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根基(1926－1989)
第一章 1926-1943年 “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泽民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
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七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七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
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江泽民七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1000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的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七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
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1939年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江上青的葬礼上，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延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
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做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做亲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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