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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和谐的家庭
一、困难的个人问题
我大学毕业后，由于文革的影响和分配的风波，折腾了好几年。到白龙江水电站工作后，才开始了安定的生活。此时的我，即将跨入三十岁大龄青年的行列，还孤独一人，没有成家。我的心理压力相当大，心里总是空荡荡的；那种苦涩和空虚，别人是体会不到的。我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个人问题已成为我的当务之急、头等大事。我所在的水电工地，有一千多名大中专毕业的学生。劳动之余，白龙江畔，到处都有双双对对的情侣，吊着膀子，愉悦地依偎在一起，品味着爱情的甜蜜，真让人感到羡慕。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筑坝工区革委会副主任孟厚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她的父亲是河南省某县的县长，文革中被造反派揪斗得死去活来，现在被结合进县革命委员会。这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孩子，可能出于她们家庭所要求的择偶标准和政治条件，在我们见面谈心的时候，竟然查问我的祖宗八代。她小心地问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但她还要追问我：“是怎么死的？”这让我很难回答，对这位女孩子开始反感起来；虽然我们只见了二次面，我就决定与她分手了。可是，她居然对介绍人说：“小姚为人很好，文化高、有思想、人老实，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谈下去？希望两人继续谈对象。”那天，孟主任到处找我，我却躲在隔壁的房间里不敢出来。第二天我只能对孟主任讲：“我想调回老家，所以不想在工地上谈恋爱。”
这时，我的家人和亲戚正在悄悄地为我张罗着物色对象。
九月初，我向工区革委会申请回家探亲，得到了批准。我在工地上买了不少木耳、核桃、天麻等土特产，装了两个旅行袋，兴高采烈地回家。当时，国家规定的探亲假只有十五天，来回的路程假七天。这样的规定极其残酷，夫妻分居两地，一年一次团聚，只有半个月的假期，真让人无法接受。好在工地上实行大礼拜制度，两个星期只休息一天；加班的一天，可以在回家探亲时调休。这样，我的第一次探亲假，加上调休日三十三天，共有五十五天，接近二个月。
九月八日下午，我乘坐火车到达南京，小表妹从插队的农村特地赶来同我见面。将近两年不见，十八岁的表妹已出脱成大姑娘，红扑扑的脸上挂着微笑，让我感到亲切可爱。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十分投缘。
两天后我来到洪泽，大哥见到我十分高兴，执意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一天晚上，大哥介绍营业员詹漪雯同我相识。小詹喜读《红楼梦》，对书中的情节非常熟悉，特别喜欢女主人公林黛玉；经过几次交往，我感到小詹不但多愁善感，而且有些做作，笑的声音也有点假。在离开洪泽前，对大哥表达了我的看法：“这个二十二岁的小姑娘，我一点也不喜欢。”
从洪泽回到上海期间，我又在南京小住了几天。我对小表妹很有好感，也很想在个人问题上有所收获，临走时，曾在南京火车站试探性地问小表妹：“我们俩谈对象，你能同意吗？！”对于我的唐突发问，小表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是我在开她的玩笑，她用惊奇和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没有表态。
九月底，我回到老家上海浦东的周浦镇，全家人特别高兴。国庆节那天，母亲带我来到农村的姨妈家，与姨表妹陆来娣见面。十月上旬，姨妈带着女儿二次来到我家。后来，我的二舅舅根梅专程来周浦保媒，让来娣表妹同我谈朋友，母亲表示同意。来娣表妹比我小八岁，是文革中的高中生，家里是贫农，她对我有好感，愿意同我做朋友。可能当时我的心态不佳，我想调回南方，不想在工地上谈朋友；我也害怕在谈恋爱时，女方查问我父亲的情况；如果我与表妹谈朋友，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麻烦。所以，舅舅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没有表示反对。事实上，我与来娣表妹没有见过几次面，谈不上有多少了解，更没有什么感情。因此这个同意，包含着我的草率，也包含着我的苦楚、我的无奈、我对生活的失望和对婚姻的一种任务观点。
就这样，我与来娣表妹开始了通信联系。不幸的是，这位表妹由于不知道自己患上了很严重的血吸虫病，更没有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及时治疗，因而转入晚期。一九六九年元月初，她在我的二舅舅家吃喜酒时，突然大吐血，后急送上海东昌路医院抢救，终因病情严重而不治身亡。医院在死亡诊断书上写着：血吸虫病肝硬化，引起食道血管破裂。对这位表妹的突然去世，我感到很伤感。
话又说回来，我和来娣表妹是三代以内的亲属，按照后来颁布的新婚姻法规定，是禁止成婚的；如果真的结了婚，出生的孩子可能会有缺陷的。我与来娣表妹的婚约，只有三个月就终结了，解决个人问题又成了我的头等大事。
来娣表妹去世三年后，迷信的姨妈听人说，人死后在阴间也需要婚配成亲，应该为来娣选择一门“阴亲”。果然，来娣表妹的父母请了鬼媒人，帮助选择了一位年龄相当的已亡男子，与来娣结亲；择日举行了鬼亲的迎娶仪式，双方结为“亲家”。
二、老牛吃嫩草
与我青梅竹马的南京表妹云凤，是个苦命人。她六岁那年，由于家庭贫困，被亲生父母送给城里人扶养，以图将来有个好日子过。然而事与愿违，领养她的是我的亲姑妈，老太为人冷酷，有点变态；对待养女，犹如对待一个买来的小佣人，每天凶巴巴地让养女有做不完的事。
一九六一年，她养父长期在苏北出差，而养母又被下放到南京罗丝桥参加农业劳动。养母通过厂领导同意，让在读小学的养女一个人独立生活，上学回来在工厂吃食堂，晚上睡在工厂幼儿园的小床上。就这样，当年只有十岁的小表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了大半年时间。厂里的阿姨、邻居的大妈都说：“这个小姑娘实在太可怜了！”
她家住在中山南路铜作坊，大院落内共住有十八户居民。与她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咪咪、伟娟、细毛、永强、小玲珑、小燕等十二人，个个都过着小公主、小皇帝的生活。唯独小云凤的日子过得最为艰难，不但享受不到家庭的欢乐和亲情的温暖，反而经常受到养母的虐待。小云凤的胆子特别小，见到养母就像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害怕。在这个家里，小表妹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颤颤惊惊地生活着，从小受尽了折磨。老太的脾气很坏，经常找岔子打她，常把她的身上拧成一块块青紫色；老太一面打着她、一面还骂着难听的脏话，还不让她哭出声来。有一次，老太又要打小云凤，小姑娘吓得钻进了桌子底下，老太硬要把她拉出来，她抓住桌子不放，结果把桌子上熬好的一罐猪油摔倒了。还有一次，老太凶狠地用两手把小云凤的双腿一拎，然后使劲地把她往地板上摔掼。大院里的邻居都说：“小云凤的命真苦！”有几次，众邻居们实在看不过去，由董文华等姨娘出面，到居委会告老太虐待养女。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南京居民的青菜和副食品奇缺，每人每天只供应一两包菜，豆制品要计划，肉票每人每月半斤。南京的冬天很冷，冷得手都要冻掉。小表妹，当时还只是一个九、十岁的小姑娘，每天清晨四时就要起床，冒着严寒到许家巷菜场买菜。每样菜都得排着长队等候，买一次菜要化一个多小时。买菜回来，就忙着烧早饭、打扫卫生、整理家务；自己吃过早饭后，再为养母盛好早饭，倒好漱口水、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然后轻声唤醒养母，告诉她现在的时间是七时十五分，请老太起床；老太草草洗脸、吃早饭后，就到离家不远的厂里上班。
姑妈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小云凤很懂事，从小就知道家庭的艰难。有一次，她看到有大同学领回鞋底，加工挣钱，也动了心。这种鞋底，已由机器打好了眼，需要人工上线扎紧鞋底。小云凤也领回来几十双，利用课余时间给鞋底上线。由于力气小，要二天才能穿好一双，每加工一双鞋可以挣到一角钱。这一年，这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居然用自己的双手挣到了几元钱，成为她童年勤工俭学的经历。
