的购书状元，是铁道部第十三局，购五百册；最大的一笔订单来自中南某公司，为二万五千元。
为了提高广告效果，我精心设计了图书的征订单。
一是在征订单中，除了介绍本书内容外，还特别告诉读者：材料配方，是施工技术的精华所在。读者在建筑设计、建筑施工中，经常会涉及到各种技术难题，本书从工程材料的角度，介绍了全国各地解决这些技术难题的宝贵经验二千余例。二是编印发行简讯，我把全国购买本书比较多的几百个县、市在简讯中一一列出，这对于其它县、市既是交流，又是促进。三是在征订通知中，介绍了一些领导同志、专家和部分读者对本书的高度评价，可以起到宣传与鼓动作用。
从一九九一年起，我们每年两次向全国的水利、建筑系统的单位漫天发信征订，直销图书。这种漫天寄发征订单的促销法，是温州商人的发明，温州人依靠一本单位名录，就把商品广告向这些单位寄去，需要这种产品的客户看了广告后，就会主动与厂方联系，温州人就是这样实现产品销售的。
一般来说，每次寄出一批征订单，在随后的九十天内，图书订单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全家人就要大忙三个多月：登记购书回单、登记汇款单、回复读者来信、从出版社批发图书、图书打包、书写邮包封面、将邮包送到邮局，办理挂号邮寄登记等。有几年，读者邮购图书的数量特别大，每批都要邮寄出几百、上千个邮包，这个时候，我就请县邮电局帮忙，把邮车直接开到堆放邮包的场所，在现场办理邮寄手续，省去了我不少麻烦。县水建公司的黄忠山同志、县建筑设计室的丁亚辉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每天都帮我登记读者汇款、并一一记账，工作细致认真，没有发生过差错。
后来，我又开设了“先寄书、后汇款”的邮购图书新业务，这种让读者先看到图书，读者认同其内容好，然后再付款购书的促销法，也赢得了不少客户；当然这种销售方法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一些素质不高的读者，收到了图书后既不汇款、又不退书，就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所以这种销售法只能适用于单位客户。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又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几年来，采用这种方法寄出的图书，书款全部汇来了，一分钱也没有缺少。
八年中，我寄出的图书征订信函有近十六万件，邮寄出图书包裹有七千一百多包。在那几年全县私人的邮电业务中，我成为全县之冠。
“自办发行、图书邮购”，工作量很大，特别累人，我们全家人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但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由于采取了各种销售措施，几年来，我自销科技图书数万册。从一九八九年起的八年间，我的写书稿费，完税后收入为近十二万元；而这个时期的图书销售，收入更为丰厚，完税后销售利润约二十六万元，是我全部稿费收入的一倍多。俗话说，“写书不如卖书”，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
五、合股成立图书公司
几年来，我编著的科技图书的销售量很大，效益也很好。由此萌生出一个创意：如果成立一家图书公司，专门从事畅销图书的直销，可能会获得成功。
一九九五年，我首先和黄栩生谈了成立图书公司的创意。黄栩生是我的一位朋友，脑子很聪明。在九十年代初期，专门从事收集“农村致富信息”，经整理后向全国各地农村销售；一些需要致富信息的人，就给他汇款一、二十元，购买这些“农村实用技术”。几年后，黄栩生获利不小，就在家乡晶桥镇新桥河畔盖起了楼房，成为小有名气的从事信息致富的人；后来他注册了一个挂靠县委农工部、直接从事商贸活动的企业——溧水县农村财务辅导站，因经营效益不好正想转行，因而黄栩生对我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积极响应。
我们决定合股成立一家图书公司，专营畅销图书的直销。图书公司的取名颇费周折，我的设想是：公司要冠以“南京”的地域属名，给人有大公司的感觉；名字要有文化内涵。我们先后取了诸如新华、金陵、秦淮、百科等名，因到南京市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发现重名而放弃；最后，公司取名为“南京新百科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觉得，读者会对它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后来小黄的同学也要求入股，于是就成立了由骆云凤（由于我是在职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所以由我妻子参股）、黄栩生、李新福三人合股的民营图书公司。我们共同商定，该公司的营销策略是：以经济类、社会类、法律类的直销图书为主营，并提出了“畅销书、多品种、小批量、大折扣”的进书原则，进书的主渠道为北京二级图书批发市场。
五月二十一日，骆云凤、黄栩生、李新福三人，各出资六万元入股图书公司，并正式启动了图书公司的运作。经协商同意，由黄栩生担任总经理。第二个月，为了扩大经营，每个股东又增资二万六千元。
