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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一、浦东民生
我对浦东有着一种浓浓的、深深的乡情，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上海开埠后，黄浦江以西一带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十里洋场，进而成为世界大都会之一；而与黄浦江一江之隔的浦东广大农村，由于地少人多，农业经济呈现日渐破产的景象。李平书、黄炎培等一批进步士绅，到处奔走呼号，谋求浦东开发。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大上海计划”，拟在浦东重点开发高桥、洋泾、塘桥等六区和三林、陈行、周浦三镇，成为近百年来开发浦东的第一个官方计划。
于是，一批有识之士办实业、兴新政、倡新学，启动了浦东农村现代化的序幕。按照“交通优先、实业开发优先”的方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建设了浦东周家渡至周浦的上南窄轨铁路，浦东庆宁寺至川沙、江镇的上川窄轨铁路，建设了浦东大道、沪南公路，构成了浦东交通大动脉，还开辟了黄浦江上几条轮渡线，大大改善了两岸的交通。与此同时，一批民族工业在浦东诞生：有的在浦东大集镇设立纺织厂，专营棉纱、毛巾、袜子业的生产；有的开辟花边、刺绣等作坊，使一批妇女有了经济来源；有的开设营造厂承包市区建筑工程；从而为浦东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社会生活得到了新的平衡。
当时浦东有不少大镇，比较有名的有周浦、北蔡、张江、洋泾、塘桥、三林、杨思、川沙、横沔、航头、惠南、新场、大团、杜行、南桥、奉城、朱泾、张堰等。
在浦东长期的农业经济社会里，农耕、渔业、盐业、纺织各业是主要支柱。由于浦东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加上农民天性勤劳，一般年景都能有较好的收成。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只要人勤快，就饿不死人。”农作物种植以棉花、水稻、油菜为主，麦子、玉米、蚕豆、山芋、花生、芝麻等杂粮为辅；浦东农田有着“年花、年稻”轮作习惯，这对土地休闲养护十分有利。
浦东农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民谚云：“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庄稼抵一年。”农忙时的农民，家家户户要在五更天下田，忙于耕田、落种、灌溉、锄草、施肥，每天摸黑回家，非常辛劳；收获季节的农民更辛苦，要连续十多天、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从事收割、脱粒、挑担等高强度的农事体力劳动。农闲时，大多数农户为了使庄稼丰收，要堆厩肥、罱河泥、施饼肥，忙个不停。
浦东农村普遍种植棉花，整个生长期间要锄田和除草三、四次。一般的地主、富农家庭的女主人头上扎着一块头巾，在烈日炎炎的酷暑，带领帮工亲自下田锄草，俗称“领脱花”，一天劳动十三、四小时，人很辛苦，工效也很高。
浦东人民勤劳朴素，男耕女织，一年忙到头，从来不知道休息，永远没有人闲着。在农闲季节，家家户户都会起早摸黑从事家庭副业。男人们或外出打短工、做小卖买，或编竹器、编蒲包、捉鱼摸蟹等；浦东沿海盛产芦苇，他们利用芦花制作成柔软、轻巧的“芦花帚”，成为适用于木地板或砖地坪的扫帚。小孩子放牛、放羊、打猪草。浦东妇女特别勤劳，且能自立。浦东农妇纺纱，用双脚踩转纺车轮，每人练就一手能放出三根棉纱的绝活；而别处妇女手摇纺车，只能捻出一根棉纱。妇女们还在整张纱线编结的网格上，编织各种图案，制成窗帘、台布等工艺品，这种称为“网扣花边”的手工艺品在欧美十分畅销。一些未婚的姑娘们也用巧手忙于绣花、织毛衣、编结花边等。浦东农村流行一种蓝印花布，有蓝底白花布和白底蓝花布两种，图案有麒麟送子、喜鹊迎春等，多用作被面、蚊帐、兜头巾等。还有一种用天然紫色棉花纺织而成的紫花布，民间传说老年人用紫花布做内衣能养血。
浦东地区将田地多、财产多的大户尊称为“财主人家”，将专为大户人家养牛、排车的农民称为“老佃户”，将少田、无田的农户叫“穷人家”。“穷人家”绝大多数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生活清苦，住的是草屋，穿的是土布，吃的是高粱、玉米、麦粞；浦东农村受宿命论的影响很深，认为穷富是命里注定的，所谓“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生的各人福。”
浦东民间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如农历二月十二，花木乡有花神会；二月十九柘林镇庙会，香客隔着东海在海滩上遥向舟山普陀庙烧香磕头，俗称“隔海烧香”；三月二十八，下沙镇有迎神赛会；四月初八，庆宁寺六团乡有浴沸节庙会，货摊林立，百业杂陈；四月二十四，周浦镇有三、四天演剧；八月十八，南汇海边芦潮港观潮。
浦东有一种“五方叫魂”的习俗：乡民患重病后，黄昏时节，家人在家焚香，大声呼喊病人名字，亲人分四处应答：“回来了”。谓之“魂落他乡要叫魂，一呼四应应声喧；红灯黯淡香烟散，魂未归来日已昏。”我清楚地记得，三弟安邦年幼时患大脑炎，昏迷了好几天，打针多天后的一天傍晚，家里摆起了香案，叫魂后，大弟居然清醒后应答：“我回来了！”全家人大喜。
浦东还有一种“求雨”的习俗：每遇久旱无雨时，由当地乡绅发起，延请僧道打醮，抬着城隍菩萨出巡，并将菩萨置于烈日下曝晒，以求感动天神，赐降甘霖。
立夏来临，正是农作物生长旺盛、田间管理繁忙的农忙时期，农谚说：“立夏三朝遍地锄”。这一天，浦东农村有“立夏秤人吃摊屑”的习俗，户户悬秤，男女老幼比称体重，家家吃草头摊粞、吃米苋、吃蚕豆、吃梅子，儿童吃“白窝蛋”，祈望皮肤光滑。
浦东农村的端午节很有特色：端午节前，新婚女儿与丈夫带着黄鱼、火腿与枇杷等礼品回娘家，称“送夏礼”；接着，娘家兄弟专程给姊妹送去夏衣、阳伞和草帽等礼品，称“送夏衣”。端午节当天，除了在门口、床架和蚊帐钩上悬菖蒲、束艾草、熏艾蓬外，还用艾叶将雄黄水洒到阴暗角落，灭菌消毒、避毒去灾。
端午节当天，家家包粽子、煮咸鸭蛋、还要在水桥头扔下几只粽子，以纪念诗仙屈大夫；户户还要吃“五黄”：黄酒、黄鱼、黄鳝、黄瓜、黄豆芽，以驱邪辟瘟。
端午节期间，浦东地区六里、严桥、周浦、朱泾等集镇的还举行龙舟大赛。有的集镇还进行校水龙大赛，别有一番情趣。
大约在农历五月二十的下午，周浦地区的各路龙舟集中于市河，进行龙舟大赛。参赛的龙舟均系轻巧的小划桨船，分成青色、银色、黑色、红色、金黄色，船上插上龙旗，龙头高昂，船身画有龙鳞，龙尾后翘，划桨饰成龙足。各条龙舟配司鼓一名、划手若干名，击鼓划桨，挥桨如飞，群龙竞翔，浪花飞舞。沿河两岸，挤满了争看龙舟赛的乡民，呐喊助威，风趣非凡。
周浦镇的消防车都集中到镇北的一个大塘四周，进行校水龙大赛。体型大的消防车称为“大龙”，体型小的称为“小龙”。比赛时，七、八条“龙”喷出的水柱同时射向高空，欲与老天试比高。四面八方的观众云集这里，欢呼声响彻四周，实际上这是全镇消防车每年一次的救火演习，消防队员都是商店职工或居民，我父亲也参加过消防车演习比赛。
农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的圣诞日。这一天夜晚，浦东地区人家点燃香烛，在门前或水缸边、柴灶边插遍捧香，儿童手持插满棒香的“落苏（茄子）灯”摇晃嬉戏，称“烧夜香”，以祈求神灵保佑。传说地藏王见人间龌龊，一直闭眼不看，每年在这一天巡视下界，睁眼看一看人间的情况。
浦东的儒教、道教、佛教历史悠久，清代传入了基督教和天主教。浦东的寺、庙、庵、堂等宗教建筑遍布各乡镇，解放初期，南汇县有各种寺观二百多座。由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各种宗教在浦东地区长期并存，互相尊重、包容宽容、和谐共处。这些宗教大都向教友宣扬：要礼貌忍让、要互相帮助、要行善积德、要关爱弱者、要济贫帮困、要多做善事。信徒们认为：宗教是自己精神寄托，它使人生变得有意义与目标，变得有依靠与帮助，变得有安慰与鼓励，变得有救法与盼望，变得有永生与归宿。我家南面一户姓张的女教友，在家门口摆了一只保温茶桶，每天烧两锅大麦茶，免费让路人解渴，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家北面有一户老中医，每天义务为穷人看病，不收诊疗费，只收少量的药费。周浦镇的天主教堂，经常免费给乞丐和穷人施粥。
浦东农村民居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差异甚大：大地主的住宅一般都是类似庄园的“绞圈”，门楼两侧置石狮子一对；前后有数埭，各埭两侧建厢房；有的宅内建有小花园、假山、四周建有围墙，占地好几亩。富裕农户住瓦房，正屋居中，两边落檐翅角，青瓦盖顶，墁砖、木椽屋面，圆木梁、木柱，有三开间、五开间等几种。中等农户一般居瓦房，也有住草房者，此种草房为草顶，木屋梁，圆木串梯，竹椽芦垫屋面，四周单层砖壁，数间正屋居中，两边落檐俗称“砖壁撑垛”。贫苦农民居住草房，稻草顶，竹屋架，芦垫竹稍屋面，四周“翻絮芦笆”。