后来，她上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又打断了她的学业。一九六八年的最后一天，只有十七岁的小云凤，成为知识青年，离开了家庭，插队到了南京远郊偏僻的小山村。这一天，大雪纷飞，饥寒交迫的知青来到夏家边的一所中学里，乡亲们用豆腐渣烧成“忆苦饭”招待了他们。她和同学王桂香（女）、朱祥珍（女）一起分配到溧水县群力乡河南大队马场村，并在这里度过了最困难的四年。第二年，她的养父被本单位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而扫地出门，全家人被赶出南京城，养父母双双就下放到她所在的生产队，一家人总算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当时，农村生产队里的工分单价很低，每个工只有四角四分，小云凤是五分工，劳动一天，只能挣得二角钱。她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个超支户，一九七○年劳动了一年，最后还超支十四元钱，可见农村生活之艰辛。
小云凤下放农村，我正在白龙江的大山沟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从那时开始，我与小表妹保持了长期通信联系。
这位比我小十一岁的表妹，是我看着长大的。以前我总是把她看成是小妹妹，她也把我看成是大哥哥。实际上，我很喜欢这位漂亮的小表妹，她身材苗条娟秀，一双聪慧的眼睛清泉般明亮。我总觉得她很能干，很懂事，什么活都会做；她不但聪明，而且脾气又好；她同我讲话时，总是笑眯眯的、软声软气的，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和甜美。
一九七○年国庆节后，我收到云凤表妹一封重要的来信。这是去年秋天，我在南京火车站向她提出“谈朋友”一事，她认真考虑了整整一年后，才做出的答复。她在信中要我慎重考虑：“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大学生，而我是个插队知青，条件比你相差很远；尽管前途是广阔的，但事情必须从现有情况谈起，希望你要考虑好。其次，如果要谈对象的话，你已到了急需结婚的年龄了；而我离开农村女青年结婚年龄还差二年多，如果提早结婚，对知青上调会有影响的。希望你要好好想好，会不会耽误了你，互相不要有一丝勉强。”她写这些话，显得老练而周到，让我感到她长大了、成熟了。
我喜出望外，赶快写信向她表示忠心：“我们两人性情相投，从小都吃了不少苦，互相是了解的，我愿意等你几年，待你上调后再结婚；今后成婚后，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有这样漂亮的妹妹与我相伴一辈子，正是我的福气。我暗下决心，今后，我要努力工作，活出个人样子来，让她过上好日子，不让她再受苦。许多朋友和同事羡慕我找了个年轻、貌美的小表妹，都说我艳福不浅；一些小字辈竟然戏说我是“老牛吃嫩草”；一些朋友妒忌我，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我的好朋友聂质逊夫妇这样祝福我们：“天龙地龙，一世不穷。”
这位小表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善解人意、温柔似水。我把她比喻成一只白天鹅，洁白神圣。我们两人在一起特别舒心，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就这样，我们谈了整整三年多恋爱。由于白龙江工地离开南京有二千公里，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平时只能靠两地书寄托相互的思念之情，我至今还珍藏着一百多封她当年写给我的来信。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更成为我们最为珍贵、最为幸福的美好时光。
我们相爱了三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们两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白龙江设计队的朋友们送了一本精美的大相册向我们祝贺。结婚时，没有请客吃酒，只邀请邻居吃了一顿饭。成婚以后，我们互敬互爱，互相关心，在这个温馨的小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人没有了烦恼，让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的甜蜜，如此的美好。
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她的养父被安排到县供销社的轧花厂上班。不久，她也进了城，做了几年家属工。她不怕苦、不怕累，什么活都愿意干：她拉过板车，她卖过水果；她做过苦力，扛着一捆捆硕大的芦帘和草包，走在窄窄的跳板上，码放到几米高的货堆上；她轧过棉花，这是很脏、很累的活，一天下来，满头满脸都是灰尘，连鼻子里满是黑灰。一九七六年三月，她被分配到县日杂果品公司当营业员。
妻子怀孕六个月后，岳母对小云凤说：“我们年纪大了，你生孩子时，让治邦回来照顾。”一九七六年国庆前，我请探亲假回到溧水，伺候妻子。妻子的预产期是十月十二日。
这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我陪同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在溧水县城的街上闲走着，妻子突然停下来，惊慌地对我说：“裤子湿了，可能要生了。”我们急忙赶到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接产的大夫是个常州籍的男医生，他检查后说：“不要紧的，是羊水破了。”那时候，医院的管理不规范，允许家属进产房照顾妻子。临产时，医生让她把大腿张开，并让她用劲；逐渐，我在她的阴户口看到了孩子黑黑的头发，我叫妻子再用劲。我开玩笑说：“要我来生孩子，我一使劲，不要一分钟就可以把小孩生下来！”说得产房里的所有产妇和医生都大笑起来。由于羊水先破，生小孩实在很吃力，一直折腾到早上六点多，女儿才降生，这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现在当上了爸爸啦！
女儿一生下来，邻居三妈妈教导我说：“可给宝宝喂些黄连水，以后不生疥疮，可解毒。”我就给女儿喂黄连水，小家伙竟然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我又喂了些红糖水，她同样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我再用黄连水喂她时，女儿的小舌头连连往外吐。由此可见，人最初的味觉并不知道苦，等到接触到甜味后，才对比出苦味。
我的心情特别好，全心全意服伺妻子坐月子。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每天上街买鲫鱼、猪腰子回来，给妻子进补。除了每日三餐外，还要在上午九时半、下午四时、半夜二时给妻子加餐，同时，还要承担起挑水、洗尿布等活。每天忙个不停，但我的心里十分甘甜。在女儿满月时，我买了一只三斤重的大甲鱼，光是一个盖子就用大焖罐烧了满满一大锅粘稠的甲鱼汤。
这次探亲假，我又到医院开了三个星期的“病假”，在家里足足住了八十天。回工地后，同事们都说我胖了，我对大家说：“我是心宽体胖。”我称了一下体重，重了十五斤。
四年后，我们的儿子又在这所医院出生，一凤加一龙，龙凤双全，令我们心满意足。
三、大哥英年早逝
大哥定邦担任洪泽县城建局局长以来，工作勤奋，在洪泽县干部、群众中的口碑甚好。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大哥一行突然来到溧水我家，一进门就急催我妻子：“快把治邦叫回来！”原来大哥三年前的肝病复发，拟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治疗。我赶回来陪大哥吃过中饭后，他们即起程去上海治疗。