五月二十二日，由黄栩生、李新福和小赵三人坐飞机到北京进书，小赵以前跑过进书业务，对北京的图书批发市场比较熟悉。北京从事二级图书批发业务的书商有：飞跃公司、纳英公司、日智公司、开元公司、白洋公司等。这些书商以经营大码样的各种大部头图书为主，例如：《市场营销手册》（定价二百五十八元）、《企业家点子库》（定价二百九十八元）、《现代企业制度实务全书》（定价三百一十八元）、《建筑工程手册》（定价六百八十元）等。第一次进书共十八种、一千四百多套，实样十一万多元，码样三十多万元，平均折扣率为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四。批零差价如此之大，是直销图书利润率高的重要原因。
进书后，公司招聘了图书直销员几十人，分三个小组到经济发达的浙江、苏南等县、市，向政府机关、企业、单位、个体户进行图书直销。一九九五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三年，各地的经济发展比以前更快，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一些经济类、法律类图书对于企业、营销员、老板及政府管理部门的干部有参考价值；加上有些地方因交通不便，到大书店购买图书有一定的困难；还有不少人，平时没有时间进城，对于送上门来的图书自然乐于接受。因此图书直销的效果很好，平均每月的销售额在十多万元，并且月月上升，到年底每月的销售额达到三十多万元。
七月十二日，图书公司第二次从北京进书，这次进书的数量比上次增加一倍以上，共进书二十一种、近三千套；实样二十万元，码样近六十万元。有一些书的销售量特别大，如：《诡辩实用大全》，定价一百二十八元，共进一千二百三十套；《企业经济纠纷典型案例通览》，定价一百八十六元，共进五百套；《财务与纳税的作弊形式及审查方法实务全书》，定价二百二十六元，共进六百套；《人类谋略宝库》，定价一百一十五元，共进四百套。这些图书，在几个月内，基本上销售一空。公司的图书直销进入正常的发展阶段，每个月要到北京进书；直销组由三个增加到六个；直销范围扩大到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的经济发达省区。销售额也不断上升；我估计，一九九五年七个月图书直销的营业额达到二百五十多万元以上。
应该说，图书直销的方式，当时在国内还并不多见。这是一种图书零售的全新形式，它完全改变了店面销售的刻板方式，通过直销人员把各种图书直接送到客户手中。每一个直销人员均是一座流动的小书店。销售人员很辛苦，他们要主动向客户详细介绍各种图书的内容和特点，且要懂得心理学、教育学及相关学科，成为一个百折不挠、具有奋斗精神的文化使者。同时需要一些营销技巧：如采取微笑促销，行礼促销等。也就是说，要用诚心、耐心、真心来与客户沟通，使读者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客户至上的感情，并受其诚意所感动，而最终买下图书。
当年年末，每位股东分到税后红利六万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直销图书的批零差价大、公司的效益特别好。从一九九五年年底开始，黄栩生一人独揽进书、销书及会计事务。巨大的利益，使他不愿意按股份公司商定的规范运作，不愿按规定出示会计报表和成本核算表；而是采取少报收入、多报支出、截留现金、隐瞒利润等手法，制造出公司效益不高的假象。为此，三人的意见不合，到第二年年底，我和李新福两人自动提出退股，退股时分得税后红利六万四千元。这是我再一次儒商生涯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
而我的合伙人黄栩生，由于精明的经营管理，加上图书批销的巨大差价，仅仅在一九九五和一九九六年，获得图书销售纯利润在三百万元以上；一九九七年的纯利润，估计又在一百万元以上。
六、建议案和提案
在溧水工作的年月中，我感到十分荣幸的一件事，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信任我，选举我当了十一年的县人民代表和八年的县政协委员。
一九八六年起，我被在城镇选举委员会农口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为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光荣，我将努力工作，多关注和反映选民的意见和要求，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做出一个人民代表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三月，溧水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担任了在城镇第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戴玉陵，团员有王成韧、毛经栋、何家铭、张贵和、龚齐浦、蒋庆祥等。在本次大会上，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担任预算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选举中我与陈玉章担任了大会选举的总监计票员。
从一九九三年起，我又有幸成为县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担任县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委员，需要将广大人民的呼声，反映给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撰写人民代表建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直到我退休的十五年内，我写过许多建议案和提案，如 “关于要求将乡镇农业技术人员工资列入财政预算的建议”、“要求在县人民医院配备CT设备的建议”、“关于确保科技三项经费足额到位的提案”、“关于成立溧水县计算机协会的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有线电视事业的提案”等。