四十年代的浦东农民衣着很古板，男人大多穿对襟布衫，女的穿大襟布衫，男女裤子都是无开衩、无口袋的叠裆裤。布料是自纺自织的浦东土布，有条子布和格子布两种，因结实耐穿受到农民的欢迎。富裕人家的男人穿长衫马褂、戴小顶子帽，女的穿绸缎旗袍或短袄长裤。也有少数人穿中山装、西装等新派服装。
浦东的木雕小有名气，一些殷实人家都有一些做工讲究的红木家具。我父母有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床楣有三块雕花板对接镶合而成。雕花的图案是五子登科，画面精雕细琢。
浦东的纺织工业品闻名全国，如有：南汇袜子（南汇是中国机织纱袜的主要发源地）、川沙毛巾（川沙是中国毛巾工业的发源地）、浦东土布、高桥绒绣等。
享誉国内外的浦东土特产品有：浦东白猪、塘脚牛、浦东鸡、鼎丰乳腐、高桥松饼、米花球、南汇水蜜桃、三林塘崩瓜、凌桥茭白、张江腰菱等。
浦东的本帮菜别具一格，在国内也负有盛名，如：八宝辣酱、炒三鲜、炒什锦、糖醋排骨、肉丝炒蛋、竹笋腌鲜汤、肉丝豆腐汤、白斩鸡等。还有一些浦东菜很有特色，吃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例如：牛踏扁豆炖猪脚爪、塌棵菜煮冻豆腐、弥陀芥、落苏干等。
二、我的双亲
人人都盼望有个美好的童年。然而我的童年，却一半是甜，一半是苦。
父亲叫姚国璋。民国元年，出生在一个已经破落的工商业主家中。他六岁时丧父，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均由祖母拉扯长大。伯父好吃懒做，后来吸食鸦片上瘾，经常把家里的钱财偷出去买鸦片，全家人为此争吵不休；有一次，伯父在和家人的扭打中，被父亲踢了一脚，受了重伤，死时才三十岁。大姑母伟娟嫁给周浦西南召楼乡农民华春楼，家里一贫如洗，靠种几亩薄田和贩卖小鸡、小鸭谋生。小姑母伟芳嫁给了一名巡警。
祖母溺爱儿子，为了不让儿子在冬夜里小便时受冻，想出了一个绝招：她找了一根大约一米长的细竹子，将节结处掏空；晚上儿子就可以在床上对着竹筒小便，竹筒连着地上的尿壶，这样在冬夜里就可以不受冻了。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浦东地区有所谓“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传统习俗，指的是上海郊区农村，许多因人多地少或家境贫寒的家庭，男儿到了十二、三岁，女孩到了十五、六岁便辞别双亲，到上海的店铺、工厂当学徒、做童工，外出谋生，相沿成习。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念过四年私塾；在十三岁那年，就到上海七街的“勤丰米店”当了四年学徒；十七岁起，在浦东杨家渡“同仁米店”做了六年伙计，因帮助老板娘干重活，脱了力，腿不能动，生病失业在家达两年。二十五岁，到上海西门路一家米店当伙计，一直到日本人打到上海来后，这家小米店关了门。
一九三八年，父亲为谋生，到川沙县陈水关桥乡迴兰小学教书，这所学校很小，有一排平房，只有几十名学生；第二年，担任了该小学的校长。第三年，日伪动员父亲当陈水关桥乡的乡长，他几番推辞，终因推辞不掉而被迫当了几个月的伪乡长。后来，父亲在镇江“正大腌腊行”做过账房先生，又到苏北贩过猪。
祖母勤劳、能干，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子女。她脾气不好，对媳妇比较凶狠，但对孙子却疼爱又加，常给我们讲她的光荣家世，讲上朝上代的故事。她经常绘声绘色地、惊恐地对我们说：清朝同治年间，粤匪“长毛”骚扰浦东，他们“吃大户、抢大户”，他们火烧孔庙、毁灭四书，他们滥杀百姓、掠财烧屋，他们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长大后才知道，“长毛”之乱，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在与清政府几十年的内战烽火中，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等地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几千万人民丧生。
祖母说，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喜欢下象棋；放学后，常坐在街边的棋摊上与棋友对弈。母亲告诉我们：“同她结婚前，父亲曾有过婚史八年，前妻因未生育而经常受到婆婆、小姑的打骂，后来被逼离了婚。
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夫妻和睦，父亲从来没有责骂过母亲，更没有动手打过母亲，母亲对此也很满足了。母亲告诉过我们，有一次祖母告状，要父亲打她，父亲不从，便气愤地责问祖母：“我原来的一个家，已给你们拆散了，难道你们又要拆散这个家吗？”父亲死后几十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对父亲有过一句怨恨。
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但记得父亲为我们买了一套智力玩具，有孔明锁、九连环、七巧板等。其中九连环要反复穿梭，顺序把九个环全部卸下，就算成功；玩这个游戏脑要清、心要细、一步一步来，大约用半个小时可以解套。这套玩具只是在过年时才拿出来给我们玩。父亲对我们子女很关心，也从来不打我们。有一年酷暑的晚上，高温难奈，他对我们小孩子说：“天太热了，把裤头脱掉，光着身子睡觉可以凉快些。”
母亲叫唐金梅，是横沔乡高西村人，她生于一九一七年腊月。母亲在家中是大姐，下面有四个弟弟。由于人多地少，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家人。十几岁时她和几个弟弟就相继外出谋生，到上海当童工或学徒。母亲的大弟炳生，为人憨厚，进了一家纺织机械厂当学徒；二弟根梅，在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当学徒；三弟根林，过继到川沙县周家，后来也进了一家自行车厂当学徒；四弟根海，则过继给同乡一户贫苦农家。
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从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在十五岁那年，到川沙陈水关桥的鼎新染织厂做了童工，进厂后先摇纱一年，后织布九年。
母亲二十二岁那年的年初，嫁给了父亲。结婚那天，她的两位弟弟划了小船来到陈水关桥，参加了婚礼。当年冬天就生下我大哥，母亲说，可能是营养不足，大哥出生一个多月后，才睁开眼睛。相隔不到两年，我成为老二又降临人间，小名叫“国国”。
母亲经常说，她在生我的时候，景象十分奇特：“眼前出现一片红光，红彤彤的照亮了半边天。”据此大家说我将来必有出息。幼年的我，人很瘦小，不多说话，但很懂事和机灵。隔壁“顾成大粮行”巧老先生是看我长大的，他总是对我母亲说：“国国聪明有灵气，将来能挣大钱，挣起钱来要百俩百。”意思是，我会交好运，每月要挣好几百元。父亲开了小米店后，为了让母亲看懂账本，教母亲识了不少方块字。
母亲天性聪颖，心灵手巧，干起家务事十分利索，做农活是行家里手。母亲是个能吃苦的人，无论是繁忙的家务，还是后来在小米店里扛米袋、晒场子等重活，样样都能干。她也很慈祥，生育了五个儿子，几十年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也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母亲的悟性很强，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写出人与动物三条以上的区别。我和小朋友只写了人会说话、人会劳动这两条，其它的写不出来了。正当我们冥思苦想时，母亲突然笑着对我们说了两句话：“背朝着天，用四条腿走路的是动物；头顶着天，用两条腿走路的是人。”母亲的这句“背朝着天是动物”的名言，把两者的区别说得如此透彻，让我十分折服，终身不忘；几十年来，这条“理论”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
母亲心胸开阔，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家乡许多人都说，我的性格与母亲十分想象。实际上，我的确继承了她的谦和、仁爱、坚韧的品格。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勤俭，待人要和气，为人要不贪，穷人要相助。”母亲的这些教诲，成为我一辈子的信念；她教会我热爱生活，学会顽强；无论人生的道路多少曲折和险阻，我都会乐观自信地挺身向前。
母亲连续生了几个孩子后，感到孩子多，拖累大。有人教母亲试用“蝌蚪避孕”的偏方，她就到池塘里捞了不少活蝌蚪，黑乎乎的装了一大碗，在临睡前吞服了。其实这个偏方，既没有科学根据，也损害妇女的健康。母亲有些迷信，有一次请人来给她看相，算命的人告诉母亲：“你这个人在男人手里享不了福，在儿子手里可以享福。”
