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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九章 1989年1月—5月 “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四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四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八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重要。
“既然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哀悼。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名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一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 “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下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的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我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电话，以获得对学生运动的独立评估。“他问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诉他。作为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墙报上登满了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姓名及其担任的职务。其中至少有一处错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泽民、他的工作人员或他的亲属对此谣言否认了多少次，这谣言一直在反复地传播着，尤其是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现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学生领袖们说，他们将派出代表团前往工厂，争取工人们的积极支持。
第二天早上，李鹏、杨尚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报告正在恶化的事态。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北京市委随即根据邓的判断为《人民日报》起了一个社论。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社论以一句纲领性的话作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社论。第二天早上，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江仍然在处理《导报》危机。《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导报》的编辑们公然挑战的信息在同一个晚上到达。这两份报纸并排摆案头，好像是在相互宣战。江泽民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五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坐满了干部的体育馆内，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江以警告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江鼓励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的“重要指导方针”。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接着，他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负责发行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三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它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本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高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导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回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威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生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七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心有余悸，这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这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六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普希金的一座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泽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眠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五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到学生领袖那里，紧张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宣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八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定花了五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接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四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还有一条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理由，江为人们所爱戴，这是帮助这片一时四分五裂的土地愈合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江泽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他告诉工人们：“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江现在不再只关心上海的稳定，而是全国的稳定。
5月29日晚上大约10时30分，一座类似自由女神像的37英尺高、名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六辆平板脚踏车驮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第二天中午，由中央美院的学生们制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励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学生和外国记者中间，一个学生高声朗读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的讲话被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所打断，数小时之内他就再次飞往北方。
与此同时，邓小平将对江泽民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更好地团结。”
党内的争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外部的冲突却越来越严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处深宅，李鹏总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宣传部长王忍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他们召来了滕文生和另一演说词撰人，让他们草拟一封给全国的公开信。
“会是由李鹏主持的，江泽民几乎一言不发，”滕文生回忆着这一重大时刻，“我了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很疑惑江泽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完全没有料到，一无所知。我称他为‘江书记’，因为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
关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李鹏作了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发言，他给出了基本的大纲和主要的观点。“请到隔壁，”李鹏说，“我们会等你们写完。”
“我给两位可敬的学者一个半小时。”江泽民和颜悦色地补充说。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滕与他的伙伴一小时就写完了。他们回到开会的场所，大声朗读了信稿。与会者似乎很满意。只有李鹏作了几处次要的修改。他问其他人是否还有补充意见，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李鹏对滕文生说：“好吧，你们的工作完成了。你们走吧。”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洁明，在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细回忆中只提到了江泽民一次，那还是在提到他在上海“较为成功地对付示威者”的时候。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尽管如此，江一直为当时采取行动的人护言。他总会问：如果即使数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宫、唐宁街10号或爱丽舍宫前面扎营近两个月，那么西方政府会作何反应？
目睹事态的升级，江汲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任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今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当北京出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在愤慨中爆发了。他们用公共汽车做路障以瘫痪交通，割车胎，并拦截列车。上海市领导人对暴乱分子发出了严厉警告：要么就此罢手，要么面对严厉惩处。警方逮捕了若干名最激进的学生，同时，市委动员了约4万名干部和市民搬开设在路口的路障。机动巡逻队防止学生阻塞交通。由于人们对混乱日益感到厌倦，这一战略开始奏效。到6月7日，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三周后，江泽民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虽然继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八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在“天安门事件”的背景下产生的。“‘伟大舵手’及‘最高领导’这些称呼分别反映了毛与邓的威严与影响，‘领导核心’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克·台维斯写道，“江泽民新近被任命为总书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核心’这个称呼显然是专门用来加强他的地位的。”然而，“核心”的概念是跟不同时代的集体领导的概念紧密联系的，目的是平衡对享有权威的领袖的需要与禁止个人专断的需要。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瑟夫·福史密斯认为，“核心”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党的问题的最终裁决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拍板’与结束讨论的能力”。
随后邓小平宣布了离开政坛的打算。“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他告诉缄默的听众，并说他早些时候已告诉过李鹏和姚依林，可能就是在他通知他们元老们决定选择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时候。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三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主要的元老参加，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3天。在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感担子很重，”江对与会者发表了讲话，“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吃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其他人则看到了这一选择的优点。“这个决定给人民带来希望，”一位外国外交官指出，“至少，他可以和外国领导人握手。”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他谈到了前进所必须进行的妥协。“从平衡角度考虑，”他说，“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是对外开放的象征，同时又和党的元老们合拍。”
其他称江为“非常机智、非常温和的令人喜欢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见过江的咨询顾问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认为在美国有哪位政客会有这种才干，”她说，“他走了进来，就像是君临现场。”
在北京，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逆转。四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就像他在以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样，江必须要证明自己。这一次，是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江宣布“严惩那些煽起了动乱和叛乱的阴谋家、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对他们，”他说，“不能给予丝毫宽恕。”与此同时，他亲近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继续说心里话。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改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五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庆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学费。他父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调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女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在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是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么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到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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