其中有三件建议案和提案比较重要，解决得比较好，影响比较大。
第一件是，几次参与提出“要求尽快解决县化工厂对城区污染”的人民代表建议案。
县化工厂建于七十年代，主要产品是碳酸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非常恶臭，严重污染着县城的环境，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一九九○年起，我向县委书记朱友发等领导多次提出：“老百姓现在谈论最多的、也是最强烈的愿望，是尽快解决县化工厂对县城造成的严重污染”，我又说，“这是全县几万人民的心声，县委、县政府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就会高喊共产党好。”后来，在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我和其它代表、委员又多次提出过治理化工厂污染的建议案和提案。
一九九二年，县委、县政府决定：用三年时间将县化工厂搬迁到群力乡爱景山锶矿；从而解决了危害县城老百姓二十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几万居民拍手叫好。遗憾的是，化工厂搬迁到乡下后，二干河的污染问题又严重起来；化工厂的污染没有解决，只是从县城转移到乡下而已！我希望这个工厂能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
第二件是，提出“成立溧水县新闻中心”的政协委员提案。
为加强我县的新闻报导工作，我联合魏德林、陆望梅、崔嵘、黄国正等委员，提出了“成立溧水县新闻中心，加强新闻宣传工作”的提案，这个提案的内容是：县委要加强领导，提升全县宣传工作的总体水平，改善宣传工作条件，建立工作网络，恢复出版《溧水报》等。县委书记朱友发对此很支持，这个提案被列为一九九四年县政协的一号提案。
五月十日，县委宣传部以第十三号文件，书面答复对这件提案的研究意见：“你们的提案，对于推动我县新闻宣传工作有积极作用，在认真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已向县委递交了成立溧水县新闻中心的报告。”
后来，县委经过周密考虑，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充实了新闻报导力量；增拨了宣传经费；恢复出版了《溧水报》，由武一轮担任总编辑；增加了有线电视频道。这些措施，使溧水的宣传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件是，提出“改善乡镇农技人员待遇”的人民代表建议案。
一九九四年，乡镇农技人员向我反映，他们的待遇偏低，综合工资水平比机关干部每月要少二百多元，有些补贴享受不到，年终奖金也得不到保障。第二年，我又接到七十一位乡镇农技干部亲笔签字的联名来信，他们反映：“由于报酬太低，不少人不安心于农业推广工作，二、三十岁想跳出农门，四十多岁想下海经商，五十多岁想提前退休。”为了解决农技人员的待遇，在当年的县人大会议期间，我提出了改善乡镇农技人员待遇的人民代表建议案。同时，我还直接找到时任县长臧正金和分管农业副县长卞金林，反映了农技人员的要求。
一九九五年，我又把改善乡镇农技人员工资待遇列入县政协专题协商的议题，县政协经科委农业工作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视察调研，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此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专门会议，经研究后决定：从县、乡两级财政中拨出专款，作为农技人员的基本工资和有关待遇的基金，在南京市五郊县中率先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我县广大农技人员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为农服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南京市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溧水县委、县政府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后来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了这个经验。
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溧水出现摄氏三十六度的高温天气，这正是高考的前一天。当我了解到县中考场几十个教室中都没有电扇的情况后，就向县委办、政府办提出紧急建议：“请县委、县政府组织机关各单位、各部门，立即给高考的考场送电扇，以保障考生安全。”这个临时提议，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两个办公室电话通知县级各机关：“请各部门立即行动，每个单位各抽出二台电扇，当天送到县中考场。”
七月七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我参加了县四套领导班子对高考考场的视察，我注意到在全县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溧水县中学的每个考场，都临时安装了几台电扇，受到了考生、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一致好评。