母亲会哼一些小曲，她喜欢哼“孟姜女寻夫”：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
别家丈夫团圆聚，万喜良捉去筑长城。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全家随父亲回到老家周浦镇。
我的出生地陈水关桥，距周浦镇约有十几公里。它原是上海川沙县一个水网密集、工商业刚开始发展的小村镇；现在是浦东新区的孙桥镇，成为上海市现代农业开发示范区。我儿时离开这个小镇后，没有再回去过；如今一眨眼，我已年届花甲，我准备尽快携妻子回去看看，以了却宿愿。
三、老家周浦
在安宁和无忧无虑中，我在浦东的周浦镇，虚度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这也是我前半生最美好的十年。
周浦姓姚的人较多，民间有着这样一个流传：“先有姚家厅，后有周浦镇”。意思说，我们姚姓祖先在这里创业在先，周浦设镇在后。一九九八年，友人蔡桂明送我《南汇县志》，书中介绍了明成化年间，任太常侍卿的姚埙为周浦人，流传中的姚家厅即为姚埙宅，也称“南荫堂”，位于周浦中大街二十八号，堂额为翰林院侍诏文徵明所书。而我的祖辈却强调：我们这一门姚族的祖宗是安徽徽州人，是逃荒要饭到周浦来的；看来，两门姚姓是两条根。
周浦镇的历史悠久。据史籍介绍，这里原为长江口冲积平原，约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成陆。南宋淳熙年间，浦东三大寺院之一的永定讲寺就坐落在周浦，成为浦东地区一方古朴清雅之地。清顺治年间，周浦镇“街道迴复绵亘四五里”，已有“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的美称。上海开埠以后，经济发展更快；至民国初，周浦镇的商行多达几百户。
周浦是浦东地区的航运中枢，小轮船内通钦公塘内各地，外与黄浦江相接。陆路交通非常发达，除几条公路外，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已有小火车通往上海的周家渡。解放时市场繁荣，有“小上海”之美称，是浦东地区棉粮集散之地，尤以米业为盛。周浦米市，在上海小有名气，日成交量高达数千石（注：一石为一百五十九市斤），周浦的市河里停满了船只，大多是运送粮食的。
我印象中的周浦是一个交通方便、商业繁荣的大镇。我清楚地记得：刚解放时，周浦有居民两万多人，设为周浦市，两年后又改为南汇县直属镇。那时，周浦镇主要街道、弄堂装有路灯百余盏，但灯光很暗，大概只有十五瓦。这里气候温湿，雨水调匀，在郊外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盛产稻谷、小麦；南汇县油菜和棉花的单产之高，曾榜列全国之首。
周浦镇的小桥流水、明清建筑、人文景观，完全可与昆山周庄古镇相媲美。周浦镇的“三多”给人印象很深，让人留恋忘返。
一是河道多。镇内河网密布，骨干河道有南北流向的咸塘港（俗称“市河”）和东西流向的周浦塘。周浦的人家，大都是傍水而居。前门是街市，后门因对着河，被称为后河桥；出了后门，登上小舟，水路通四方。长达千余米的古岸、水阁和廊棚透出水乡悠悠韵味，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
二是古桥多。解放初，周浦镇区有桥梁四十六座，其中建于明、清年代形态各异的古桥就有四十一座，如聚龙桥、五福桥、关帝庙桥、悦和桥、紫潼阁桥等。
三是商铺多。周浦镇街道纵横，有东八灶街、竹行街、椿樟街、城隍街、中大街、衣庄街、油车弄、网船浜等。刚解放时，从南八灶街的汤家木桥到小云台街北端，形成了连绵十里、店铺千家、商贾云集、名店林立的繁荣景象。镇上的万新酱园店、三阳泰食品店、良利堂国药店等都是清代浦东的名店。
周浦镇区的街道窄而长，商店密集的中大街有六、七米宽，一般的街道只有三、四米宽，太平弄等巷道更窄，还不到二米。走进周浦的古宅深巷，真有“人在街中走，头上一线天”的感觉。当时中大街上有一家“德隆昌”日杂店，它的店招是黄炎培先生所题。
我家住在镇北端的小云台街，家宅是三间祖传的清代老屋和沿街两间门面房。小云台街北半部的小粮店林立：我家北隔壁是姚裕兴粮行，往北是兴昌义饲料加工厂和成大饲料加工厂，再往北有甄家石灰行、奚关楼竹行、周家石铺；南隔壁是申良杂粮行，再往南是通益轧花厂、宋家裁缝店和裕大粮行。
我们家店铺的前面，是一条南北向十五至二十米宽的市河；家宅南门的前面是一条只有三米宽小河。小河对面的唐家祠堂里，有一个看祠堂的书呆子，名叫唐仲尧。有人说他是位前清的秀才，一开口就子乎者也，讲起话来满腹经纶；原来由一位老母与他相伴；老母去世后，他一直独身生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拒绝一切新的生活方式：终年留着清代的长辫子，一年四季穿清代的长袍；坚持不穿洋布，坚持不用自来水，坚持不用电灯，坚持不乘坐自行车和汽车。他经常用小铁桶从窗户外的小河里取水；这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阶段受到多次批斗，不久就辞世。
在周浦老宅的西侧有一块祖传的菜地，面积只有两分多。老祖母酷爱园艺种菜，她把这小小的菜园子种得很熟，每年种上青菜、毛豆、扁豆、黄瓜、韭菜、葱蒜、茄子、萝卜、莴笋、芋艿、辣椒等许多品种的蔬菜，一年四季，茬口接得很好，从不荒废。每当夏秋，菜园子里有我最喜欢吃的两种瓜果：一种是甜芦粟，它比甘蔗略细，青色或紫红色；浦东地区农村均有，唯周浦种植的最甜，质松而汁多。另一种是黄金瓜，也叫十条筋甜瓜，因其金黄色的表皮上有十条白色纵沟而得名；瓜肉白色，质脆味甜，香气浓郁，属甜瓜中的上品。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岁那年，外婆在南门口进来，给我带来了“饭年糕”点心，它用煮熟的南瓜和上面粉，在模子上压成扁圆形，放在饭锅上蒸熟，就成为软软甜甜的“饭年糕”。
我对孩童生活的记忆已很淡薄，唯有儿时的一次大火、小朋友间的戏耍、过年等还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五岁那年小年夜前夕（农历十二月二十八）的下午，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在大街上置办年货。位于周浦镇中大街的大济桥堍烟纸店突然起火，一下子烧到了左邻右舍。购物的人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命。火势迅速蔓延，商家急忙组织救火，虽然救火会的消防车赶到，居民们也用水桶、脸盆送水奋力灭火；但由于街道狭窄、店铺连绵，终因杯水车薪，无法扑灭无情的大火。这场大火，焚毁了中大街万缘堂以东半条街的全部商铺。从此以后，周浦镇夜间的打更人，每个时辰都要绕宅而转，一边敲着毛竹管筒，一边高喊着：“寒冬腊月，气候干燥，前门看看，后门摸摸，家家注意，火烛小心”，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小时候，我经常到与我同岁的姚茂初小朋友家看连环画。他家中有一位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剪纸的手艺很高，徒手在纸上剪出一个圆，比我们用圆规画样后剪的还要圆。在他家的客堂里，我经常与茂初、秋阳、重尧、大哥等一起摔跤。有时候，我们赤着双脚，在小河里捉鱼，我们先用泥巴在河里垒出一道小埂，并用脸盆把水排干，然后捕捉小鱼，运气好时，也能捕到鲫鱼或黑鱼。有时还和小朋友一起蹬水车：我们像大人一样，把双手倚在水车的横杆上，双脚踩在车头的踏板上，车头带动龙骨和拍水板，河水经水槽就提升到农田里。
儿时的趣事记得不多，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和同伴一起用蜘蛛网粘拍蜻蜓、用棉花球捕捉青蛙、在田野里捉蟋蟀、晚上捉萤火虫等情景。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零食有三阳泰的椒桃片、寸金糖、状元糕以及过年时家里自做的米花糖。
家里吃蟹十分讲究。小时候，每年要吃几次螃蟹。螃蟹买回来后，要放在沙锅里养上两天，祖母会用碾碎的芝麻拌上麻油，一面抓住蟹的脚子，一面小心地用筷子挑些喷香的芝麻粉，往螃蟹的嘴上轻轻涂沫，螃蟹会吐着沫，咝咝地吃着，眼睛眨巴眨巴，表示它的满足。螃蟹放在锅内蒸著前，要用细绳子把螃蟹脚绑扎好，以防止螃蟹在热锅中爬窜蒸瘦了肉身。吃蟹的功夫不在嘴上，而在手上，不少人家都备有小剪刀、小榔头、小镊子等专用工具。像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似的，一番轻轻的开剥，谨小慎微的锤、剪、剔，无论是蟹壳里，还是蟹脚内的肉，都能被一干二净地挑出来。蟹是鲜美之物，慢慢品用，实在是一种享受。
四、难忘过年
我永远不会忘怀浦东农村过大年时那种虔诚、浓烈、持久的欢乐场景。
过大年是儿时最向往的节日。它不光是可以穿新衣服，吃最好的菜，还能尽情地玩。那时过年的气氛特别浓，常常是过了农历腊月廿，大人们就忙着清扫洗涤、购买年货、赶制新衣，全社会都笼罩在迎接过大年的浓烈气氛中。