六月四日，洪泽县城建局孙福会副局长专程到溧水，把大哥被确诊为肝癌的不幸消息告诉我们。六月十一日，小弟兴邦为大哥病情赶来溧水同我们商量。十五日，我赶赴上海，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看望大哥。因长海医院对晚期肝癌患者没有特别的药物，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故住院近一个月后，同意病人回到洪泽治疗的要求。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大哥夫妇俩，偕我老母亲、四弟建邦一起来溧水与我们相聚。三天后的早上，他们一同送大哥回洪泽县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七月十六日，我接到洪泽县城建局电话，知大哥的病情有变；我上午即赶到洪泽，到医院看望大哥，因看到其病情尚稳定，精神尚好，考虑到我局里的事务脱不开身，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了溧水。
七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一时，侄女晓红来电话告知大哥病加重了。我于下午五时半赶到洪泽县人民医院，大哥的病已很重，肝脏肿大、腹腔内已积满了腹水，医生也不敢抽，他神志很清醒，并强忍着病痛。晚上，我与先期到达洪泽的小弟兴邦一起守夜。大哥同我说：“上次，你走得太早，我有话对你说。”我含泪回答：“我这次不走了”，我以他的三个子女很懂事来安慰大哥，大哥向我们念了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令人伤感不已。看来，大哥完全清楚自己的病情。这天夜里，因放在病房里降温的大冰块融化跌落，发出很大声响，水溅到床上，使重病中的大哥受到突然的惊吓，他下意识的仰起头来叫：“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没有注意到冰块化坍，感到很对不起他。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大哥自知时间不多了，考虑到平时经常发脾气，遂对妻子小丁致歉：“我平时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小丁也哭着说：“我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也请你原谅。”儿子晓春悲痛得哭出声来，大哥见状，连说：“不要哭、不要哭”，晓春才不敢哭出声来。小三子是大哥最喜欢的，她年纪小，尚不懂事，大哥与她握握手后，说“再见”，让她离开了病房。同时大哥也不让老母亲进病房，以免老人家悲伤过度。中午，弥留之际的大哥向洪泽县委组织部的同志提出请求，要见县委书记张长荣，县委办急忙与正在淮阴市开会的书记联系，下午二时左右，大哥只剩下最后的气息，看到县委张书记一进病房，他用尽全身力气朝我们喊：“你们出去！”我们和家属就退出病房。大哥向县委书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后的愿望：“感谢组织上多年来的信任，祝愿洪泽县的经济发展更快，嘱咐丧事从简，请求把骨灰撒在洪泽的大地上。”十四点二十分，洪泽县城突降大暴雨，其强度之大、来势之猛，洪泽的老百姓说多少年来很少见到过。正是此时，大哥向县委书记作完了交待，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九岁。
大哥去世后，洪泽县委、县政府悉心安排了其后事。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由谢启明副县长主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维仁、县人事局长李建国、县劳动局长江庭华、县城建局党组书记刘克美和副局长付国良、孙福会、汤国太等领导参加，就有关善后问题同遗属进行商谈。商谈后的安排有：“按规定，供养小女及老母直系亲属两人；儿子姚晓春在淮阴城建职工中专读书，其工资待遇按纸厂同期进厂的工人标准执行，毕业后可以调到县建筑设计室工作；小女姚艳学习费用由城建局酌情补助；考虑到一个县城建局长，还没有分配到套房，现在还住在简易平房里，故特意规定，减免家属的房租百分之四十，房改时由城建局补贴购房款百分之四十。”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举行追悼大会，洪泽县各部门、各乡镇副职以上四百多名领导干部、离退休老同志以及淮阴市副市长专程出席了追悼大会；其规格之高、出席人员之多是洪泽县干部追悼大会之最。由于参加追悼大会的人很多，洪泽县城乡的花圈被购买一空。谢启明副县长代表县委、县政府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大哥的一生：“姚定邦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失去了一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好党员，失去了一位懂技术、会管理的好人才，失去了一位为四化建设勤奋工作的好同志。”下午，除一部份骨灰撒在洪泽的大地上之外，其骨灰盒送到县殡仪馆存放堂。
四、聪明上进的一对儿女
女儿小时候柔弱多病，由于扁桃体发炎，经常发烧，几乎每周要上医院，有时还要半夜看急诊，因而水利局的同事戏说：“姚家出了个林黛玉。”
她六岁那年，因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吃了好几天药仍没有退烧，急得我们团团转。五月一日上午，我们将女儿急送到县人民医院，女医生杨老太决定立即挂水进行消炎，并在水中掺加了红霉素。挂完水后，女儿直喊难过，浑身发冷，继而发抖，杨医生说可能是红霉素引起了过敏反应。一会儿，女儿高烧达到摄氏四十一度，我们被吓得惊恐万分；杨医生也没有了主意，让我们赶快去请儿科主任王宗华。王宗华大夫来后，将女儿身上的衣服脱光，把她放置在一条水泥石凳上，让我们用酒精在女儿的腋下、大腿弯、小腿弯、颈项等处不停地擦，帮助她散热；同时又让我们买冰棒给她吃。此时，女儿的神志很清醒，护士每隔十五分钟量测一次体温，折腾了二个多小时，女儿才完全退烧。令人奇怪的是女儿每发一次烧，她就比以前更聪明。
女儿在四五岁时，就能唱儿歌，有时还毫无顾忌：“新娘子的房亮堂堂，又是香烟又是糖；新娘子的房亮堂堂，一对乌龟爬上床！”
小时候女儿爱漂亮，喜欢穿新衣服。有一年春天，天气还较冷时，妻子让她试穿新裙子，女儿穿上后就不肯脱下来，晚上还要穿着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还是不肯脱下来，妻子没有办法，只能在裙子里面加了条毛裤再送她上幼儿园。
女儿四、五岁起，我在家里做了一块小黑板，教她认字、做四则运算、念唐诗。她很聪明，理解能力强，上小学一年级前，她已学会一千多个汉字，几十首诗。
在县实验小学的五年中，女儿的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得奖，多次获“三好学生”、“文明学生”称号；还获得过“县实验小学数学竞赛第一名”、“全县小学四年级数学竞赛二等奖”、“全县小学五年级学科综合竞赛二等奖”。
在溧水县中学，她学习很努力，上课用心听讲，笔记写得既详细、又整齐，老师表扬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初中时，她的成绩为班上前三名，高中的成绩在班上为前十五名。一九九四年高考时，她发挥得不错，考分五百九十七分，为溧水县中学女生中的第二高分；比当年江苏省高考第一批本科的录取分数线还高出四十五分。但比她填报的东南大学的录取投挡线尚差四分，后得到这所大学招生办公室溧水籍傅行军老师的帮助，女儿就录取在东南大学材料系。
高考结束后，妻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家的抽屉里盘着一条大蛇，着实让她吓了一跳；有人解说梦中见到蛇是我家要发财的征兆。
女儿上大学后，有一天笑着问我：“我毕业后如果到溧水来工作，能否当个局长什么的？”我听了觉得很好笑，又感到她的天真无邪。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论遗传问题，我有些得意地说：“我的聪明、我的勤奋、我的刻苦，在女儿身上都能看到。”但女儿一点也没有买我的帐，调侃地说：“我很不幸，因为我身上的许多缺陷都是爸爸遗传的：如近视眼、扁桃体发炎、个子不高、罗圈腿、体育差、缺乏音乐细胞……”我说：“你接受能力强，喜好理工科，难道不是爸爸遗传的吗？！”可是，女儿却否认说：“这是我自己修行的，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得来的。”她讨好地对她妈妈说：“我漂亮的大眼睛、脸上的雀斑是妈妈遗传的。”
与女儿相比，儿子则显得更调皮和天资聪颖。