七、带队到商南县考察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受束润林主席的委托，由我带领县政协的同志，分乘二辆桑塔纳小车，赴溧水县的对口帮扶县——陕西省商南县政协考察交流。参加西行的政协同志还有张惠麟、吴仁均、叶引万、茹彩华、薛和珍、邓可龙、孙红英、张治龙、董开健。
途中顺道游览了南阳卧龙岗和内乡县清代衙门。内乡县衙门有这么一副长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长联把一官和百姓的关系表述得淋漓尽致，意在劝告为官者要摆正关系，明确自己的职责。
一路上崇山峻岭，峰峦叠嶂，林木森森，溪流淙淙，一派山林野趣。第二天傍晚，小车到达商南县县城，举目四望，环城皆山。主人把我们安排进县招待所。商南县政协的领导把位于二楼东部条件最好的一个单间，专门安排给我住宿。其实它只是很普通的单人间，没有独立的会客室，也没有卫浴设施，房间里有一张四尺宽的床，室内有两张单人沙发。为了安排我们的到来，主人特意换了新床单，放了一双新拖鞋，茶几上放了一些水果，这在贫困县，也算是高规格的招待了。主人告诉我们，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商南县考察时也是住在这间单间，胡耀邦“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发挥优势，振兴商南”的题词，使商南的干部和人民受到很大的振奋。
三月十五日上午，陕西省政协委员、商南县政协副主席李文举，主持召开了两县政协座谈会，进行了对口工作交流，双方交换了一些文史资料。期间，李文举副主席向我们了解东部地区机关干部的工资福利情况，我县政协办公室主任张惠麟回答：“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李文举副主席听后感慨万分，说他享受正县级待遇，只有七百元，认为很不合理。下午商南县政协陪同我们参观了该县农村、工厂等，晚上商南县委书记吴前进（是个胖子）设宴招待了我们。他们吃起酒来很投入，劝酒的劲头十足，一顿饭吃了足足两个半小时，这也是经济落后地区的通病。
三月十六日早上六时半，我们驱车去西安。离开商南县不久，汽车驶上了秦岭山脉的S型的盘山路，山道弯弯，汽车越转越高，天气下起了小雨雪。秦岭的海拔在二千米以上，是我国两大流域的分水岭，秦岭以北为黄河水系，以南为长江水系。
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天空突降大雪，气温骤然降到零度以下，汽车蜗行在离秦岭山脉公路制高点只有一点五公里处，路边是悬崖深谷，山坡十分陡峻，坡度大于十五度，由于大雪封山，路面打滑，车子无法前进，堵车的长龙已有上百台之多。我们曾两次下车，试图推车前进，皆因寒风凌咧，双手冻得麻木，都无济于事；此时薛和珍心发慌，吴仁均胃发痛，孙红英身发抖，大家只能回到车上避寒。由于油箱只有十几公升汽油，我们不敢使用小车的空调取暖。
我是带队者，汽车受阻在秦岭山顶上，非常担心会出事：如果有人冻出病来，如何是好？要是大雪继续封山，我们就要在车上过夜，其食宿如何解决？小车存油不多，山里没有加油站，一旦断油，怎么办？这里山高坡陡，加上冰雪打滑，汽车万一出事，后果不可设想！有人说：“三月一十三，出门多苦难。”
此时，很有经验的秦岭山民纷纷带上铁链、撬杠，抓住时机，帮忙推车挣钱。有一台新疆牌照汽车，熄火后无法启动，后来六个山民将其轮胎绑上防滑链，一边在轮下铺垫砂石，一边人工推车向前，终于将车送过秦岭公路的最高点，车子可以向下滑行，二公里路要了三百五十元。我们两台小车，开始山民索要每台车四百元，讨价还价后，每台车便宜了一百元，由七、八个山民一步一步把小车推上山顶。此时，已是下午一时半，坡度变缓，我们控制车速缓缓下行，终于平安下了山。在驶往西安途中的山岭中，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到处看到冰条、瀑布，景色美不胜收。事后，大家谈起此事时都说：“有些后怕、也感到庆幸和难忘。”
傍晚，我们来到了西安市雁塔区政协，主人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在西安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乾陵、永泰公主墓、法门寺。
途中，经过兴平市西北马嵬坡，这里有飘零在古驿站旁的芳魂——杨贵妃墓。据说，在唐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京师万分危急，唐玄宗匆匆携宠妃仓皇逃走，路经此地，杨贵妃被右彪大将军的随从作为祸国殃民的罪人愤而杀死。
三月十九日，我们一行人驾车直达华县，大家兴致很高，劲头十足，全力攀登险峻的华山。由于大雪刚过，上山的路很滑，攀登时艰险又加，同志们十分小心，消耗体力很大。下山时，都显得疲惫不堪，浑身无力。
回程时，我们沿途游览了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在兰考瞻仰了焦裕禄墓；在登封造拜了少林寺；在开封游览了大相国寺、铁塔。此次西行共十一天。
回溧水后，我向县政协做了赴商南县考察的汇报，特别介绍了商南县政协开展 “五个一”活动的经验。根据我的建议，当年，我们在全县政协委员中开展了搞一次调查、写一篇文章、献一条良策、办一件实事为主题的“四个一”活动。这一年，我县政协委员搞调查七十次，写专题报告六十五篇，献良策二百四十一条，办实事一百一十件，为全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业绩。