先是农历十二月廿三“掸烟尘”。户户洒扫庭院，把老屋里一年没有见过太阳的家具、杂物统统搬到庭院里刷洗晾晒，清清的井水把庭院的青石板冲洗得温润如玉，家里院外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好清清爽爽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后是各家都要捣年糕，为的是日子过得“年年高”。西隔壁的邻居陈荣光家有一个石臼，我们每年都要到他家借用石臼，把糯米槌成粉。石臼呈圆锥形，中间凿空，安于地下，高不及一米。臼中有一石杵，杵上连接一块翘板，用脚一踏翘板，石杵就从石臼中提起；脚放开，重重的石杵便自动落下；一下又一下，石臼中的糯米便被重杵压磨加工成粉。
农历十二月廿四“送灶君”。浦东有“八月廿四家家有，十二月廿四比高低”的说法。各家争着把最好吃的东西（一般有干果糕点、团子、麦芽糖）做贡品，期望灶王爷吃得满意。半个时辰后，要在新贴灶王爷画像的龛前焚香祷告，把事先扎好的纸“飞马”烧掉，让灶王爷骑马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讲人间的好话。
农历廿七、廿八是“祭祖”的日子。祭祖的仪式隆重而神秘。供桌的后墙摆放着老祖宗的画像，一尘不染的八仙桌上杯盘碗筷摆得齐整划一，整鸡整鸭整猪头油光闪闪，干鲜果蔬红红绿绿，烛光荧荧，香烟袅袅。酒过一巡，全家老少按长幼顺序向老祖宗叩拜。我们小孩子在这种场合，不敢大声说话，走路时轻手轻脚，惟恐惊动了老祖宗用餐。
农历廿九，叫“小年夜”。家家的客堂里悬挂“福禄寿三星图”，象征子孙满堂、长命富贵。户户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家中贴年画，全家贴得红艳艳、喜洋洋。春联的内容大多是“增寿增福，百业兴旺”，“爆竹声中一岁除，天增岁月人增寿”。窗花和年画大多数是五谷丰登、招财进宝、天官赐福、胖娃娃抱大鲤鱼等。
农历三十，俗称“大年夜”，是过年的重头戏。除夕晚上，全家老老小小聚在一起，裹馄饨，做圆子，然后摆上一年中最丰盛的满桌子菜，鸡鱼蛋肉样样有，阖家欢乐地吃年夜饭。若是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要为亲人留出座位，并放置碗筷，以示团聚。
浦东地区有“留隔年火”的习俗：烧好年夜饭后，每户家庭把灶堂内红彤彤的炭块小心地用柴灰将其覆盖好，或者放在脚炉里留火种。到正月初一早上，家家不用划火柴，而是利用隔年留的火种烧饭，寓“一年火（富）过一年”。
吃罢年夜饭，全家人团坐在一起“守岁”，欢快地等候新的一年的来临。在这个“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客厅里红烛高照，通宵不眠。小孩们吃长生果、米花糖、各种茶食，大人们则带着喜悦的心情，祈福祈寿祈平安。零时一到，镇区鞭炮齐鸣，此起彼伏，声震四方。户户点燃香烛、敬天地、祭祖宗，鸣“开门炮”，家家争第一。回到房间，大人们早已把新衣服和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下面。我们反复抚摸装着崭新钞票的红包和散发着樟脑香的新衣服，心兴奋得嘣嘣直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然后做着甜甜的梦。
正月初一，是新年的开始，早晨有不少功课：小辈们起床后要向长辈磕头行礼，家中焚香点烛、供奉祖宗。然后吃水磨糯米粉做的酒酿小汤圆，象征着新的一年日子甜美。大年初一的禁忌最多：如不泼水、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倒马桶，以防走了财气；不淘米、不冼菜、不沾荤腥，以示聚财；新年里最文明，忌说破、死、光、鬼、穷等不吉利的字眼；忌吵架、骂人、打碎器物等。
吃过早饭后，放鞭炮、观看跑龙灯。我常随堂姐桂娟及邻居的香客，到本镇西城隍庙“烧头香”，众多香客争先恐后入庙敬神拜佛，以祈求神佛保佑我们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合家平安身体好、吉祥如意生意好。”
初一到初三，除商店开半天门“发利市”外，各行各业停业，人人在家休息。俗话说“一年到头神鬼放三天”，就是指这三天。
大年初四，镇区大户人家和工商业户都摆设香案，并在门口放鞭炮迎接“财神”。一些头戴纱帽、手执镗锣、脸上涂满金粉的“财神”来到各家门前登门表演，跳东跳西，说些吉利的话：“财神赐福，日进斗金，能发大财。”主人一脸虔诚、跪拜敬酒，送“红包”谢“财神”。工商界在这一天晚上都安排“开门酒”，邀请店内职工一起会餐，意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凡轮不到邀请吃“开门酒”的职工，称谓“停生意”（被解雇）。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是年的收尾，也是年的高潮。家家户户做高粱圆子、糯米圆子，象征合家团圆。中午裹馄饨，谓之“收心馄饨”，意为新年即将过去。这一天，浦东地区还流行“炭茅荡”之习俗：农民手持芦苇、稻草扎成的柴把，将田边茅草点燃，点燃后，绕着自家的田头边跑边喊：“花三担、稻六石、芝麻赤豆收几石！”“我家的庄稼比别人好！我家田里长金子！”其用意是感动上苍，期望今年丰收。
傍晚来临，家家挂红灯、村村出龙灯。周浦镇街上人山人海，欢乐的锣鼓震天响，各色的灯笼挂满街，民间艺人各显神通，舞龙灯、耍狮子、踏高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观灯看戏。周浦街上“打塔灯闹元宵”颇具特色：如逢丰年，由工商界募捐集资举办元宵晚会，在城隍庙、小云台庙等处竖立高杆，挂满层层塔灯，上下竟有十多层，每层燃挂着四盏点着蜡烛的红灯笼，四乡十里之内皆能见之。这些塔灯可供人们用花炮射打，打掉一盏，庙里添加一盏，不加限制，人们可尽兴炮打取乐。周浦的老百姓就在尽情的欢乐中送走了大年。
五、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百万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长江，开始解放华东的最后征程。
二月中旬，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发布十大行动纲领，号召浦东人民维护治安、保卫工厂、仓库和物资，迎接大上海的解放。在战争来临的情况下，我们全家随同成千上万居民逃难到乡下。
五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对上海进行了战略包围，五月十三日解放了金山县城，十四日解放了奉贤县城和南汇县城，十五日又解放了川沙县城。
五月十六日，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周浦镇剧烈交战。国民党青年军利用浦建公司的钢筋水泥碉堡和大济桥西堍一家蛋行的楼上作为机枪的火力点，向解放军进行猛烈的扫射。人民解放军九十一师官兵对据点的顽敌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终于攻克了敌军的全部据点，一举俘虏了少将司令耿子仁等敌人近两千三百人；在这场著名的“周浦解放之战”中，有一百多名解放军官兵献身。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在上海盘踞的最后据点高桥地区发起总攻，击毙了国民党军队两千六百余人，俘一万五千余人，至此上海全境解放。
周浦解放后，我们从乡下又回到镇上。我经常观看大人们游行，许多人排着队，一面敲着锣鼓、扭着秧歌，一面喊着口号，非常热闹。我感受到，这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欢迎，对新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七月下旬，六号强台风伴随着强暴雨、大潮侵袭南汇、川沙、崇明等县，风力达到十二级。南汇县境内年久失修的海塘被冲垮，千余人被大潮冲走和淹死。当时正值汛期，又遇暴雨，全县被淹农田有十多万亩，冲坍房屋一万八千多间，淹死牲畜不计其数，灾情十分严重。
县人民政府新上任的牟能县长率机关干部深入灾区，抢救围困在水中的灾民，动员灾民排水补种杂粮，帮助灾民自救度荒；政府组织了和部队官兵和几万民工修复海塘。政府还发出号召，动员各界人士向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我父亲也通过周浦工商联向灾区捐送了粮食和衣被。
与此同时，新政权在农村废除了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新政权还开展了“清匪反霸”斗争，以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接着，在全县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和开展反“黑田（瞒报的土地）”斗争；全县共查出“黑田”三万多亩，政府也掌握了农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状况，为土地改革作了准备。