儿子出生后，不到一周岁，妻子就把他断了奶。儿子的断奶一点也没有费心，当时，我母亲开玩笑，让妻子在乳头上贴块小膏布；儿子看到膏布，惊恐得再也不肯吃奶。断奶后，我请母亲帮助带儿子，母亲说：“这个孩子太金贵，不敢带。”我劝说母亲：“我常年下乡，云凤要上班，还要带女儿，实在忙不过来；只能请求妈吃一些苦，帮助带领几年，待我不下乡了就把儿子接回来；如果儿子有个意外或者因生急病死了，我也不会怪妈的。”这样，六十四岁的老母亲就把我儿子带回了上海。
老母亲在领养我儿子的四年中，每年都会带着小家伙回溧水住上几个月，让我们全家团圆。我儿子是个小调皮。有一天晚上，他从奶奶的床上爬下来，来到我们的大床边，要我唱歌给他听；我有意躺在床上不动，对儿子说：“我要死了！”儿子爬上床，用手指掰开我的嘴后，突然，在我的嘴里吐了一大口口水，全家人大笑。
儿子在上海期间，由于奶奶过分溺爱，光吃零食，三顿饭不好好吃；儿子显得营养不全，发育不良，身材矮小。五岁那年，我们把他从上海接回了家，送他到幼儿园上中班。当时儿子身高只有一○四厘米，老师说他个子太矮；我请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检查，经X光透视，儿子的骨头没有问题。由于回溧水后，儿子的三餐饭定时定量，又不让他多吃零食，几年后，身体发育逐渐正常；儿子上中学后，身高也与同龄人差不多。每年，我定期为发育中的儿女测量身高；每次测量时，我让他们赤脚，贴身站在房间进门的墙边，用三角尺比量身高后，用铅笔在墙上划一条短线；现在墙上留下来的一排铅笔线，成为他们不同时期生长情况的真实记载。
还是这一年，县农用车厂召开订货会，送来六听健力宝饮料。有一天，女儿回家，发现弟弟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蹲在地上喝健力宝。当时，女儿还不知道这种罐头是什么东西，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竟能把易拉罐拉开后独自享用，可见很聪明。
七岁那年，我们送儿子上小学一年级，面试的老师考问儿子：“太阳吃什么？”儿子回答：“太阳吃水。”老师又问：“为什么？”儿子答：“太阳能把湿衣服晒干。”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家长都说：“这孩子多聪明！”
淘气的儿子经常在外面惹事。有一次，他让别的小孩抓住鞭炮，由他来点燃引线，结果那个小孩的手被鞭炮炸伤，我们大人就买了礼物到受伤的小孩家里去赔礼道歉。小时候，儿子和盛扬两位小朋友都很淘气，有时还恶作剧地偷拔别人自行车上的气门芯，拔下来后埋在县政府大院的一棵大树下。有一次，女儿自行车的气门芯坏了，儿子急匆匆地赶到县政府大院，挖出他们埋在花坛里的一堆气门芯，取回来送给了姐姐，真让我们哭笑不得。上中学期间，他还是很淘气，有一次，他到县第二中学捅了一个很大的马蜂窝，结果他被众多马蜂蜇得肿了半个脸。
在小学，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优良，年年评为三好学生。
儿子姚健考上初中那年，正好女儿姚蓉考上高中。考虑社会上的同名现象十分严重，我们没有与子女商量，自作主张，到派出所将两人的名字分别改为姚玉蓉和姚子健。想不到，此举竟遭到两人的剧烈反对：女儿哭着鼻子说：“不想改名”；妻子说：“哭什么，有的人还改姓呢！你的同学费宇，原来从父姓，现在改从母姓。”儿子则批评我们：“原先取名时，你们为什么没有先征求我们子女意见？现在大家叫习惯了为何又要改名？”认为大人不讲理！还有一次，儿子开玩笑地埋怨他母亲：“你们把我生下来，没有取得我的同意，让我吃苦！”真让人无言以对。
儿子上初中时，早上不肯早起。由于起床晚，他在到校的路上就要一路小跑。班主任肖文才老师好几次告诉我们，姚子健上学时，一手看着马表，一边跨进学校 ，经常一分不差地刚好赶上打铃上课。
他的学习不太用功，但成绩名列前茅，同学们叫他“小博士”。由于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好，他经常获奖。初二那年，获“溧水县中学学科单项一等奖”、“第二届初中语文听说读写南京赛区三等奖”，后来又获“全县初三作文联赛三等奖”。
初三学年是儿子的得奖年。这一年，他先后在全国中学生比赛中获得南京赛区的四项大奖：“全国初中数学竞赛三等奖”、“全国初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二等奖”、“迎奥赛初中物理知识竞赛三等奖”、“全国初中化学竞赛一等奖”。儿子如此连连得奖，使我们对他的聪明才智、天赋和发展潜力刮目相看，认为应该为他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把他培养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我坚信，如果儿子能刻苦钻研，定能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
一九九四年七月，儿子初中毕业，我赞同儿子报考全省第一流的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我的大学同学康清梁博士很热心，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南师附中毕业的，后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康清梁找到该校校长闵开仁，把我儿子的情况介绍给闵校长听，闵开仁校长很高兴，认为我儿子将来必有出息，亲自在我儿子报考该校的推荐表上签字。在当年南京市统一中考中，儿子摘取了溧水县第一高分，被南师附中录取。
南师附中，这所名校的教学方法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中学，它采用启发式教学为主，学习环境较为宽松和自由、老师布置的作业量很少，学习不太紧张。这对儿子来说，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每个双休日都回家，一天到晚扑在电脑上。
儿子高考时，考分五百八十一分，与他姐姐一样，比填报的南京大学的录取投挡线尚差四分。我很着急，到处托人帮忙。最后按照走读生可降十分的规定，儿子被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走读生，真是有惊无险！当然，南京大学没有让儿子走读，仍然安排了宿舍，儿子在这里度过了他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
五、岳母其人
我的岳母，是我的小姑妈。她的第一任丈夫叫李松文，是国民党时期上海的一名伪警察。李松文只有一只耳朵，比小姑妈大十八岁，为人凶悍无情；而小姑妈的个性很强。他们结婚后，经常争吵打架。有一次，二人发生了口角，李松文大出打手，没头没脸地往死里打她；小姑妈悲愤万分，就把金戒指吞进腹中，以自杀相抗。后来，她被急送到医院，开刀取出了金戒指，李松文又吩咐医生顺手把她的输卵管摘掉了，使其终身不育。抗日战争胜利后，小姑妈在周浦认识了通益轧花厂的骆炳宏先生，两人幽会甚密。那时，我大约只有五、六岁，我记得，我受小姑妈的差遣，到我家南面不到一百米的通益轧花厂向骆先生传递过约会的消息。而骆先生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在苏北的江都老家还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儿女。上海解放前夕，李松文随国民党逃亡台湾，小姑妈和骆先生两人同居在一起。
解放后，小姑妈和骆炳宏没有固定的工作，期间两人跑过单帮，当过伙计；他们从上海到了骆炳宏的老家高邮，后来，在南京中山南路定居下来。骆炳宏有棉花检验的技术，一九五二年被江苏省棉麻公司招录为技术员；为维持生计，小姑妈也在南京三山街附近的街道工厂里找了一份缝纫工。
几十年来，小姑妈争强好胜的个性一直没有改掉。在工厂里，她当了小组长，对姐妹的态度很粗暴，大家见到她，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在邻里间她也不能吃一点亏，姨娘耿曼卿是小姑妈厂里的同事，人很老实，与她共用一个堂屋，小姑妈有些不讲理，几乎把整个堂屋都占掉了，有时还要到堂屋对面姨娘房子的边上去烧饭，或在姨娘家的墙壁上挂上自己家的东西，好在姨娘耿曼卿没有和小姑妈多计较。
小姑妈不能生育，一九五七年，她认领了小云凤作为养女。由于自己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因此对养女不懂爱怜，反而让小姑娘服侍自己；可怜的小表妹，既得不到养母的呵护和温暖，也得不到的养父的照顾和善待。一九七三年我和小云凤结婚后，两位老人为求得自身的清闲，不愿意帮助我们带领小孩和做家务。为此，妻子云凤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县通济商场当营业员期间，长期包吃早班饭，为的是让丈夫和孩子回家后能按时吃到中饭。如此艰辛的生活，妻子没有一点怨气；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不怕过苦日子。