几年来，“四个一”活动在县政协搞得有声有色，后来，南京市各区县的政协也推广了我们的经验，开展了“四个一”活动。
八、流产的老挝考察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特别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一九九四年九月，南京市政府举办了规模巨大的“金秋商贸恳谈会”，邀请了几百位外商来南京投资、洽谈。溧水县侨务办公室芮中强同志做了大量的牵线搭桥工作。他专程到南京，委托南京市侨务办公室帮助我县引进客商。在金秋洽谈会后期，我县与华侨杜绍业先生达成了合作意向。
杜绍业先生，是旅居老挝的华侨，他本人有实业，是一位商界人士，经常在国外从商；据说，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老挝的交通建设等援建项目增多，杜先生的妻子家与老挝政界有一定的关系。杜先生很想利用双方合资、合作的方法，共同承包一些建设项目。
杜绍业先生热情地邀请溧水县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老挝，并建议组织一个合资公司承包老挝有关修建公路、运输土石方等合作事务。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杜绍业先生从比利时发来传真，真诚地提出建议：“溧水县考察团的名单要尽快确定，以便通知老挝政府给您们发邀请信。老挝正在开发，有很多生意可做。我们设想和溧水县联合承包修公路、运输泥石和其他开发项目的业务。目前只要溧水县来一、二十部自卸运输卡车，马上就有事可做。老挝南方公路建设，联合国已交给中国的保利公司承建，长度有四、五百公里，运输都交给当地各家公司承包。机会是很多的，来看看后就会明白。”
溧水县委、县政府对此事十分重视，为加快我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意与老挝组建合资公司，作为溧水县境外办企业的窗口，也希望探索出一些经验。几位县领导研究后，决定成立一个访问团，到老挝进行实地考察。团长由我担任，县交通局的领导参加，同时还邀请南京市侨办、南京市公路处的领导同往。
随后，老挝全国工商会给南京市侨务办公室发来了正式邀请书：
亲爱的管福元先生：
本人荣幸地通知阁下有关邀请贵方访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万象市的安排。谨代表老挝全国工商会对于您的请求及邀请如下人员访老表示兴趣。
姚治邦先生，访问团团长。
吴继健先生，交通局局长。
赵明春先生，公路站领导。
黄克荣先生，公路站总工程师。
管福元先生，官员。
在尚可传递信息期间，请告知贵方护照编号、贵方计划以及与有关机构的其他商务联系。届时需我方效力之处及贵方所要求的条件，请即告知。
祈盼玉音。
你忠实的
老挝全国工商会副秘书长卡姆·辛萨冯·诺瓦尼沙冯（音译）
接到邀请后，我们便开始进行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构思合资公司的方案，一方面做出国考察的准备工作。
老挝与中国是邻居，多少世纪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就络绎不绝。在湄公河沿岸，老挝人民常唱着这样一首歌：“看湄公河汹涌奔流，越过山林，穿过峡谷，孕育着老挝的国土，在那遥远的年代，湄公河啊！你带着光荣和友谊，来自中国……”
老挝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境内八成是山地和高原，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中南半岛上的第一条大河——湄公河，沿着老挝西部的国境，穿流全国。
老挝经济比较落后，境内没有铁路，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公路和水路。老挝的公路共有七千七百公里；其中柏油路面有七百多公里，铺石碴的硬路面约有一千八百公里。大部分是热带红土路面，一到雨季多因泥泞而阻塞不通；即使在旱季，因为很多路线曲折崎岖、路面板结，车辆行驶也相当困难；只有九号公路可以终年通车。
对于合作施工公司的投资，我们做了一个框算，中方的原始投入约为六百四十万元人民币。主要是四项内容：一是设备费五百二十万元（购置十五吨自卸卡车十二台、一立方米挖土机二台、一百二十马力推土机二台）。二是设备运输费，按设备费的百分之十估算。三是人员出国费，按十七人、每人四千元估算。四是不可预见费，按上述三项总经费的百分之十估列。
正当我们在忙于进行考察准备的时候，五月二十四日，杜绍业先生从比利时发来催促考察团启程的传真：
“因时间急促，你们来老挝后，由我和我妹夫或我太太接待，都讲中国话，不需翻译。另外，这是一次先来看看的考察性访问，今后是同我和我妹夫合作，老挝政府不出面，他们把项目给我们承包就是了，所以，不必很多人去老挝。主要是了解情况、看看这里的山林和公路，没什么地方玩，大约逗留一个星期足矣。届时将到首都，然后搭飞机去中部城市沙湾拿吉市和他曲市等地，旅途比较辛苦。请告知，什么时候您们可以到老挝，以便我安排时间去会您们。”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县交通局长吴继健，可能考虑到县内的工程建设任务比较重，或者是几百万元的资金筹集有一定困难；特别是老挝这个国家太穷，县公路站没有人愿意到遥远的、生活条件很差的异国他乡去工作。于是几经推托，使这次老挝考察访问和组建合资公司的计划流产。