南汇县处于东海之滨，当年全县有可耕田近八十万亩，每户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九亩左右，是个人少地多的县。
一九五○年，南汇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民主革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无田及少田的农民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会，成为新政权的依靠对象。运动开始前，首先进行了土地造册登记，继而划分阶级成分，然后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并没收他们的土地，最后分配胜利果实，烧毁地主、富农原来的地契，把地主、富农的近三十万亩土地和财产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五万多户农民。
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政府还没收了祠堂、庙宇、寺院、教堂的土地，没收了工商业者的土地，也没收了其他公地。
那一年，全县人口三十九万人，九万多户，共评出了地主一千八百多户、富农三千一百多户。
南汇县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评定阶级成分，基本上是以拥有土地的数量作依据，同时也酌情考虑农户人口的多少：凡是农户的土地少于二亩五分的被评为贫农、二亩五分到十亩之间的是中农，十到三十亩的评为小土地出租，三十亩以上的是富农，一百亩以上的则被评为地主。土改改革运动开始后，一些地主、富农把金银珠宝隐藏了起来，于是人民政府发动农民从稻堆里、庭院里、地洞里，甚至从夹墙里、粪坑里挖出地主、富农埋藏的“浮财”，有的地主、富农把财物隐藏到亲戚、子女、朋友、佃户处，最后也被农会追缴回来。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中，我们学校的小礼堂成为斗争地主的场所。在寒冷的天气中，农会把全乡的地主、富农集中到小礼堂，身上只让穿单衣单裤，在台上跪成一排，接受农民的审问和皮鞭的抽打。有一次，我看到跪着的一个女地主，竟是我家的一个姓王的亲戚，在我的印象里，她为人慈祥，待人亲善，想不到成为地主而遭受斗争。一些邻居和亲戚经常带给我们一些令人惊恐的消息：青浦县龙固区的农民出于仇恨，对地主进行了残酷斗争，活生生打死地主十五名；有的地方搞所谓“村村流血”；在浦东其它地方，也打死和处决了不少地主和富农。
土地改革显示了新政权强大的力量，它把“财主人家”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了“穷人家”。这种让穷人们不劳而获的刼富济贫革命，使中国农村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挑战：依靠勤俭持家来兴业置产、依靠勤劳致富来安居乐业的世道变掉了；富人不再荣光而成为可耻了，穷人不再可怜而变得光荣了。农村原来的一些名门望族、士绅和殷实人家，由于土地、财产被查抄、被没收、被侵吞，沦为新政权专政的对象，变得一落千丈：在经济上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在政治上成为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剥夺民主权利、被群众管制劳动的贱民。土地改革运动后，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中国的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
土地改革后，农民是欢天喜地的，政府盼发了新的土地、房产证，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新的土地、房产证上写明，此土地和房屋宅基地归某某所有，是某某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买卖交易。
在土地改革期间，祖母和乡亲的大人多次叹息着告诉我们：“大多数财主人家的家产和田地是他们祖上几辈子辛苦、几辈子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积聚起来的！”祖母还告诉我一个小故事：周浦农村有一位财主，家里拥有一百来亩良田和十多间房子，平时的生活节俭得让人不可思议，被人称为“守财奴”；农忙时只请几位帮工，家人和帮工每天都要十几个小时下田做农活；秋收时要把田里掉在地上的粮食全部拣干净；全家人一年到头只是过年、过节才吃肉。有一次，女主人为了让孩子吃顿馄饨，想了一个妙招：下午四点来钟，女主人抓了几把豆子，撒在财主回家的路上；然后急忙在家里和面粉、裹馄饨、吃馄饨，前后只用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财主在回家途中，看到有撒落在路上的豆子，就一颗颗地拣起来，等回到家里，母子早已吃完这顿美餐了。
那时候的宣传工作声势浩大，在新婚姻法宣传、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小学生都参加了游行。
新政权的成立，父亲表示拥护，他对母亲说：“战祸连年、民不聊生的苦日子结束了，从今以后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了！”为此，父亲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为工商界的一名积极分子。在举办庆祝活动或游行时，父亲还带头领喊口号。据说，他曾被推选为周浦镇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号召人民不要信教，做无神论者。共产党认为佛教和道教是宣扬封建迷信，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会道门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于是，新政权强行取缔了所有的宗教及会道门组织，让教徒都到政府登记、悔过自新；让僧尼还俗，集中学习和参加劳动；一些宗教头面人物被关押、被枪杀；大多数寺庙经书被焚毁、建筑物被移作他用。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精神风俗。新政权的做法，严重打击了信神向善、遵法守纪、服务社会、济世度人的广大教徒，同时也剥夺了千百年来老百姓一直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
六、镇压反革命
解放后，新政权着手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同时，缉捕了一批流氓、盗匪；接着对反动党团分子进行清查和登记；又封闭了妓院，将妓女集中在教养院进行学习，改造思想，组织她们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后来又查禁鸦片、取缔毒品，将涉毒人员收容和改造；通过这些整肃和震慑，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
一九四九年底，为了巩固新政权，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浦东地区和全国一样也都行动起来了。南汇县泥城地区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恶霸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犯。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从而掀起了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一九五一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全县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达一千五百多名。四月二十七日午夜，整个上海市统一行动，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多达八千多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城乡各地天天都有枪毙人的消息，让人感到胆战心惊、不寒而栗；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逃亡到台湾和香港。