八十年代中期，我担任了县水利局长后，工作很忙；后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书，平时空闲的时间就更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位老人对我们产生了不满，指责我们不经常去看望、孝敬他们，有几次竟然写信责骂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夫妻俩，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去看望他们。老人怕做事，我们买了菜，把菜洗干净后，带到他们那里，去烧饭、做菜给他们吃；吃完饭，妻子必须把碗洗净后，我们才能回家。过大年时，我们把他们请过来，一起吃年夜饭。我们结婚后的二十多年中，岳父母没有烧过一餐饭招待过我们。这样不体贴、不照顾小辈的老人在今天的社会上确实很少见。
一九九一年元月岳母生病，为方便照顾，我们把两位老人接回我们住处，并请沈小英医师到家诊病，经检查岳母患有肝癌，一个月后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为了解决日夜陪护病人的问题，水利局的同事苏家生从他老家请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专门照料岳母。大约住院一段时间后，在三月十四日清晨，因医治无效而病故，杨清铃等朋友帮助我们料理了后事。
大哥患肝癌先于岳母三年前病故，大哥与岳母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常会发脾气。联想到县水利局的周明宝，性子十分暴躁，大约在二年后也死于肝癌，死时仅五十余岁。我觉得，有些患肝癌的病人，可能与脾气暴躁有一定关系；俗话说久怒伤肝，有些道理。一个人应该与人为善，要学会与人相处，要尊重别人，多为别人着想，不要为一些小事或一些利益去争吵，随遇而安就行了。
六、别离四十年大团圆
妻子是苏北邗江县沙头镇陈祠村人，原名任桂兰，昵称“小兰子”。她至今还记得，六岁那年离家时的情景：小娘娘王兰妹带着她从扬州的六圩渡口，乘江轮摆渡到了镇江，后来又把她带到南京，送给孤身一人的同厂职工耿曼卿领养；但耿曼卿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害怕养不活孩子；就商请对门邻居、也是我的小姑妈领养。就这样，我的小姑妈就成为小云凤的养母。
小云凤，来到南京的养父母家，不但没有享到福，反而吃了不少苦。所以，她在幼小的心灵中一直在埋怨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中兄弟姐妹这么多，要苦大家苦，为什么单单把我送掉，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
我们结婚后，一直想寻找妻子的亲生父母。但是，由于小娘娘王兰妹搬了家，没有人知道其住地。直到一九九六年，姨娘耿曼卿得知王兰妹已搬到南京洪武南路西方巷的新住地，就带我们去认了门。在小娘娘处，了解到妻子的亲侄子任永军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电力局工作。这样，我们和侄子永军联系上了。下半年，侄子结婚时，我们夫妻俩专门去参加了他们的喜宴，在宴席上，妻子见到了离别四十年的同胞兄弟姐妹，一朝相聚，兴奋之情，实在难以表达。我们商定，明年一定抽时间到老家看望老父亲和全家的兄弟姐妹。
第二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一家四口乘小车来到扬州郊区沙头镇的老家。老父亲已八十一岁，身体仍健朗，为人很老实，且不多话。老母亲已于八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仍念念不忘三十多年前送走的小兰子。中午，三哥、三嫂烧了两桌菜招待我们；除了在西宁的大哥无法赶来外，参加全家团聚的有二十余人：老父亲、叔叔、二哥；还有三哥、大姐、二姐、妻子、小弟五家人。一个大家庭的亲人终于实现了四十年的大团圆，大家在一起，时哭时笑，问长问短，互相倾诉离别之情；关切之情，实在是难能可贵，妻子被这浓浓的亲情深深感动，感受到如此的温暖。不知不觉，五个小时过去了；临走前，我们给老父亲送了剑南春酒、碧绿春茶叶、麦片、糖果等；给每个兄弟姐妹各送了毛线、布料等礼物。
三哥、小弟住在与沙头镇紧接的陈祠村，两家均盖建了楼房，小弟开了一个小工厂，生活还算不错。大姐、二姐在沙头镇的农村也盖起了楼房。小妹家在施桥镇有小别墅，小妹夫韦文进，人很能干，在镇财政所当领导，是个吃皇粮的乡镇干部。
在闲谈中，妻子问家里：“我家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要单单把我送掉呢？”三嫂回答：“城里人要漂亮的小姑娘，几个姐妹中就数你漂亮些，所以把你送出去了。”多少年来，受苦受难的小云凤渴望着亲人们来看望自己，但一直见不到亲人的面，心里充满了酸苦。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亲生父母亲当时不得已的苦涩的决定，也给予了充分理解；这次来邗江认亲，我们显得很高兴，也了却了妻子几十年来的思亲之苦。有了这次走动后，相互的关系就密切了。
后来，我们每年去一次邗江，既看望老父亲，又与兄弟姐妹团聚。每年在春节之前，我们都会从邮局汇寄五、六百元，孝敬老父亲。
七、举家三庆游四川
一九九八年，全家三喜临门：一是我们夫妻结婚二十五周年银婚纪念；二是女儿从东南大学本科毕业，考上了硕士研究生；三是儿子高考，被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为庆祝我家的三大喜事，决定到天府之国进行旅游，这是全家第一次自费出门远游。
南京原野旅行社，是南京市第一家私营旅行社，我们请它帮助，它对我们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一家四人乘坐火车卧铺，到达成都。成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拿着原野旅行社总经理张阅斌的传真，亲自到车站接站，这让我们兴奋不已。导游安排我们在人民饭店住下后，带领我们游览了杜甫草堂、武后祠。在武后祠，我请导游帮忙，找到了被毛主席十分推崇的一副明代的佳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七月二十五日，旅行社派小车送我们一家到乐山，下午游览凌云寺、乐山大佛。在风景秀丽的嘉陵江边，请游人帮助我们四人拍了一张山水交映的合家福，照片拍得非常好，后来我们放了一张十二寸大照片。第二天清晨，天气出奇的寒冷，我们穿着租来的棉大衣，坐索道上了峨眉山的金顶，游览了清音阁、双桥、报国寺。
七月二十七日一早，从成都出发去九寨沟，大巴沿着岷江边曲折的盘山公路向上游驶去，我们沿途欣赏着川北秀美的山水景色，所以并不觉得累。下午，我们抵达叠溪海子，深蓝色的湖水坐落在错落有致的山岭中，风景无比秀丽。导游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一个大镇，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突然发生了七点五级大地震；这个处于震中的大镇，遭到彻底毁灭，死亡六千八百人，当时只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幸免于难。大地震造成地面下陷一百多米，形成这个世界上最完整的堰塞湖地震遗迹。对岸山头上还耸立着一所羌族的石头房子，是那场大地震中遗留下来的唯一没有倒塌的房子。傍晚，川北高原天空中的云朵被照得红彤彤的。
我们在茂县歇夜后，一早起来，继续我们的行程，车到了川主寺，透过车窗远望，山上一座“红军长征纪念碑”被照得金光闪闪。红军长征时遇到岷山千里雪，就是指这个地方。大巴行进到川北藏区，公路靠山的一旁，写满藏文的旗帜渐渐多了起来，导游告诉我们：这是藏族同胞的经幡，虔诚的藏民将经文写在上面，以祈求上苍的保佑；每当风吹过一遍时，就像自己念了一遍经文似的，它为游客增添了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上午，我们来到了黄龙景区，一池一池的碧水成梯田似的依次落差排列。溪水顺山而下，所流经的地方形成了黄色碳酸钙的地貌景观，阳光照在上面呈一片银黄色、银白色，美极了！游客们行走在木头铺成的栈道上，下面就是流淌的溪水，听着水声、赏着美景、吸着新鲜空气，实在是一种享受。