九、向俄罗斯劳务输出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江苏省水利厅科教处朱亚生处长来电话，介绍如下信息：“位于俄罗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简称哈巴）正在进行城市建设，哈巴房地产开发商麦茄依股份公司已征地二十公顷，自有固定资金六百万美元，拟连片开发一个别墅小区。工程建筑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预计明年春季开始施工，工期三至五年，拟寻求中方合作伙伴，共同进行房地产开发。”他们的要求是：“合资合作，代表团互访，承包劳务施工。”
这个项目的联系人严思仁，他是解放初期的中国留苏学生，后任江苏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精通俄语。他前年退休，现受聘于江苏省东海县赴哈巴劳务输出顾问，至今已有三年。他对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军政界人士颇为熟悉。我将此信息向县委书记王德春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五日，王德春书记来电话说：“我县向俄罗斯劳务输出一事，已通知县建工局长芦鸿，希望能积极争取。”
四月二十六日，我带了县建工局副局长黄宝能，县水建公司副经理许敏、技术员邓家胜一起到江苏省水利厅，与严思仁、朱亚生、刘大恒商谈和研究，统一了如下意见：一是由严思仁和姚治邦两人，共同负责对俄罗斯哈巴工程的劳务总承包；二是选择江苏省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作为外经代理公司；三是由姚治邦负责组织一百名溧水县建筑工人赴俄罗斯参加施工；四是利用江苏省水利厅银花公司作为承包的中介公司。考虑到当时在哈巴的工程，急需补充中方工人，决定由溧水县立即安排八名建筑工人参加东海县承包。
五月二十六日，由我出面组织的八名工人正式赴北国俄罗斯，我和建工局领导在天生大酒店为他们设宴送行。
我们对麦茄依公司提出的工程合作项目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其投资回报率较高：如组织一百名建筑工人去俄罗斯工作，预计出国费用三点七五万美元、每年支出工资二十五万美元、医药费一万美元、日常管理费二点三万美元、中江公司和银花公司代理费各一点二六万美元、县建工局管理费二点五万美元、俄方税收约三万美元，中介劳务费一点六八万美元，实际支出总计为四十二点五万美元。而每年的劳务收入预计为五十六万美元，年投资收益可达十三万美元。
后来，王书记向我了解此事的进展时，正好麦茄依公司想来南京考察，王书记指示，由县外经委向对方发出访问南京的邀请；当时外经委主任王志林正好调动到县政协工作，王志林主任立即让人在南京办好了有关手续，并向俄方发出正式邀请函的传真。十一月二十日，俄罗斯客人，麦茄依公司总经理马·维克脱夫妇来到了南京，我到其下榻的南京五台山宾馆会见了客人；后来，在严思成的陪同下，客人们访问了无锡、上海和北京。
为组织赴俄罗斯参加建筑施工的一百名人员，我进行了几个月的组织协调工作：我先后与溧水县建筑工程局几位领导、无锡市水利工程公司总经理曹汉志、洪泽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赵学荣、高淳县建筑工程局局长童方家、宝应县建安总公司副经理范敬国等进行了多次商议。大家担心我们南方的工人，不适应俄罗斯哈巴寒冷的气候和环境；同时觉得工人每天十美元的实得工资偏少；加上俄罗斯后来提高了国外劳务人员的税收；还有，严思成总工程师在哈巴与俄罗斯方面的关系有点紧张。所以，这项为期三年的劳务输出计划没有能进行下去，严思成总工程师和溧水县的八名建筑工人也于年底回国。
十、做好人民政协工作
在县水利局担任一把手时，我没有集权力于一身，按照分工分权的要求，把责、权分给副职；现在，我在县政协当了副职，我更不要权，决心协助一把手搞好政协工作。政协的环境很宽松，工作很愉快。我只要用不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把分管的工作做好。
过去我对政协的认识很肤浅，只知道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听县委书记做一次报告，然后是一年来的政协工作报告和“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参政议政发言。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共产党是一党专政，一统天下。各级人大、各级政协流于形式，其功能十分有限，只能在共产党领导下，说一些赞同的话，做一些“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事。
李瑞环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李瑞环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不同，他有一脸深深的皱纹，但皱纹里满是微笑。他讲话平实、中肯、不冠冕堂皇，也不长篇大论；他的讲话通俗幽默、言简意赅、针对性强。
李瑞环的快人快语，敢说敢为的作风和“解放思想、大胆议政”的主张，像一股清风，为政协工作带来一股激情。他主张建立和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一些针对时弊、抨击腐败的言论开始在政协有了市场，深受大家的好评。
政协的任务，不是行使权力，而是凝聚全社会的力量，理解和支持党委、政府的工作。李瑞环用三句话来规范政协的工作：“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避免了政协走入与党政部门争权的误区。