短短几个月内，周浦镇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还教了一首歌：“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公审处决了七人；第三批公审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一个叫翁必先的人在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后来，风声越来越紧，许多父亲熟悉的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伪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是否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我有几个儿子，我不能走。”这一年的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
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恶运降临到我们家庭：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母亲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了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事后，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到我家，“抄”走了一些值钱的家具和小姑妈的服装等。抄家后，我们全家人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
这场突然降临的恶运，对母亲的打击最大，她不得不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一天也不休息，到处奔波，到处求人，同时还要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父亲被关押在南汇看守所，母亲去看望过三次。那时周浦到南汇县城还没有公共汽车，母亲只能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颠簸四十多里，赶到看守所，送去了衣服，父亲宽慰地对母亲说：“我不要紧的，有人说我敲诈顾六明，我说没有这回事，还同他们顶了一下；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会很快回家的。”
在南汇看守所里，父亲被关押了两个月还差二天。五月八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两个陌生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看；当我走过小桥边回家时，他们指着我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政府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当天下午，在周浦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数千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执行枪决前，在刑场上竟大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于是父亲在临刑前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之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然后把父亲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父亲后，我们又坐船回到了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一个人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的门口，监视着全家人的一举和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的进行恐吓；老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这一年，我才十一岁。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
“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法制很不健全，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全县被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人达到八百多名。
仅仅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全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了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为国民党政权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判刑、处决、管制和整肃，使这些家庭蒙受长达几十年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而当时的报纸上说：“通过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抗美援朝的后方。”
这场大镇压，遍及全国城乡的每个角落，被杀害的“反革命分子”多达几十万人，甚至达到上百万人。实际上，与新政权、与共产党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没有反对革命、也没有反对共产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被新政权加上“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而遭到无辜杀害，造成了一大批民众对共产党、对新政权的畏惧。
许多人说我父亲的死是冤枉的。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成为我的小朋友，他听大人说过：“你父亲真是冤枉的！”也有人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因父亲抢了他家的生意而向政府告发的。我们全家人，都坚信父亲是冤枉的，几十年来一直希望政府给予平反，脱掉我们头上的“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我们孤儿寡母不再受到社会的歧视，能与平常人一样享受尊严。
七、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声势浩大，从广大农村到所有城镇，到处都张贴着处决人的布告，全国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多达好几百万人，全社会都处于一片恐怖的氛围中，各阶层人士的心理上都有着极大的压力。
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最为复杂，他们有着政治上的理想，在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中，一直是共产党的同盟军，许多人是信奉实业救国的；他们一度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资本家开始对共产党很恐惧，不知所措。后来，发现共产党并不整商人，他们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又抓起了算盘和账本，用心赚钱。当时，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除了公开卖淫的娼妓被明令取缔之外，戏院、书场、舞厅、酒吧、夜总会、咖啡馆，依旧灯红酒绿，轻歌曼舞。
上海，当时是全国加工定货的经济重心。这一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进入了剧烈的阵地战；军需物资的市场，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急速扩大，让一些商人获得了不小的利润，上海工商业者欢腾了、欢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来到了。有的资本家甚至说：“共产党搞军事可打一百分，但搞经济只能打零分。”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二年初，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了不法商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破坏抗美援朝的报导。这些报导，结束了上海资本家的黄金岁月，也拉开了这个大城市“五反”运动的序幕，众多资本家被卷入到“革命的漩涡”中。