傍晚，大巴到达九寨沟风景区。为了确保景区不受污染，进入景区的所有车辆，在大门口都要用水进行冲洗、消毒。九寨沟的景点集中在三条沟内，众多秀美的海子和瀑布是九寨沟风景的特色；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海”，都是一些美丽的湖泊。
海拔三千一百五十米的长海，是九寨沟中海拔最高、也是最大的海子。从长海走十分钟就到了五彩池。五彩池地势较低，水色清澈透亮。导游说，在五彩池里洗个脸，男生可以永远年轻，女生可以永远美丽，为此大家都到五彩池里洗脸，以寻求自己的希望。镜海也很美，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面上，别具风格。
盆景海里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植物，成为一处处天然的盆景。而大片的芦苇随风摇摆，掀起阵阵芦苇浪，在夕阳下十分迷人，成为芦苇海的美景。晚上，我们参加了九寨沟民俗风情晚会：有篝火、烤全羊、少数民族歌舞等，观众的参与性很强。
最后，游览熊猫海、树正大瀑布、岷江源头等景点。不过最美的还是珍珠滩瀑布，电视《西游记》的片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景点集中，是步行区，走在木栈道上，欣赏着飞溅的瀑布，真是美不胜收。
而远方雪山——雪宝顶，在蓝天的映衬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像英勇的武士，守候在九寨沟的身旁。站在远处凝望，巍巍雪峰，尖峭峻拔，白雪皑皑，银峰玉柱，景色极其壮美，令人心旷神怡。
回到成都后，我们全家人特意多逗留了一天，主要是游览市容和享受成都的夫妻肺片、麻婆豆腐、鱼香肉丝等风味小吃。八月二日，回到溧水后，正巧遇到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的来临；我没有休息，就根据县委领导的意见，投入到和风乡紧张的防汛抢险工作中。
八、高息集资的悲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位于石臼湖畔的高淳县武家嘴村、溧水县张家村的湖边人，利用党的富民政策，开始念水经、发水财、走上了依靠水运致富之路。一九七九年，张家村的村民张宗谱第一个购置了几十吨的小木船，操起了水运的行当，增加了收入。第二年，他又造起了三百吨铁船，在全县第一个驾船乘风破浪开进长江。一石激起千层浪，跑水运能致富的样板，吸引和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户纷纷仿效。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石臼湖畔掀起了一股造船的热潮。一时，张家村西面湖岸的二公里圩堤、滩涂都变成了造船厂，竟然创下了全村一年建造五十六艘钢质运输船的奇迹。
后来，一些富起来的船主，认识到船大效益大，纷纷造起了几千吨的大船。武家嘴村和张家村的造船热，使高淳和溧水两个县出现了高息借款的热潮。造船户大多数以每年百分之三十六的高息，向亲戚、朋友、熟人拆借资金。到二○○三年，溧水张家村拥有钢质船近一百○二条，总吨位突破十三万吨，全年实现水运营运额三亿八千多万元，从业人员近千人。高淳武家嘴村的发展更快，在一九九九年，全村已经拥有个体钢质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全村二百○三户人家，户均拥有固定资产一百万元，人均年纯收入高达二万八千元，被誉为“中国水运第一村”、“金陵首富第一村”。
几年后，一些诚实、有信用的造船户还清了借款；有一些船户由于资金不足，船造到一半，无法筹资建造完成，只能将船低价转让；有的船户由于受到天灾人祸或者经营亏损，无力归还借款；更有一批思想不健康的船户，有意赖债不还。于是，与造船有关的民间借贷纠纷逐渐增多。
我当时已到县政协工作，政协办公室主任黄国正是张家村人，村上不少造船户请他帮助拆借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受过部队多年教育的黄主任找到我，许诺以高息向我借款。由于我社会经验不足，轻信了他的话，我抽出了用于图书销售的书款和向同舟公司借来的资金，分几次借给了黄国正。事与愿违，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厄运竟然摆在我的面前：一年后，借给黄国正的约五十万元巨资，竟有三十多万元，到期没有归还；后来我讨要了几年，黄国正一直没有还款。高息借款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让我一筹莫展，心情非常差。而我为了做到诚信，只能用家里的积蓄和朋友的借款，全额还清了同舟公司的二十万元借款。
二○○○年四月，在县“三讲”集中学习期间，对于我县造船户借款纠纷引发的诸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一事，我向县人民法院潘科明院长作了反映，希望县人民法院加大执法力度，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后来，我又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正荣院长写了信，徐院长十分重视，专门给溧水县潘院长打了电话，作了指示。当年下半年，黄国正就借款纠纷向法院提出了两件诉讼，经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两案均为原告胜诉：分别判决被告张先金、魏顺宝十日内一次性偿付原告黄国正二十一万五千元、二十一万二千元。后来，黄国正又向县法院申请两案强制执行。
这场官司执行四年来，被执行人的表现非常消极，还款率还不到二成；看来，两案的解决，要等到猴年马月，遥遥无期。
发生了这件事情后，令我心中十分不愉快，但也没有其它办法，只能顺其自然。我退一步想想，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如果没有写书和卖书的收入，我也就没有这几十万元的积蓄，现在虽然损失了这笔巨款，但对我家的生活没有带来多大影响，我们夫妻两人的退休金一年有三万多元，晚年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我们期望法院能加大执法力度，采取强制措施，将两案早日执行完毕。我也相信，黄国正，身为党员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他的夫人夏锁瑛，更是一个心地善良，人品很好、非常讲究信誉的人，夏锁瑛多次向我表示：“黄国正所欠的钱，一定会如数归还的。”
这种船官司与一般官司不同，被执行人常年驾船在江河流动，船难寻、人难找，执行工作很难开展。按理说，市县两级法院的领导如此重视，这两件案件应该能够执行完毕。但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两位被执行人对法院的判决根本不当一回事，不理不睬，置若罔闻，拒不还款；四年来，人民法院没有用自己的权威来保卫法律的威严，在限期内执行判决；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责令被执行人制订具体的还款计划；或者查抄、冻结被执行人财产，或者对被执行人实施拘留等。
二○○四年，在两案进展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国正全权委托我，协助法院处理这两件难案。考虑到这档事已困扰了我这么多年，我决心寻找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快速了结此案。六月，我主动向县法院孙忠武同志提出：“为了改变本案执行期长、被执行人还款不积极的现状，我愿意做出让步，与被执行人协商，适当减少执行款，但要求被执行人一次性结清案款。”
二○○四年是猴年。农历五月正好是马月。按公历计算，猴年马月从六月十八日开始，到七月十六日结束。
事情的转机是六月十八日，新世纪第一个猴年马月的第一天，在县法院执行大队孙忠武的协调下，我与被执行人魏顺宝进行了友好协商，双方互相理解对方的难处，互谅互让，协商结果，一致同意调减执行款百分之十五；当天中午，魏顺宝就把调减后所欠的执行款全部交给了我，该案一次性得到了结。七月二十五日，我与被执行人张先金也进行了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将法院判决的执行款调减百分之十五，当天中午，张先金就把调减后所欠的执行款全部交给了我，这件难案也一次性得到了结。这样一来，黄国正向我所借的钱已还了一大半，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件长达十年之久的借款风波，即将划上句号。