协商对话是政协独特的工作方法。与党政部门完全不同，上下级政协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政协与地方政协商量工作时，不是用领导的态度来说话，而是用亲切的、客气的、协商的口气，来征求地方政协的意见。地方政协与党政部门商量工作时，也是用恳切的、协商的口气。在政协内部，一些人事的安排、会议的议程、政协的工作计划、向党政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等都是用协商的方法来统一政协委员思想的。
由于政协不是一个权力机构，所以它不像党委和政府一样，有硬任务，整天忙于公务。政协比起党政部门要清闲得多，除了一年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每季度一次常委会议、每月一次主席会议外，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调研。
在五届政协时，我分管三个专委会；一九九六年夏兴柏副县长调整到政协担任副主席后，教卫文体专委会由他分管；后来董怀生副县长调来六届政协担任副主席后，学习文史专委会由他分管；我的任务更轻松，只分管经济科技专委会。几年来，我们从溧水的实际出发，把调查研究作为政协工作的重头戏，探索了一条“党政出题目，政协做文章”的新路子，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格局。
县委、县政府根据全县中心工作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每年向政协提交一些急需研究的课题，请政协依题作文，搞调查、献良策。“党政出题目，政协做文章”，改变了过去政协在履行职能时自找题目、自做文章的一厢情愿、一头热的做法。这种新方式的作用很明显：县政协可以及时了解县委、县政府的党政领导当前在干什么？想什么？要求政协配合做什么？可以使政协工作更贴近县情，政协与党政领导思想上进一步沟通，党政领导对政协工作也更了解、更关心、更支持。
从一九九五年到二○○○年，县党政领导向县政协交了近一百个课题，如实施科教兴县战略、教育布局的调整、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等。县政协组织委员进行调研论证，撰写了很多立意有高度、分析有深度的调研报告，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县委、县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每个调研报告都作了批示。
二○○○年一月，根据县委书记的建议，我承担了“对我县特色农业的发展研究”课题的调研。这个调研用了五个月时间。我在调研报告中，提出了我县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一是形成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二是大力发展“优质粳米、双低油菜、无公害蔬菜、有机农产品、黑莓和青梅、优质茶叶、优质牧草、苗木、中药材、特种水产品”等十种优质农产品。时任县长王燕文对这篇调研文章很重视，两次对我说：“这个调研报告很好，我看了两遍，它对我县发展特色农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根据我的建议，县委、县政府决定由武兆伦同志负责组建溧水县有机农产品有限公司，大力开发我县的有机农业。“溧水政情”刊登了我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溧水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调研报告的全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政协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县政协组织委员投身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给政协工作带来了活力，为参政议政拓展了空间。
牵线搭桥、引资招商。政协充分利用海外朋友多、联系面广的优势，积极参与招商引资。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六年我们协助县政府接待回乡探亲、旅游观光的台湾、港澳同胞和华侨六百五十多人次；积极配合和参与政府举办的金秋恳谈会、对外新闻发布会、梅花节等招商引资和经贸活动，邀请客商一千多人次，引进外资几百万美元，为发展我县外向型经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陈文杰委员几年来已与多批外商洽谈合作项目，他所在的南京丰安公司已成为全县三资企业的排头兵，一九九六年被全国政协、农业部评为“全国创业之星”。
一九九四年元月，县政协成立了“溧水县海外联谊会”，旨是开展海内外联谊，招商引资，为发展地方经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它聘请了江萍、高秀梅、姚治邦、旅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孔金欧教授等为顾问。遗憾的是，这个联谊会没有举行过多少活动。
发挥专长，科技服务。各专委会注重发挥科技界政协委员和专家的作用，为发展地方经济多办实事。农业工作组专程赴国家级虞山森林公园考察，收集了资料，为我县无相寺省级森林公园的规划提供了参考。