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有：上海梅林公司用腐烂的食品做成罐头，上海王康年等大奸商，以假药、次药冒充好药，送到朝鲜战场上以后，一些志愿军伤病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这些不法资本家所犯下的言之凿凿的罪行，不但暴露了其唯利是图的本性，而且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为了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一九五二年一月，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城镇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向违法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二月初，上海汉口路大康药房的资本家王康年被逮捕法办。
三月，上海市和周浦镇的“五反”运动同时展开。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被列为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两个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跳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就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自杀的上海资本家有好几千人。为防止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恐慌转为服从，不得不由抵制转为接受改造，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八、贫穷的生活
父亲在世时，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好过，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的艰辛。大哥和我有时从小米店的抽屉里取出一些零钱，在学校门口的烟糖店买糖果吃；有时钱不够，店主阿三还可以给我赊账买糖。
父亲一死，家里没有了主心骨，起码的生活没有了保障。我们一家人从此沦入深渊，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在生活上离要饭的乞丐只差一步。
父亲死后，剩下的家业只有几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七口人。当时，母亲才三十三岁。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下有五个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我的大哥十三岁，我只有十一岁，老三八岁，老四六岁，小弟出生才两个月。把孩子养大，成为母亲最大的心愿。一个柔弱的妇女，要挑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也实在太艰难了。
我家的耕地有两块，在家北面一公里的吴家行桥处，有一亩八分祖传的耕田；在家西面三百米处的沪南公路边，有三亩六分父亲购买的耕田，母亲一个人操劳耕种这几亩庄稼。按照当地的种植习惯，上半年种麦子，下半年种棉花，母亲种田时，总是把小弟弟放在田埂上。收割麦子时，我家最困难，由于没有劳动力，麦子往往烂在田里。后来政府知道了，有两年组织干部来我家帮助收割，把麦子挑回我家。
生活无着落，母亲要我看看父亲留下的小米店账册。我对照父亲的流水记载，把一些没有收回的帐一一告诉母亲，母亲就一家一家去收，绝大多数的人家都如数还给了母亲。有一个在小土窑烧砖的农民叫刘和，人很忠厚老实，父亲一死，他就把所欠的钱亲自送还到我家；但北面有一家竹行，店主叫奚关楼，欠我家六石大米钱，就赖账不还。
母亲原来是织布厂的熟练工人，进厂做工可以挣钱养家。经人介绍，她到离家一公里的立盛布厂做临时挡纱工，但微薄的工资还是不够全家人最起码的开支。后来，她恳求车间的领导，让她每天工作两个连班。领导说：“一天来回奔走十六小时，你不要命啦！”但在母亲的再三哀求下，就每天连上两个班，一天睡不到四、五小时。这样的连班，每星期有三、四天。每到发薪日，母亲就买回半斤肉，一家人如同过年一样高兴。一年下来，她明显消瘦了。母亲虽然勤奋工作，大家也公认她技术出色，但因家庭政治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转为正式工；两年后，只能离开了该厂。
为了谋生，全家人跟着母亲，都投入到“为生存而奋斗”中。
七十多岁的祖母负责种菜，我和大哥则经常用粪桶抬送肥料；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买菜了。祖母还带领着两个小弟弟在家糊火柴盒，每天糊十多个小时，能得几角钱，我负责将成品送到火柴厂。有时，祖母和母亲在家用手摇纺车加工再生的绒线，而我则负责到发料处拿回原料，并送去成品。
大哥负责养兔子，我们经常饲养一种名叫盎古拉的良种长毛兔，这种兔的产毛量较高，我们几个弟弟则负责在放学后割青草。四弟建邦喜好养羊，邻居陈霄荣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天，建邦穿着露出脚趾的鞋，把羊牵到河边或田埂上吃草，然后就倚在她家的墙边晒太阳，嘴里还说：“晒太阳，暖洋洋。”
年幼的小弟兴邦精于养鸭，有一年他养了三只鸭子，白天挖蚯蚓，摸螺狮，把鸭子喂养得油光滑亮，特别能生蛋。每天早上总能收到三只蛋，有时能收到四、五只蛋；有一天早上放鸭子时，竟然收到七只蛋，众邻居均引以为奇。
母亲还经常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到上海市区卖鸭蛋。我们必须早上四点钟起床，先到蛋行去排队买二十多斤蛋，每斤六角四分。由于货源紧缺，每人只能排队买二斤。这样我们母子三人必须反覆排队，有时还要插队；后来听说，卖鸭蛋的人可能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她从来不刁难我们。母亲带着我们，每天来回步行六十多里路，到上海居民区挨家挨户去推销。卖出时每斤七角五分，来回一次，只能挣到二、三元钱；有时不小心挤碎几个鸭蛋，就要赔本了。家里院子里有棵葡萄树，夏天结满葡萄。父亲死后，我曾采摘在篮子里，到汽车站叫卖，五分钱一串，乏人问津。一九五七年，政府发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各单位，母亲让我们上街去拣这些撕落的大字报废纸，每天能卖几角钱。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席卷到周浦地区。不管本人是不是同意，凡是私人耕种的土地，都必须“送”给公社。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家赖以生存的二处耕地连同菜园，就被公家无偿收走了，当时连一张收条也没有给我们。
没有了工做，没有了田种，一家人还得活下去。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到一王庙给别人家种田；过独木桥时，八岁的小弟吓得两腿发抖，不敢过桥。
后来母亲又开始帮人家洗衣服，每天要洗一大堆衣服，甚至要洗带血的内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客户还埋怨母亲洗的衣服不干净。