这两件拖了多年的难案，在一个多月内竟然得到圆满解决，从而开创了县法院“协商执行”的先例。“协商执行”做到了三个满意：首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回了大部分债权，所以债权人很满意；由于债权人对被执行人很尊重，经友好协商后，减少了执行款，所以被执行人很满意；对县法院来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了结多年的积案，所以法院也很满意。“协商执行”，是县法院工作的创新，它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办案工作富有人情味，更具灵活性。八月，县法院和电视台专门到我家采访了我。
这就是我经历的高息集资的悲喜剧。
九、奉献爱心
我的前半生生活十分贫困，得到过许多好心人的关爱和帮助，让我一辈子都铬记在心。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关心和帮助困难的人，也成为我们回报社会的应尽义务。
关爱弱者，帮助别人，必须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们弟兄五人，从小失去父亲，大哥定邦一直担当起半个父亲的责任，对我们兄弟关爱又加，在经济上长期接济我们，帮我们成家立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大哥去世后，侄子晓春、侄女小艳先后考上了大学，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每月资助一定数量的生活费；他们毕业后，都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的三弟安邦，是一个小工人。由于小时候患过大脑炎，有严重的后遗症，为人内向，性格孤僻，行为变态；九十年代起就病休在家，为了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几年来，我先后资助了四万多元。
三弟家的儿子姚子文，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我找小子文谈话，希望他树立信心，继续努力，复读一年，参加第二年的高考；在我的资助下，他终于考上了上海机电专科学校，毕业后被上海广播电视集团录用，并送到日本培训深造。
这几年，我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位残疾人。这位残疾人叫王国保。八十年代初，我在县水利工程队当队长，而他是我们单位的临时工。在天生桥闸除险石的施工中，他不幸被石子击中而左眼失明。由于他是临时工，县水利工程队和劳动部门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只给了一年的工资就把他辞退了。
王国保回农村后，为了争取“因工致残定期补助”的权利，与劳动部门打了几年官司。在他申请法律帮助时，我为他讲了话、写了证词，希望能够获得保障的权利，但最终没能打赢这场官司。为了帮助这位可怜人，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出主意、想办法、借资金，帮助他生活上自立和自强。
我曾经与县农用车厂有关领导打招呼，以优惠价供应一台金蛙牌农用三轮车，以便让他能载客谋生。我也帮他与县商业局领导打过招呼，在弯子口低价租用一间门面房帮助他开个小店；她女儿读书时，家庭经济困难，我从邻居那儿先后借了三万元给王国保，使其度过了难关。
现在小王的日子有了转机。女儿已经参加了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王国保在农村担任了村民小组长，每年有一些补贴 ；前几年承包的几十亩荒地，已经开始挂果，可以增加些收入；在农闲时，也经常打工挣钱。他的妻子小彭在合强公司做工，每月可以有六百多元的收入。
为了帮助这个困难的家庭，我们全家人的旧衣服、旧家具，全部定向捐助给王国保家。
我还参加过“爱心献春蕾”的活动。那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县妇联与南京市白下区在东屏镇举行了城乡挂钩捐款仪式，白下区为我县捐款近六万元，资助了我县一百多名贫困女学童继续上学，城里叔叔、阿姨的真情厚意让我县的不少学生、家长、群众深为感动。县委常委尹昭伦、副县长董怀生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捐赠活动。尹昭伦和夫人各捐助了一名失学女童，尹昭伦说：“大家帮一把，今后就会减少一个文盲。”我也捐了款，帮助了东庐乡一名失学女童复学。由于县妇联的努力，当年全县因父母双亡或家境困难而面临失学、辍学的女童得到了帮助，重新背上书包上学。
十、第一份遗嘱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我们全家人计划到张家界双飞旅游。但是在即将出发前的四、五天内，竟连续发生两次飞机失事的意外事件。第一件是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一架刚刚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的法国航空公司协和式客机突然起火，坠毁在巴黎北郊，机上一百○九名乘客和九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第二件是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由南京飞往成都的英国宇航B146客机，载着一百○七名旅客腾空飞行了约二十分钟后，驾驶舱内的一个红色警告灯突然闪烁不停，机长请示了禄口国际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后，决定返航着陆；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耗尽燃油后，终于安全着陆。
这两起接踵而来的空中飞行事故，对我们去张家界旅行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在出行之前，我们格外担心这次飞行的安全，如果一旦出事，我们全家四人，将一个不留地到达无人知晓的天国。为以防不测，特写下一则遗嘱，以便在飞机出事后，就“如何处理后事”，表达一下我们生前的意愿。这份遗嘱的内容如下：
今合家四人去张家界旅行，路途遥远。最近飞机失事的消息频传。考虑到一旦不幸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不但是可能的事，而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写下几句话，作为交待。
一、后事。我们已彻底地走了，无影也无踪，在天国将继续我们的旅行。你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搞任何“追悼”或“告别”之类举动。
二、索赔。我们参加的是南京原野旅行社张家界五日游，已办理每人十万元旅游人身保险，上飞机时也购买了每人二十万元的航空旅行保险，两项保险全家四人可以索赔一百二十万元。这是令我们想不到的一笔巨大的赔偿金。
三、保险赔偿金的分配意愿。
一是人死债不赖。有些企业急需资金，由我代他们借了几笔款子，应该帮我归还：某公司十万元、县政协同事武文保三万元、吴仁均二万元、王志林八点五万元、县农机公司职工某女士三点五万元。其中武文保等四人可以百分之十二的年息按月计息归还，以表借款的谢意。
二是给唐金梅（姚治邦生母）、任遵道（骆云凤生父）、骆炳宏（骆云凤养父）各十万元的养老金，以报答其养育之恩。他们三位均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愿他们健康长寿。
三是给姚治邦胞兄家的三个子女（晓红、晓春、小艳）各二万五千元；给三位胞弟（三弟安邦、四弟建邦、小弟兴邦）各七万五千元，以报答几十年来的贫寒家庭的患难之交和手足之情。
四是剩余部份资金的安排：给县政协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十万元，交最后一次党费九万元，赠给姚玉蓉的同学和好朋友李永新一万元。
四、家中三处房产的处置：南京莫愁新寓一套住房，是骆云凤侄儿任永军夫妇的房改房，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前，以十万元将此房出售给我们，我们又配置了一些家电和家具，现将此房回赠给妻子的三哥任祖德。
溧水县县前新村的老房子，以及刚分配到○八幢的新房子，全部赠送给小弟兴邦，以回报小弟对我们家的深情厚谊。