开展委员活动日。财经委从五届政协以来，倡导了“委员活动日”制度，组织专委会或工作组的同志到一个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这个单位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五届政协以来，文史委加强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每年出版一期史料丰富、可读性强的《溧水古今》小册子，还与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合编了《溧水风情》，深受各界欢迎，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文史委还努力开拓新稿源：组织到台湾寄来的稿件，披露了民国期间江苏省省长郑谦参加同盟会的史实；征集到王伯沆的著作集及墓碑拓片复印件；从韩国古文献中复印回唐代崔致远有关溧水的记述；从北京征集到一批溧水濮氏的家谱和著作集。
同时，我们还与文化局、县文联合作，多次举办了书法、绘画、摄影展览、“迎香港回归诗会”，还配合县政府向社会各界征集城市雕塑作品。
政协的环境非常宽松，县委、县政府对政协很关心，在工作上很支持；对政协的建议和意见都很重视。县政协的各位同仁对我也非常尊重，我在政协的工作感到轻松而愉快。
十一、帮助西北院进驻南京
一九九八年三月，我七十年代在白龙江畔工作的同事、朋友，现为西北勘测设计院的掌门人张庆堂专程来溧水，与我商谈寻求西北院与江苏、南京的合作事宜。西北勘测设计院，现时已是全国十强设计院之一，为了壮大自己的竞争力，他们在珠海、浙江、上海等地建立了分院。由我牵头和介绍，西北勘测设计院先后访问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一些单位。
三月三十日，经我的牵线搭桥，西北院与江苏省铁路工程公司，在南京召开了合作洽谈会。省铁路工程公司的丁国新总经理是我的朋友，中午，他在南京双门楼宾馆宴请了大家，我还把中国南京对外国际经济技术总公司王谪副总经理请来，介绍给张院长。宴会厅大圆桌的直径有二米多长，近二十位客人就坐后，还觉得宽松。据说，丁总经理招待这一餐饭，就化了六千元。下午，我们到了南京市政协，我把张院长介绍给诸吉炤副主席。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友好的商谈，张庆堂院长谈了西北院想开辟华东大市场的意向；而诸吉炤副主席谈了南京市政协也在考虑寻找一个伙伴，合作搞一个经营实体。大家共同认识到，西北设计院同南京市政协在南京合作成立一家设计公司是可行的。当晚，诸吉炤在汉府饭店设宴招待了张院长一行，双方草签了合作意向书。
四月下旬，受张庆堂院长的邀请，南京市政协诸吉炤副主席、汪永茂副秘书长、贵处长、市政协经科委办公室主任廖广嵩，我作为特邀代表，专程到西安对西北设计院进行考察。
在西安，我们受到了西北设计院领导的盛情接待。张庆堂院长陪同我们参观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参观后，张院长送了一个古代小酒壶的复制品给我留作纪念。后来还安排我们游览了西安古城墙、大雁塔、碑林、四面佛、临潼的兵马俑、华清寺等名胜古迹。
在参观扶凤的法门寺时，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我们一行人来到法门寺大门前，一个看相的老人用手直指诸吉炤，说有话要告诉他。大家没有理会，正要走进大门。此时，那老者又指着诸吉炤高声喊：“贵人！你有好事来临！”诸吉炤将信将疑，停了下来，回首问老者：“我有什么好事？！”老者把诸副主席招呼坐下，对着诸吉炤端详了好一阵子后，用一种神秘的口吻对诸吉炤说：“你相貌不一般，是个做大官的人；你气度非凡，红运当道，东南方有贵人相助，十月定有大喜事。”一番话，说得诸吉炤兴奋不已，当场给了老者一百元，还对老者说：“如果十月真有什么喜事，我一定请西北院的朋友再送一百元给你。”当年年底，我向南京市政协的朋友打听，诸主席最近有什么喜事？他们告诉我：诸主席的工作中和家中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经过多次商谈，决定成立西北院南京分部，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西安市政协的领导得知南京市政协的诸吉炤副主席到了西安，非常热情，每天派秘书长来到我们的住地，看望我们。完成考察任务后，诸主席带了我们、偕同西北院的领导，一起来到西安市政协，参加气氛热烈的三方聚会。席间，西安市政协主席特意送了一套西安古城墙的纪念邮票给我，并盛宴招待了我们。
九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西北勘测设计院南京分部正式成立，在南京古南都饭店召开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南京市政协主席张昕、副主席诸吉炤、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学柏，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应邀出席。我被聘为西北院南京分部的副总工程师。年末，西北院南京分部接受了南京察哈尔路拓宽工程的设计任务。
第二年六月，张庆堂院长亲自飞到南京，感谢对西北设计院南京分部承担南京察哈尔路拓宽工程的设计任务提供过帮助的有关人士；为了感谢红娘，他将装有一千元现金的红包送给我，表示喝水不忘挖井人。第二年，西北院南京分部又承接了南京西康路拓宽工程的设计、宁海路拓宽工程的设计、淮河入海水道江苏段二百多万元的监理业务。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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