大炼钢铁的年月，母亲做小工，敲石子、推小车，每天可以挣到一元钱。为了家庭，母亲也拣过破烂，如破布、烂棉花、废塑料、瓶子、纸盒子、废电线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带着全家人经常到御桥、陈家桥等地拆坟廓、削砖头。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先要有人把坟墓外面厚厚的土层铲除掉，并由壮劳力把砖廓撬散，然后由我们这些人削去砖头上的石灰。砖刀，形似三角形，上面有一把木柄。大户人家坟墓里的砖，大多是用糯米浆作为粘结剂，砖刀打上去，冒出火花，很难削得动它。我们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可得四、五元钱。回家时，我们每个人还要背上几块棺材板，作为柴禾。当年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多一些，饭里要加上不少瓜菜。由于肚子吃不饱，三弟安邦走起路来经常跌跌撞撞。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一些好心人奉劝母亲：设法嫁个人，或者把孩子送掉几个。但母亲总说：“要苦一起苦，有钱难买亲生子。”或者说：“儿子是自己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怎能舍得送人。”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泪，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弟兄抚养长大，我们兄弟都有同样的心愿：以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贫穷的日子，不堪回首。全家除了门口的一口大水缸外，凡是能卖的物品都变卖了，家里已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成为当时我们贫穷家庭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只能满足于填饱肚子，从来不去奢望吃荤菜。全家终年不知肉香味。过大年时，根本无钱买大鱼大肉，只有一些简单的素菜。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五福桥边看一家乞丐，大小四人，坐在地上，用油锅煎鱼、烧肉，我看后，觉得乞丐的大年过得比我家好。有一年春节前，冬天河水结冰，我下河摸到几条鲶鱼，都有一、二斤重，这着实让我们美餐了一顿。
一次舅舅来家，为招待客人，我上街去买了三角钱的拆骨羊肉，估计只有三两肉。中午放在锅里一蒸，肉香扑鼻，口水直流。到吃饭时，我们几个弟兄，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碗底朝了天。舅舅只倒了一点汤，现在想起此事，还会脸红。
我们兄弟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躲得远远的。
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包子摊，闻着店里飘出来的香味，让我口水直咽。虽然每个小包子只要二分钱，但我却从来没有买过。有一次，家里买了油条，我分到一根，我小心地把先它分成两条，再将每条分成两细条，然后断成蚕豆大的小块，就着酱油，吃起来感到其味无穷。
我们很少有糖果吃。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一颗略带咸味的硬糖，我把它放在嘴里，含而不动，尽量不去吸吮它，第二天早上醒来，糖还没有化完。可怜可悲的是我的两颗大牙，在我三十岁时就因蛀牙严重而早早拔掉了。
由于贫穷，没有条件将家里收拾干净，每次卫生评比时，我家经常被评为“不清洁户”。周浦镇贯彻居民卫生条例后，宣布居民不准饲养家禽。而当时，我家养了三只浦东鸡，这是良种鸡，个体一般可长到九斤以上，一只大公鸡站在桌子边，会叼走桌子上的菜。我家养的鸡都有六、七斤，结果被居委会干部发现而没收了。母亲晚上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很着急地找居民小组长吴三妹论理，母亲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养鸡，就安排一个工作给我。这三只鸡，是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居委会的干部被母亲缠得没有办法，看到我家确实无法维持生计，就动了恻隐之心，一起赶到屠宰场，把即将宰杀的鸡，追讨回来，交还给母亲。第二天，母亲把它们卖了十几元钱，确实成为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依托。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逆境中的一家人和睦、友爱、患难与共，从来不吵架；值得庆幸的是，在那困难的年月，我们一家人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九、我突然聪明起来
五、六岁开始，父亲将白纸裁成五厘米的小方块，上面写上漂亮的毛笔字，在家教哥哥和我识方块字。那时候，父亲让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用描红薄练习毛笔字。七岁那年，我能识两千多字，父亲就送我到周浦镇中心国民学校第一分部（在悦和桥西南谢恩亭房舍，也叫“培兰堂”）直读二年级，我的同座是黄炎培的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我就读的周浦小学得到市民和校友的资助，扩建成二十多个班，原来的三个分部合并，有一千几百名学生，成为当时苏南地区最大的小学之一。
父亲在世时，我对读书不用心，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初小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体育、美术、音乐等七门；到高小还有童子军训练。如果学生的作业潦草，做错事，或者违反了校规，往往会被先生用戒尺敲手心、罚站（立墙角）、罚关（关吃饭、关夜学）来处罚学生。
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当值日生，扫过地后，把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去；在“常识”课任课老师的桌子上，我偷看到了期中考试的试卷，我便把选择题的答案，按顺序将“＋”、“－”符号划在铅笔上，结果考试后公布成绩时，我还是只得了七十分。
小时候，大人说我既聪明又调皮，“小聪明”是我儿时的外号。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与邻居小朋友四四争吵时输了理，情急中，我竟从地上拣了小块马粪往小朋友的嘴巴里塞，吓得小朋友拔脚就跑。我还做过一件错事，至今难以忘怀。有一次上美术课时，朱春江老师要我们作自由画，完成后可以自由活动。我迅速地思考着，要第一个完成此画。于是设计了一幅最简单的图画：我在美术本上，上面先画半个圆，下面加上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坟墓，又在墓前加画了一个小的长框，作为墓碑，一分钟不到我就完成此画。此时我觉得意犹未尽，竟在长框内写上“朱春江老师之墓”七个字。过了几天，我被美术老师叫进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要咒人，我无法回答，结果我被狠狠地打了十几板子手心。至今，我回忆起此事来，对无故冒犯这位朱老师深感自责。
父亲被政府处死后，我们三个上学的孩子都停学半学期，我们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一些小的家务事。学校曾几次到家里动员我们继续上学，并答应减免学杂费。秋天开学前，母亲对我们说：“你们要上学去，不要变成睁眼瞎子。”
秋天再次上学，我上五年级，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一听就懂；老师提问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发言。老师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小队长。
这年冬天，学校举行少先队活动。全校五、六年级的二十多个小队都参加了“北京至莫斯科知识竞赛”，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学科知识和社会常识竞赛，我举着小队的三角形红旗，带着小队的同学，在每站的知识题面前，能很快地说出答案，就顺利通过了。过五关，斩六将，结果，我的小队得了全校知识竞赛第二名。
这学期，我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第三名。说起话来有点大舌头的女班主任王君禄来我家进行家访，老师说我很聪明，要好好读书。还送我一个小日记本，她说：“你需要什么，可以写下来”。不知当时我是如何想的，王老师走后，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想吃粽子！”全家人大笑。
小学毕业后，要进入初中学习，当时周浦和附近几个乡小学毕业的考生有一千多人，而周浦中学初中一年级只开设三个班，招收新生一百三十五人。结果，南八灶街只录取了吴震根一人，小云台街上只录取了两人，就是我与陆明江家儿子。大人们说：“国国真聪明，十里挑一能考上中学。北街出了个小秀才。”
考上初中后，学校通知新生到县城查验身体，我记得那天下午是坐船去南汇的，当傍晚来临的时候，我把被单披在身上，伸出舌头，装神弄鬼吓小朋友，不少小朋友被我吓得哇哇叫。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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