五、家中的全部现金和物品，以及借给别人应收回的钱，加起来一共有几十万元，也全部赠送给小弟兴邦。
这份遗嘱连同有关人的电话号码、借款协议书、房屋产权证全部装在一个资料袋里，封面上写着“生前重要文件”，放在写字台上。
当时，我们确实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冲动心情到张家界去旅游的；在返程时，当飞机遇到强气流而发生颤动时，女儿和儿子就显得比较紧张。从飞机上下来后，我们觉得完成了一种壮举，真的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从南京禄口机场打的回到家里，看到放在书桌上的“生前重要文件”，全家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十一、和谐的家庭
不少认识我们的朋友，都羡慕我们有一对聪明、有出息的儿女，羡慕我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女儿和儿子先后都考上了大学，加上我这个老大学生，我们一家人，出了三名大学生，真让人感到高兴。我调侃地对妻子说：“你真了不起，一个中学生，领导三个大学生。”后来，女儿和儿子又先后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妻子更是眉开眼笑。
我们这对青梅竹马的哥哥妹妹，成为一家人后，老夫少妻相敬相爱，恩爱无比，我们做到了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生活中志趣相投，配合默契。我们结婚三十年，几乎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双方用自己的行动，精心营造了这个温馨和谐、幸福快乐的美好家园。
我担任水利局的领导后，工作特别繁忙，每天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后来我著书立说后，更没有时间来照应这个家，反而把这个家当成是食堂、是旅馆。我的妻子不但理解我、支持我，而且十分体谅我。
在我们这个家里，妻子是最辛苦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达六年之久；我调回溧水后，因参加和负责一项水利工程的施工，又下乡五年，家里根本照顾不上。在写书、卖书的十年时间里，妻子更是辛苦。她除了操持家务、上班外，还要帮助我写信封、折叠征订单、包扎和邮寄图书，几乎每天要忙到深夜十二点。为了减轻我的担子，为了这个家，她一直在劳碌着、奉献着，无怨无悔。
妻子十分贤慧，相夫教子。她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但包下了买菜、做饭、洗衣服、带领孩子等全部家务；就连学校开家长会也是她参加，甚至连买米、换煤气包这样的重活，也没有让我操过心。就这样，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化在工作上，化在写作上，化在卖书上。
早上的时间最宝贵，她一早起来像打仗一样，匆匆上街买菜、回来烧早饭、抽空洗孩子的衣服；上班前半小时，帮孩子穿好衣服，然后全家人草草地吃好早饭。有时，小孩还要大便，妻子只好一面让小家伙坐在痰盂上，一面喂孩子吃早饭；吃完早饭，急急忙忙送孩子上幼儿园；桌上的碗筷来不及收拾，妻子就赶紧上班去。
妻子自己的生活很节俭，对我却百般体贴和照顾。记得在我下乡的那几年，只要我不在家，妻子从来不买菜，天天中午吃面条；晚上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就买一把小菜秧，打一个鸡蛋或做一碗蛋汤，算是对女儿的优待。而每当我从乡下回家，妻子又是买肉，又是买鱼，让我改善生活。那个时候，女儿老盼我回家，因为爸爸一回来，就有好菜吃了。
没有妻子长期的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百般照顾，我是不可能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发奋图强、持之以恒的。如果说，我事业上有点成功，这些成绩自然有我的一半，更有她的一半。
在家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心，逗不完的乐。我们经常会回忆起创业的艰苦岁月，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庆幸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也憧憬着有更美好的未来。白天，妻子买菜、烧饭、洗衣裳；而我看书、写作、打电脑。晚饭后，我们手牵着手出去散步、聊天，看田野里的庄稼，看天上的夕阳和彩虹。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我们对夫妻有了新的认识：“夫妻是同船共渡、是相互帮助、是宽容和谐、是理解奉献、是心灵的港湾。”我们相信，今后的日子，我们将相伴相依到永远。
当然，在生活的航程中，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小矛盾。这种小矛盾，几年中也会有一回。在二○○二年春节期间，我说了几句玩笑话，妻子有点生我的气，几个小时没有理我，这个情况被女儿和儿子觉察到了。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散步回家，女儿和儿子在我们的床头张贴了“爱妻六大守则”，让我朗读和执行：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一定是我看错；
如果我没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害太太犯错；
如果是她自己的错，只要她不认错，她就没有错；
如果太太不认错，我还坚持她有错，那就是我的错；
太太绝对不会有错，这句话绝对不会有错。”
就这样，我们的小矛盾，被儿女化解了。我们的一对儿女，都很懂事，学习都很自觉，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儿女长大了，我们对儿女如同对朋友一样，互相商量、互相关心。随着女儿的成长，妻子也关心起女儿的婚事。
女儿上大学期间，妻子经常对女儿唠叨：“眼睛擦擦亮，找个好对象。”希望女儿抓紧时间解决婚姻大事。在女儿上大学三年级时，她对一位连续二年考研没有成功的武汉小伙子有好感，但受到我们的异议；女儿读硕士研究生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介绍了一位设计院的小伙子同女儿认识，却遭到女儿的反对。女儿不客气地教育我们：“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不要瞎操心！”从此，我再也不敢多言，生怕被女儿批评。
一九九八年，我们全家到张家界旅游，女儿在宝峰湖的观音庙求签，询问个人婚姻如何，结果抽取了颇有意趣的一签，签云：
婚姻之事须考虑，一次谈爱枉费力；
要求二三得成就，百年偕老永到底。
也就是说，女儿的婚姻要经过二、三次交友后，才能找到百年好合的心上人。
果然，这个签得到了应验：女儿在上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在一次同学的喜宴上，认识了一位行将毕业的东南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研究生，名叫魏忠。他皮肤白晰，面目清秀，为人老实，待人大方，不吸烟，不喝酒。两人开始了交往后，发现有许多共同语言，双方志同道合，很快堕入爱河。女儿把魏忠带来我家，我们都很喜欢这位年青人；二○○三年四月，女儿玉蓉与魏忠喜结良缘。
二○○二年，女儿在南京审计学院管理系当了教师，二年后考上了不脱产的东南大学管理系的博士研究生；二○○四年，儿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继续在南京大学就读理论物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我们希望，女儿和儿子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而我和妻子也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憧憬着我们的情缘延续到金婚到来的那一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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